◎李金辉，王旗R
黑龙江大学a.马克思主义学院；b.哲学学院，哈尔滨150080软轴
摘要：国内对阿尔都塞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走出阿尔都塞”的倾向，越来越强调阿尔都塞的理论影响和学术史效应，以及与西方左翼激进政治话语进行理论对话,“后阿尔都塞派”的影响越来越大。针对这种趋势，我们认为更应该“回到阿尔都塞”对阿尔都塞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学术史效应应该以思想史研究为基础，夯实学术史争论的理论基础和文本思想依据。阿尔都塞思想史研究应该以当代学术史的争论和政治实践效应为背景，从理论上介入当代学术政治史的争论。建立二者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有助于建立阿尔都塞研究的历史性和当代性之间的“视域融合”，超越割裂二者辩证关系的理论原教旨主义和庸俗的实践政治化倾向。 关键词：“回到阿尔都塞”；“走出阿尔都塞”；学术史效应；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21）03-0095-07
近年来，国内阿尔都塞的研究主要是对阿尔都塞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深入探讨，比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矛盾的多元决定（过度决定）、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社会赋形、不同时代的交叉、“反主体性”等概念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阿尔都塞的早、中和晚期的不同文本，涉猎的领域比较全面。对阿尔都塞文本的研究已经引起重视，但对阿尔都塞未出版作品翻译、研究不够，相应的译著亟待译出和出版。《论再生产》的译介和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围绕该书写了很多文章。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已经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 在研究主题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与斯宾诺莎的关系已经有学者进行研究。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哲学观以及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也有学者涉猎，尤其是文艺理论、文学批判和美学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对阿尔都塞的理论和核心概念的“应用”。总的来看，国内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对阿尔都塞理论的“应用”研究以及学术史效应研究，比如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关系的研究。阿尔都塞的弟子，如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等人的思想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大力追捧，而对于阿尔都塞本人“思想史”的研究反倒不够深入和系统，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关于国内阿尔都塞的研究现状，有论者作出了精彩的概括:“阿尔都塞在当代中国西方左翼理论研究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建制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大多归属于文学学科建制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研究，都将阿尔都塞看作具有重要地位，但却被其后继理论家，如福柯和齐泽克所’代谢’掉的思想家。另一方面，随着西北大学出版社’精神译丛+对阿尔都塞著作集的系
统翻译和评介，我们又见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思想形象。这个思想形象不仅没有被后世西方左翼思想的演进所迭代，而且不再局限于’左翼+和*激进’的标签之下，具有更为强大的理论传统性和当代解释力$'[1]国内对阿尔都塞的研究有“横向扩展”的趋势，阿尔都塞与思想、阿尔都塞与文学批评和文艺美学、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都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而“纵向深入”的研究，对阿尔都塞本人思想史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明显不够。对阿尔都塞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以往的研究水平上简单重复或将阿尔都塞的概念简单移植或嫁接到不同的领域。这种“横向”的学术史效应必须以“纵向”的思想史研究
收稿日期：2021-03-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精神分析、症候式阅读和权力解释学视角下的阿尔都塞研究"（17BZX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金辉（1971—），男，黑龙江讷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王旗（1988-），女，黑龙江拜泉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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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阿尔都塞本人思想的深入研究为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回到阿尔都塞”，基于学术史效应的争论，结合新译介和出版的文本对阿尔都塞的思想进行解释学的重读和思想史的挖掘。特洛伊病毒
郑州牧专教务管理一、对后阿尔都塞学派的批判：“回到阿尔都塞”
