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美关系逐渐走入新的历史拐点。特朗普的一系列对抗性举措让两国关系一路走低，这种去合作化的趋势并未随着美国总统的更换得到缓解，对华“脱钩”的总体方针在拜登任上实际得到了延续。美国政府对华行为的新常态，无疑对我们重新认识美国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将观察的视线放长来看，从贸易争端、军力竞争、政治博弈到理念冲突，中美关系的多重面相最终将会以文明比较的方式呈现。因此，洞察美国这一“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之后因历史的偶然而出现的新型政治体”的伦理品格，在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刘小枫教授的此篇文章有着超越时政判断和战略分析的整全视野。本文通过基辛格这位深度参与中美关系建构的政治行动者的言辞与思想，展示了美利坚为构筑强国而在“普世”理念包装下“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的政治德性。进而，文章回到美国崛起的历史时刻，聚焦作为当时美国政治生活的担纲者的两位总统，审视他们的政治行为背后的支配性逻辑。在作者看来，以实现普世秩序理念为驱使的马基雅维利之道，是美国崛起至今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也是它在世人眼中呈现为“矛盾角”的根本原因之一。鉴于本文对由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成的美国版本世界秩序观的内在逻辑有着颇具洞见的揭示，本刊以“特稿”形式予以刊发。
［编者按］大功率激光发射器
美国为遏制中国而挑起的中美关系紧张正愈演愈烈。无论未来会有怎样的 asp程序走向，这个历史时刻都值得关注——美国的老牌政治家基辛格甚至已经发出濒
临战争边缘的警告。
关于目前的局势，时评家、战略分析师或国际政治学专家们已经说得足
够周全了，只不过其视野无不基于晚近三十年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若从
政治史学的角度放长视野，人们就不难看到，要深度理解中美关系问题，不
仅会牵涉到对五百年来世界大历史的理解，还会牵扯出一些重大而又极具争
议的政治哲学问题。因此，要透彻理解美国的行为，就得从政治史学和政治
[关键词]
政治史学
政治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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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周恩来的讲话中暗含着对文明之伦理品质的比较哲学角度探根究源。
按照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眼力，观察历史事件时，尤其应该关注同样属于
事件要素的政治修辞，它反映了一个政治体（更不用说作为个体的政治人）的
伦理品质。因此，修昔底德的纪事书中出现了大量政治人的演说辞——言辞也
是一种政治行为。对于考察美国行为来说，这一史学原则尤为重要，因为，宣
称要捍卫和传播“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一向是美国行为的显著特征。
一、基辛格与马基雅维利之道
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爆发了长达三年的战争。朝鲜半
岛战争停战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差不多二十年后，两国关系开始
走向“正常化”，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带着与中国和解的使命
首次密访北京。当时，美国国内因深陷中南半岛战争而出现大动乱。为了摆
脱“国家共识的瓦解”困局，美国总统被迫从越战中抽身，不得不向中国寻
求帮助。基辛格经常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他喜欢的修辞是：由于“当时苏
联在中国北方边境上陈兵42个师”，新生的中国不得不寻求与维护世界均势
的美国联手。[1]
（一）新中国对美国的文明挑战
出任国家安全助理之前，基辛格是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其五部著作
此时有两部已经译成中文。我们不难推想，对这位即将到来的美国客人的政治
见解，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已有所了解。会谈开始时，周恩来对基辛格强调说：宣称要捍卫和传播“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一向是美国行为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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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国家。你们有两百年的历史，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22年，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论中国》，第241页）
在基辛格听来，这句话不过是新中国政治家对美国客人表示欢迎的客套说辞。周恩来总理在外交场合的言辞以温文尔雅著称，基辛格若没有听出这话
隐含着新中国与美国的立国对比，他的耳朵就算不上敏锐。基辛格心里清楚，
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他同样清楚，当周恩来说“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
22年”时，实际隐含着世界历史的现代视野。
美国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之后因历史的偶然而出现的新型政治体，它的建立不仅基于现代文明原则，还植根于近代欧洲文明成长所产生的内在创伤。
16世纪西欧人的航海大发现及其殖民扩张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历史，但直到两
百年后的18世纪中期，现代文明原则才有了明确表述。1750年，巴黎才子
杜尔哥写下《普遍历史两论提纲》和《政治地理论著纲要》，系统而又简洁地
描绘了启蒙哲学的文明进步原则——他甚至“预言[英属]美洲[殖民地]不
可避免地会独立”。杜尔哥主张启蒙哲学的普遍进步原则有三个基本标志：科
学技术进步、全球交往的经济生活进步以及政体进步。尽管自19世纪以来这
种普遍进步论屡遭理论挑战，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的基本信仰。
杜尔哥在提出“建设新世界的计划”时可能没有虑及，自己的计划会引发同样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生存“迷失感、挫败感、绝望感和毁灭感”。[2]在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欧美发达国家因普遍的“迷失感、挫败感、绝望感和毁
灭感”爆发了大规模动乱，堪与1848年爆发的欧洲动荡媲美。美国的动乱尤
其严重，“军队在越南的丛林中陷入困境”，“社会为人们的反抗所分裂”，
