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蒂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之一。新世纪以来，虽然有零星的研究成果从美学角度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但这些成果多集中在罗蒂的实用主义、文化哲学、政治哲学、诗学等层面，相对忽视对罗蒂的伦理思想美学定位之研究。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探究。民航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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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美学史层面：审美与伦理后现代融合
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体现在对当今已有的美学理论之批判性的阐释和创造性的融合中，这种融合只有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才凸显，其凸显有以下两个原因 。
自19世纪50年代尤其是20世纪初期以来，
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物质层面的巨大变化
精神层面的巨大变化包括新的哲学思想的诞生与
人的精神危机。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巨变与反差使
美学面临新挑战。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就是
尝试应对这种新挑战。
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触及了当代西
方美学研究中理论与现实脱节、划界与越界的问
吸波
题。这意味着该问题之最终形成必须建立在对西
方美学史中审美生活历程的清醒认识和对19世
纪末以来西方社会文化现实的全面把握的基础
上。就前者而言，以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自然美学
派与希腊人关于美的观念的形而上学原则、道德
主义原则、审美原则密切相关[1]，他们的观念有两
个偏向。一个偏向形而上学与审美原则，以智者派
为代表。这一偏向体现在以下思想和主义中：居勒
尼学派的节制生活主义、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论理查德窑罗蒂伦理思想美学定位三层面
郝二涛1，韩立平2
建国大业2017（1.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2.国家开放大学纪检监察部，北京100039）
摘要：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从西方美学史看，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审美与伦理在后现代的重新融合；第二，从美学学科看，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中西美学学科平等对话、融合互补的必然要求；第三，从美学理论的现实需求看，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西方美学理论在感性、社会现实伦理、个体生存之间保持平衡，保持自身活力的需要。这对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准确定位具有基础性意义。
关键词：伦理；美学；后现代；西方美学史；理查德·罗蒂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014（2021）01-0083-08
DOI:10.16514/jki43-1506/c.2021.01.013
收稿日期：2020-08-1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科学研究项目“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研究”（18B086）；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课题项目“罗蒂审美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当代意义”（XSP19YBZ144）。
作者简介：郝二涛，男，河南周口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理论；
韩立平，男，北京人，国家开放大学纪检监察部工作人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理论。
2021年1月
第46卷第1期
武陵学刊
Journal of Wuling
Jan.2021
Vol.46No.1
享乐生活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近代英国的审美经验主义、夏夫茨伯里与哈奇生的审美的普遍幸福生活主义、夏尔·巴图的“美的艺术”思想、鲍姆嘉登的美学、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费尔巴哈的幸福观念、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观念，杜威的实用主义等。另一个偏向形而上学与道德主义原则，以爱利亚学派为代表。苏格拉底继承了爱利亚学派的美学思想，吸收了灵魂不灭说、轮回说、希腊的奥尔弗斯神秘学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注重逻辑推理，提出了一种以数为中心的宇宙和谐美学思想[2]。这种思想主要从几何结构、几何形体角度理解数和世界，比较侧重生活中事物的形式。
从犬儒学派的苦行观念、柏拉图的美德观念、亚里士多德理智的沉思观念、斯多葛学派的节欲观念一直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观念，呈现出审美生活与非审美生活两个方向。二者虽然有差异，但却都指向人的幸福生活。这种指向也是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的演变趋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美学经历了多次转向，美学研究者的视野虽然越来越宽广，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多，但与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却并未引起美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实际上是研究者在全球化语境中应对这种外部挑战的一种姿态。围绕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展开的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旨趣是努力解决社会文化现实中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中，
美学研究者针对社会文化现实中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理论，是美学学科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创新力的最直接的因素之一。但是，当代西方美学理论对当下社会文化艺术现象的特性、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的提问与阐释还不充分，通过理论的批评与阐释的活动来推动当下的艺术创作，引领当下的艺术潮流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在“生活”“消费”“创新”“自信”等成为当今时代最受关注的关键词的时候，当代美学研究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面对社会文化现实语境中的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