“回到阿尔都塞”需要区分阿尔都塞与阿尔都塞主义，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南京大学的杨乔喻就对这个主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结合她的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遗稿文献的阿尔都塞思想再研究”，她在《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从〈马列手册〉到〈分析手册〉一一阿尔都塞主义的发展与分裂》一文中对阿尔都塞主义的发展和分裂进行了研究2，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阿尔都塞与阿尔都塞主义》⑶。通过这些文章，她试图区分阿尔都塞和阿尔都塞主义并“回到阿尔都塞”，对阿尔都塞的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她认为，阿尔都塞的弟子对阿尔都塞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甚至存在误读。阿尔都塞的思想不同于阿尔都塞主义，更不同于当代法国激进政治话语。阿尔都塞的学生，如巴迪欧、朗西埃、巴利巴尔等人的思想构成法国激进话语，与阿尔都塞本人的思想存在异质性甚至断裂。阿尔都塞主义可以分为理论派、政治派和正统派，分别以米勒、林哈特和巴利巴尔为代表。理论派将阿尔都塞带向更为广阔的“话语理论”。政治派将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发展为“激进的毛主义”，最终在1968年革命运动中失败和解体。最后与法国激进理论界一起迎来“后阿尔都塞时代”，形成了阿尔都塞主义内部的断裂。这种断裂的萌芽其实早在阿尔都塞1968年再版《读〈资本论〉》时就已经显露出来，阿尔都塞删除了他的合作者一一他的学生们的观点。这种删除将朗西埃等学生的理论效应以及阿尔都塞与其学生们的复杂关系也一并抹掉了。
在文本的思想史研究上，通过重读《读〈资本论〉》可以揭示阿尔都塞与理论派的阿尔都塞主义的关
系，尤其是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关系⑷。此外，通过解析阿尔都塞1962—1963年“结构主义的起源”的研讨课内容，可以揭示阿尔都塞结构概念的起源和马克思的关联。杨乔喻认为，“在阿尔都塞与他的学生之间、阿尔都塞与法国当代语境之间，最关键的差异便体现在他从马克思那里到的这个结构概念”⑷。杨乔喻最后的结论是：“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大量借鉴福柯、拉康甚至借用学生米勒的概念，尤其围绕*症候阅读+的一组概念……更是带有浓重的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彩。然而，究其理论根本，我们发现，一方面，阿尔都塞与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普遍话语等当时主流思想之间，仍然保留着谨慎的反思和审视距离；另一方面，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尽管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指导原则下，跟着老师一起研读《资本论》，但他们却把武器当成了理论本身，在不同程度上成了结构主义流行话语的盲目追随者。阿尔都塞本人，正是在这一双重差异性中，艰难寻求着重构马克思主义科学与哲学的道路。”⑷总之，阿尔都塞既不是结构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二者都保持着批判的距离。阿尔都塞的理论不同于结构主义，不同于他的学生们后来发展的“阿尔都塞主义”。阿尔都塞不是他的学生们（后阿尔都塞学派）所构造的阿尔都塞主义者。因此，通过重新阅读《读〈资本论〉》，我们要“回到阿尔都塞”，并对教条化的阿尔都塞主义质疑。杨乔喻提出：“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文本中阿尔都塞的理论立场，意义并不在于还原思想和思想史本身，而在于对以法国*后阿尔都塞’思想为主导的当代左翼激进话语提出质疑：能否脱离社会的历史过程，单纯在形式的抽象意义上讨论文化和思想的历史构形？当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还原为历史认识论时，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远离教条？抑或不可避免地滑向历史认识的形式虚无之中？”〔4-这种看法是深刻的。“回到阿尔都塞”
不是回到本真的阿尔都塞，而实际上也没有本真的阿尔都塞。“回到阿尔都塞”是对将阿尔都塞教条化、标签化的“后阿尔都塞”学派的批判，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当代左翼激进话语的理论反驳。相较于国内其他学者还局限于运用现成的、教条化的传统结构主义的观点进行横向对比研究，这种“回到阿尔都塞”的重新解读既是深刻的，也是基础性的和有创新的。
《论再生产》一书的出版，重新激发了国内研究者对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热情。学界开始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回到”《论再生产》，因为“这篇文章只是从阿尔都塞本人当时已经几近完成的更为庞大的文本中截取并处理过的特殊的*蒙太奇拼接’”⑸。不过这污染
还不够，在杨乔喻看来，还应该“回到”更早的收录于《保卫马克思》中的《论青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因为在这个时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包含“三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即由“意识形态问题式、意识形态场和真实历史”构成的、能够说明意识形态形成历史和生成机制的原则。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都塞提出的较为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与论题。通过这种进一步的“回到阿尔都塞”，作者指出此时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并没有援引拉康的语言学结构主义，而是有意地与他保持一定距离。显然，这种“回到阿尔都塞”是有效果的，有助于我们发现阿尔都塞没有用简单易行的挪用方式将结构主义的语言符号模型直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身上。通过这种“回到阿尔都塞”有助于说明阿尔都塞的理论独特性，更与当代激进左翼的“后阿尔都塞”理论划清了界限。
cd3显然，“回到阿尔都塞”是对当代激进左翼话语造成的“后阿尔都塞主义”的一种回应和理论反驳，揭示阿尔都塞学术史研究造成的对阿尔都塞的教条化理解。通过对阿尔都塞思想史研究和思想发展逻辑的探求，有助于发现阿尔都塞的不同面相和不同理解，发现从阿尔都塞到阿尔都塞主义乃至后阿尔都塞主义的演进逻辑；有助于在思想史和当代理论的学术史研究之间建立一种“解释学的循环”，同时增强对阿尔都塞本人的思想和当代激进话语的理解。
二、“回到阿尔都塞”：概念分析与思想史定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斯宾诺莎“契机”，面对这种契机和法国激进哲学对斯宾诺莎的“复兴”，国内学者应该对阿尔都塞学派与阿尔都塞的关系进行研究⑹。应该通过“回到阿尔都塞”，通过“阿尔都塞对斯宾诺莎的回溯”以便理解当代激进左翼话语中的斯宾诺莎复兴状况⑺。这种呼吁得到了国内学者的积极响应。有论者认为，对斯宾诺莎的当代复兴的研究，必须回到起点，回到早期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早期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在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断裂的理解源于斯宾诺莎知识论对知识种类的划分。马克思的反经验主义源于斯宾诺莎唯名论对观念与对象的论述，马克思对主体概念的拒斥是斯宾诺莎反目的论的理论结果。虽然阿尔都塞晚年对自己进行过深刻的自我批评，但他并未因此放弃斯宾诺莎主义。阿尔都塞绕道斯宾诺莎来解释马克思，开启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理论的斯宾诺莎复兴思潮。为了正确地理解这种思潮，就有必要“回到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8］。总之，通过“回到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
主义，有助于评估激进左翼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思想史的脉络中更清晰地勾勒阿尔都塞与当代“后马克思主义”问题框架之间的内在联系⑹。通过研究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小组”的具体计划，我们发现阿尔都塞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反对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为了与第一战线作战，阿尔都塞采取了与结构主义者“结盟”的战术，造成了阿尔都塞是一个结构主义者的假象。而实际情况却是，《读〈资本论〉》《自我批评材料》《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以及正面涉及斯宾诺莎和阐释马克思部分的理论表述，都在实质上构成了对以形式主义为理论内核的“结构主义”的批判，并在理论上与之划清了界限⑹$通过 “回到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我们可以明确阿尔都塞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尤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者。正如蒙塔格指出的，通过追溯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与马舍雷有关“结构”问题的通信，以及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对列宁分析“断裂的单位”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阿尔都塞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斯宾诺莎的“整体”，对结构主义的“结构”进行了批判⑼$
“回到阿尔都塞”的解释学重读还体现在对阿尔都塞的一些核心概念的分析上，其中的“多元决定”或“过度决定”就是引起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概念。胡大平认为，过度决定既是阿尔都塞区别于黑格尔并理解马克思的“结构因果性”的核心概念，也是他理解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辩证法的关键概念。过度决定概念“在主张差异、多元和开放的当代激进主义思潮中具有广泛影响，甚至成为其基础性方法论之一”。“’过度决定’思想是当代西方激进理论与马克思原初视域之间的征兆，同时，它也是我们今天进一
步深入理解辩证法的一个理论入口”〔10-。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揭示了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结构因果性，起着’接合'一一即把不同层次的矛盾结合在一起——作用，甚至就是不同层次的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不同层次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拓扑学的变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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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过度决定和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即矛盾的结构整体内部是不平衡的，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二者同时并存，而且不存在优先性或中心性的差异。“归根结底意义的决定作用是通过主要矛盾体现出来的过度决定机制的实现形式”少]。至于过度决定什么时候变成归根结底的决定这是偶然的，“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我们总是面临这个困难：到底哪一种矛盾占据了这一位置，事先并不能确定。所以，阿尔都塞断言，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归根结底意义的矛盾’从来不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亦不会为理论所直接把握”[10]。“多元决定”是一个纯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概念，它不具有现实内容。