美学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把握美学学科的最新态势是保持美学学科生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3]。因此，在回答当代西方美学理论面临的上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对美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方式和具体学术理念进行反思，通过对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的研究推动美学对伦理问题的关注，促进西方美学在新世纪的复兴
。
19世纪50年代以来，美学研究者虽然企图摆脱形而上学与知识论的影响，而实际上却将美学放在形而
上学以及认识论的背景下来研究，致使对西方美学的现实意义与学科独立性的认识和估计不足，进而导致西方美学的现实特性、表达形式、学科价值等问题一度沉没于这种误读之中。基于这样的误读而建构起来的美学体系在面对新的文艺作品与现象时，往往缺乏普遍阐释力，而且其学术史依据与理论逻辑没有得到严密论证，其知识的合法性也面临危机。“美学已死”的呼声正是这种危机的最直接的反应。为应对这种危机，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应时而出。
21世纪以来，中外少数学者已对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有所觉察与研究。这与当代社会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功利主义盛行、全球化发展不可阻挡背景下，如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密切相关。
二、美学学科层面：中西对话互补之要求
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之提出也是为了应对当代西方美学学科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与局限。这些突出表现为美学理论对文艺现象阐释的有效性与美学学科的知识合法性。正是在对这两个方面的危机与局限的克服中，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获得了现实意义。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下，重获生机不久的现代西方美学理论又面临着深度心理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等观念的挑战，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转型、人们的伦理生活变化等带来的考验。从西方艺术史看，在艺术与学院式模拟原则分离之前，康德
美学理论以及深化了的康德美学理论被视为现代美学的典范[4]。在此之后，康德美学理论及其传统也十分必要。直到今天，我们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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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也必须重视康德美学理论及其传统。但是，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审美现代性的洗礼之后，加之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新艺术、新技术、新文学文化现象、新的哲学观念的不断涌现，仅仅以康德美学理论来阐释这些文化艺术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辛苦建构出来的美学理论绝大多数并不被同行认同。这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焦虑感，进而对美学学科的知识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之凸显，就与美学学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更为关键的是，认真解决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并充分展示该问题之美学意义，乃是克服长久以来西方美学所面临的知识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美学学科的整体来看，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一个极具开放性与普遍性的问题。从当代西方美学所面临的学科知识合法性危机及以罗蒂为代表的当下新实用主义美学家阐发伦理思想的美学维度来看，准确地对罗蒂伦理思想进行美学定位仍然需要回顾西方美学史、西方哲学史、西方伦理学史，并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比较来实现。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也是一个处于不断的阐释过程之中，需要不断回顾与总结，不断地深入挖掘与反思的开放性和普遍性问题，更是需要美学研究者努力
激活的问题。比如，我们发挥西方古典美学中伦理生活理论来建构西方当代美学理论，就要将当代人所面临的生活伦理问题放在当代西方美学的视野下，给出可能的、合理的阐释。这种阐释的过程也是对罗蒂伦理思想进行美学定位的过程。
在西方美学的历史长河中，审美生活理论并不是惟一的生活理论，还有与之对立的理性主义生活理论、非理性主义生活理论、实用主义生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的历史时段中会居于主导地位。在它们不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审美生活理论成为一种潜在因素。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以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观念为起点，到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观念，再到席勒“提倡通过审美教育，使人摆脱理性与感性的分裂，达到‘自由’的状态”，直到马尔库塞“提倡心理革命，通过欣赏艺术，克服单面人的状态”[5]。可以说，在西方美学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处于潜在状态。此后，直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福柯的生存美学及杜威和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出现后，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才凸显[6]。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激活这些潜在的审美生活理论的因子，使其为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服务。对此，西方美学研究者应该有理性的认识。对于当代西方美学而言，彻底坚守康德的美学传统抑或完全摒弃康德美学传统都不可行，也不必要。