“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作为“过度决定”机制的实现形式同样如此。二者只有在一个不在场的现实内容缺席的情况下，即在纯粹形式的层面上和在结构整体中才能被理解。阿尔都塞只是从纯粹形式主义的结构（拓扑学和地形学平面）层面解决了“过度决定”向“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转化的可能性问题，但是并没有说明转化的现实条件和客观必然性问题。他无法解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问题即“最终决定”的问题。“他仍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的（纯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意义上）决定作用+和实际的、现实的*最终决定+作用之间游移，并且因为没有解决这种游移而无法走入
实际上的历史进程，最终陷入了’机遇唯物主义’的立场，即滑入了偶然崇拜性的立场” [10]$总之，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和“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都是先验的结构决定和形式决定，它不涉及现实的历史内容和客观条件。现实的“最终决定”作用在他的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视野之外，他把它交给偶然相遇和幸运。“突出强调结构意义的阿尔都塞，恰恰排除了那些表现为历史的内容。因此，历史在他那里必然成为*无主体的过程’（即’过度决定’的*结构’），而那个最终决定过程之每个片段的*最终决定’始终是不能出场的”[10-。也就是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是不能出场的，出场的只能是抽象的形式和结构的可能性$他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只能是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过度决定”的唯物主义，实质上是唯理论的关系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的“最终决定”的客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蓝江借助巴迪欧的观点，将“过度决定”译为“超定”。巴迪欧的“超定”理解缩减了多元因素，解决了多元决定的现实的矛盾。通过“超定”和主体的介入，多元决定的矛盾具有了结构整体的近似解，克服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反决定论）和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巴迪欧通过引入非结构、非形式的历史和主体的自由意志，进行超越“多元决定”的“超定”运算，强迫形式和内容、结构和历史建立联系，进而超越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视野。主体的介入和“超定”运算恰恰是在结构主义中引入了反结构的因素，揭示了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是一种结构破缺带来的与世界的偶然相遇。现实的历史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是矛盾的，是多兀决定的、无解的和非确定性的。“是一'个创伤性和症候性的现实，即非形式上的观念和逻辑能够彻底把握的现实，这种现实充满了矛盾”[11-$是不能用形
式化的运算来“超定”的多元决定矛盾，是亟待形式和结构解释的现实和历史的症候。现实和历史出了“毛病”，就得用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药”来治愈。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要用“超定”运算“收编”和超越过度决定的多元差异性,“超定”超越了过度决定的不确定性或不足决定性或欠定性$
阿尔都塞在主观上竭力避免后结构主义和偶然多元决定的“反决定论”，但是结构主义的“结构”实现和形式主义的“形式”完成的遥遥无期却在客观上导致了他滑向晚期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结构的无穷拓展和形式的非闭合性本身就包含着结构和形式的自毁性因素，最终“超定”结构和形式为“多元决定”或“过度决定”所瓦解，靠“能指”的否定性“缝合”才保持着自身存在的“幻象”。阿尔都塞和巴迪欧维护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论努力是真诚的，但是对这种努力失败的体验是绝望的，因此转向反决定论和后结构主义也是必然的$
阿尔都塞的“不足决定”概念是与“过度决定”密切相关的一个术语，以至于阿尔都塞的弟子，如巴利巴尔等人，甚至将它看作通往晚期相遇唯物主义和反决定论的通道。二者在反历史主义的方面虽然是统一的、可以相互补充的，但二者又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例如，二者的含义不同、所批判的对象也不同。“过度决定意在强调特定形势下某种矛盾的多重来源，而不足决定更为关注的是决定过程中的偶然性和随机性”〔12-。过度决定用来反驳单一起源的历史决定论，后者用来反对历史目的论。二者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二者之间发生了一种认识论的断裂和偏
斜。“因为当他强调过度决定论的时候，经济的归根结底决定仍如影随形，但是当他转而强调不足决定论的时候，’归根到底’的幽灵却消失了”〔12-。这标志着阿尔都塞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走向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通过对“不足决定”的强调以及对过度决定论结构中“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清除，“晚期阿尔都塞不再相信任何意义上的决定论，因而也取消了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12-。经济作为基础和存在变成了形式结构中的一个位置和数学计算中的一个变量，被抽空了认识论内容和本质规定。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主导结构的变量，经济只是其中之一。