如果说100多年来西方美学理论在不断应对新的文化艺术现象、潮流的过程中，碰到了阐释的有效性问题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西方美学研究面对的主要是知识合法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将成为当代西方美学研究全面突破的重要途径。在这种语境中，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问题将会日益凸显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从积极的一面看，有相当一部分西方美学研究者主张以“感性学”代替“美学”，恢复美学学科之本来面目。这种观点虽充满美学原教旨主义彩，但也向我们昭示出当代西方美学研究者具备返本开新的勇气，并对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的内涵、属性、意义或许已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宣布“美学已死”还是倡导“美学重构”或者“美学复兴”，都是与当下的全球化语境、消费社会的文化现实，新技术、新媒体与新艺术现象的不断涌现等因素密切相关，体现了当下复杂的时代特点与美学研究的特点。
近年来，这些因素与特点已经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美学研究者的关注。尽管把握这些因素与特点十分艰难，但总体而言，它们既是不同文化传统对话与交流的结果，也是全球化语境中人本主义、反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等思潮发展的结果，还是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危机相互凸显的结果。这些特点既表现了当代西方美学研究无法有效阐释文化艺术现象和人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困境，又显示了研究者对美学学科知识合法性危机的焦虑。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在文化研究的不断冲
郝二涛韩立平论理查德·罗蒂伦理思想美学定位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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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下，上述问题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些问题隐含的理论前提是，哪一种美学理论更具有学术生命力？对此，美学研究者大体上有两种倾向。布鲁姆
第一种倾向认同鲍姆嘉登确立的感性认识的完善理论。这种倾向的美学以下列思想为代表：古希腊的居勒尼学派的节制生活理论、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的享乐生活理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夏夫茨伯里和哈奇生的审美普遍幸福生活理论、夏尔·巴图的美的艺术观念、鲍姆嘉登的感性认识的完善理论、当代实用主义。其显著特点是贬抑理性、张扬感性。
第二种倾向认同康德确立的“审美无利害”理论，并以下列思想为代表：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夏夫茨伯里的“道德感官”理论，鲍姆嘉登、康德的“美学”，黑格尔、谢林的艺术哲学[7]。其显著特点是贬抑感性、张扬理性。
这两种倾向尽管立场各异，但二者都以人的生活为中心，旨在使人生活得更好。而问题恰恰在于，西方当代美学理论能否仅仅从伦理的方向就能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
美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补充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现代性，其合法性受到了审美（感性）生活理论的支持[8]。在当时，主导美学的主要是归结为单一原理的美的艺术，比如，诗歌、绘画、舞蹈、雕塑、音乐、建筑。而美学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一部分，与这些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并没有直接关联。美学理论远离艺术创作与批评实践，无异于遭到了“阉割”。奇怪的是，正是这种“阉割”使美学在启蒙现
代性的语境中获得了知识合法性，并得以持续地发展与完善。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加之美学学科刚刚建立，西方美学研究者似乎没有必要、也没有足够时间来反思美学理论阐释的有效性和学科知识的合法性问题，自然也不会像今天的美学研究者一样有深重的焦虑感。
近年来，大多数美学研究者深入思考与努力解决的美学理论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也表现在西方美学研究基本方法的实践与检验之中。以西方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化艺术现象或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一直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而用中国美学理论的概念、方法、范畴等梳理中国
古典美学的思想资源，建立有中国特的美学学科的尝试则比较少见。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借用自西方美学的概念、方法和范畴在中国美学的独特的语境中是否仍然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之中的文艺现象与文艺作品具有阐释的有效性？以这些概念、方法和范畴等为基础建立的中国美学史学科是否具有知识合法性？这些质疑自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就有了。但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有待确立，再加上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学者的质疑声被迅速淹没。直到改革开放，这种质疑才得以清晰地表达出来。
从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美学学科建立到90年代“重写美学史”观念的提出，再到90年代末提出重构中国美学话语，西方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中国美学中的实践过程是与西方美学理论的阐释有效性、知识合法性危机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西方美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之中的应用、检验以及对
中国古典美学问题之梳理是否能延续中国传统文化血脉，是否能发扬中华美学精神，美学研究者是有疑问的。这些疑问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发展而日益变成了一种严重的焦虑，这是中西美学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西方美学理论的阐释方法、范畴、话语、架构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发展与完善。正是在引进西方美学理论的前提下，中国美学以传统美学资源为基础构建了不同于传统的体验性、诗性美学体系。这种美学体系大致有三种模式：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中西融合。其美学话语是在继承与重构的交织中产生的。