由此取消了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不仅如此，通过这种偏斜，阿尔都塞还发生了从辩证唯物主义到相遇唯物主义的偏斜。在我们看来，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概念与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概念的关系，既是理解“不足决定”概念的关键，也是将阿尔都塞理解为“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后结构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阿尔都塞在“超定”“多元决定”“归根结底的决定”“不足决定”概念之间的游移、转换乃至断裂，既展示了阿尔都塞思想发展史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当今阿尔都塞思想形象的多面性。这要求我们“回到阿尔都塞”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对阿尔都塞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文本进行具体分析，切不可以偏概全，割裂阿尔都塞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武断地、教条地贴标签，这也是我们主张“回到阿尔都塞”的理论初衷。
三、“走出阿尔都塞”思想史定位的学术史效应
综上，国内对阿尔都塞的研究呈现出从当代激进话语理论自觉地“回到阿尔都塞”的趋势，当然是基于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回到不同“面相”的阿尔都塞。有的学者将阿尔都塞理解为一个非正统意义上的（非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者%有的学者将阿尔都塞看作与当代西方左翼理论斯宾诺莎复兴有关的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还有的学者将阿尔都塞理解为后结构主义者和相遇的“反决定论”者。
阿尔都塞的不同理论形象，打破了以往的教条化理解，深化了关于阿尔都塞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从西方激进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话语“回到阿尔都塞”，缺少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意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回到阿尔都塞”主要是在西方当代激进理论背景下的“回到”，有意无意地将阿尔都塞“打扮”成后结构主义者和激进理论的代表，而忽略了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后阿尔都塞学派和西方激进理论话语的批判和反思，更缺少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背景的问题意识。
在这方面，刘怀玉教授独树一帜。他认为，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结合，并在落后国家革命的不平衡性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改造成超级结构的过度决定论，代表了对历史决定论的结构主义解释。以霍尔为代表的偶然多元决定论代表了对历史决定论的解构主义解释。这两种解释不能取消历史决定论，而是与历史决定论进行互动。在方法论上，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可以进行对话的，并引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当代意义的思考。坚持历史决定论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抽象性的必然要求，而对历史决定论
的多元结构主义解释与差异偶然论的解构，又是马克思认识复杂具体的政治与文化现实所必须付出的“理论代价”[13]$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多元决定论”或“过度决定论”开辟了社会结构的问题域，“’多元决定论’的结构辩证法成为20世纪西方空间哲学转向和社会空间批判哲学建构的重要方法论资源”〔14-。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多元决定论”方法为中介可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使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当代，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抽象的”科学原则上升到“具体的”现实社会科学。在“回到阿尔都塞”的方法论过程中，刘怀玉试图让马克思的理论和当代空间化社会批判哲学进行对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所固有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精神出发，从反思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局限入手”网，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化为社会空间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空间化转向。而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是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资源。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回到阿尔都塞”和“走出阿尔都塞”。通过“回到阿尔都塞”来“走出”马克思研究的新路，获得对马克思理解和研究的当代视域，这是一个值得提倡和重视的方式，尤其是在后阿尔都塞学派的激进左翼话语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过度解释”甚嚣尘上的背景下，这种理论努力弥足珍贵。
在学界关于阿尔都塞的理论研究有激进化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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