由于继承与重构美学话语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术语的借用、变换与思路的碰撞、吸收，而无论如何，这个过程都与审美生活理论的空间位移密切相关，因此，西方美学理论的阐释有效性和学科知识合法性问题也是审美生活理论在空间中位移的结果之一。基于此，我们在分析与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纠缠于具体术语的借用与变换，而应该沿着美学史、哲学史、伦理学史、文化史中“审美理论”空间性位移的路径深入地分析、思考，以最终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能路径。花腔女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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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面所述的“审美理论”空间性位移属于显性位移（有明显线索可循的位移）的话，那么，促成审美理论发生变迁的各种思潮的空间性聚合与变化则属于隐性位移。这种思潮的隐性位移也是造成西
方美学理论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由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发展而成的进步主义思潮由欧洲位移到了美国，直接刺激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诞生[9]。也比如，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从欧洲大陆隐性地位移到中国，与审美生活理论的空间性位移一起成为中国美学学科建立与完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人本主义思潮的隐性位移还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刺激了伦理思潮的诞生，并成为20世纪美学的主潮之一。这种伦理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审美理论，使其关注伦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美学到了20世纪中后期，已经不能有效阐释先锋、前卫艺术品，陷入阐释有效性与知识合法性危机中。
尽管分析美学暂时应对了上述危机，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分析美学也无法有效解读层出不穷的艺术作品与艺术现象，且因注重概念分析而忽略了人的伦理生活，产生了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美学家的相关理论由于试图克服分析美学的上述缺陷而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其主要原因在于，显性位移到美国的审美生活理论与隐性位移到美国的人本主义、虔信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实现了有机融合。这种融合使审美理论直面当代人的伦理问题，既克服了分析美学忽略人的伦理生活的不足，又弥补了实用主义逻辑性、科学性之不足，还纠正了欧陆美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倾向，并适应了美国思想由启蒙主义向注重人性和道德的超越主义转型的趋势[10]。也就是说，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是审美理论与诸多思潮空间性位移与相互融合的结果。
同样，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西方美学理论在中国美学理论之中的应用与检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阐释有效
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也是这样产生的。比如，实践美学就是康德美学、皮亚杰的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苏珊·朗格的情感理论等从不同的地方通过空间性位移来到中国文化语境之中，是针对当时中国思想启蒙、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应对、积累、融创的结果。后实践美学也是如此。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演变的趋向就是越来越回到人本身，越来越回到人的伦理生活。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生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全球化的发展使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变得越来越迫切。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学的一种重要趋向。
因此，无论是西方美学，还是在西方美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美学，都在朝着伦理方向发展。这种方向得益于审美生活理论的显性空间位移与各种思潮的隐性的空间位移，也得益于二者在同一文化语境之中的互动融合。事实上，中国美学学科史就是西方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中实践、检验并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互动、融合的历史。前辈学者用西方美学理论建构中国美学，尽管独创性较小，但他们对中国美学学科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从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第一代学者，到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第二代学者，再到李泽厚、蒋孔阳、汝信等第三代学者，最后到当代美学学者，他们都在尝试建立和完善中国美学学科。今天看来，这些尝试是有价值的。
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的形成本身就是本土美学学习西方美学理论并不断尝试中国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研究自觉意识逐渐苏醒，开始关注美学本身存在的阐释有效性与知识合法性问题。新世纪以来，在交往与对话中，一些学者逐渐对上述问题有了新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解
决方法。这些方法的一个突出共同点是中西美学的平等互动与有机融合。在我看来，罗蒂伦理思想的美学定位极有可能是中西美学之间平等的对话与有机融合的一个交汇点，也极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美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方向。以此为契机，之前提到的西方美学理论的阐释有效性和知识合法性问题或有望得到合理解决。
三、美学理论层面：保持自身活力的需要
1949年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迅猛发展，中国美学研究范式经历了认
郝二涛韩立平论理查德·罗蒂伦理思想美学定位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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