头脑清醒的美国人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国家正在从内部被分
裂？它在商业上的杰出才能为什么正在衰退？它的强大军事实力又为什么发挥
基辛格访华前，欧美各国普遍爆发社会动乱，弥漫着文明的迷失感
尽管自19世
纪以来这种普遍
进步论屡遭理论
挑战，但直到今天，
它仍然是人们的
基本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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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不了作用？”[3]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周总理说新中国比美国年轻得多，明显不仅指科学
技术和经济生活的进步，而是更多地指政治体的伦理品质。科技发达和商业繁
荣仅仅是现代式的好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科学技术和商业生活
的发展在提高世人生活舒适度的同时，也可能给文明政体带来伦理品质上的损
害——甚至人为灾害。如何管控科技和商业使之受到必要的伦理约束，迄今是
现代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美国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科学技术和经济生
活的相当进步不等于美国政体的文明品质“好”，除非美国政制的历史已经证
明自己是世界上的最佳政制，而这即便在今天也极具争议。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新中国虽然年轻，尤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能力方面还
相当孱弱，但新生的中国有信心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后形塑伦理品质好的现代
文明政体。换言之，周总理优雅的外交辞令暗含文明观念的挑战，即挑战美国对何谓好的现代文明的解释权。他紧接着就向基辛格重申了新中国有关国际秩序的两项基本主张：第一，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主权]平等；第二，新中国不会做“超级大国”，即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也不会加入霸权大国之列。第二项宣称表明了新中国对国家主权的理解具有文明意涵：一个政治体有独立自主的决定自身文明样式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将自己选定的文明样式变成普世性的权力诉求，即便它认为自己的文明样式是世上最好的。
基辛格可能会反驳说，第一项主张其实来自基督教西方——更确切地说，来自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所确立的新政治原则。根据该原则，“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被悄悄地抛到了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主权国家无论强弱、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一律平等的体系”（《世界秩序》，第22页）。
基辛格没敢在周恩来面前这样说，他清楚，这种说法是弥天大谎：基督教欧洲的政治单位在历史上长期受封建王权亲属关系支配，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终结了“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纯属无稽之谈。这次和会仅表明，罗马教廷已经没有权威调停基督教政治体之间的封建式地缘冲突。事实上，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之后，基督教政治体之间并没有出现实际上的主权平等，倒是实现了大国势力决定秩序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国际政治原则。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期间，有一份条约首次使用到“大国”（great power）一词，这无异于确认了“三十年战争”以来欧洲秩序变动的支配性法则。自此以后，“大国博弈”就成了描述国际秩序变化最为常见也最为有效的视角。
周恩来对于现代欧洲的政治成长经历了如指掌，因此，他在提出新中国主张“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之后特别强调，新中国不会做“超级大国”。1974年，代表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再次强调这一宣称，明显针对16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大国相互争夺霸权的国际政治原则。
三自由度摇摆台（二）如何理解新中国的“文明承诺”？
然而，基于基督教欧洲的历史经验，基辛格会相信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做出血透机
周总理优雅的外交辞令暗含文明观念的挑战，即挑战美国对何谓好的现代文明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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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的庄严承诺吗？听了周总理的申明后，基辛格内心的想法是：“马基雅维利会
说，如果一个国家想得到一项保证而又不愿乞求，那它就应搬出一个概括性的
提法，然后将它适用于具体情况，这样做符合该国利益。这也就是周恩来这么
说的原因之一。”（《论中国》，第241~242页）
我们很难设想基辛格不熟悉西方的古典政治教诲，但他凭借马基雅维利
而非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甚至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教诲来看待周
恩来代表新中国所表达的国际政治主张。在基辛格的政治理解中，并没有国
家间的政治平等这回事，重要的是有实力的大国支配下的均势。凭借马基雅
维利式的政治理解，基辛格把新中国的国际关系主张理解为一种阴柔之道：
新中国总理“向美国保证，中国不是个潜在的威胁”，不过是想要美国不必
用军力与之抗衡。连基辛格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如此，我们又
怎么能一厢情愿地以为，美国政治人会相信新中国的发展不会是“潜在的
威胁”？
基辛格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多疑心态继续说：“中国不以炫耀武力为荣的国
际行为准则源自孔子的学说。要考验这种新关系，就要看这些准则在动乱压力
之下是否还能站得住脚。”（《论中国》，第242页）这一说法让我们看到
基辛格的政治言辞在涉及政治道德时如何闪烁其词，因为，不炫耀武力与“在
动乱的压力之下”凭靠并使用武力克制动乱并没有矛盾——用武力做正义的事
情与做不义的事情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基辛格显然不能说，当美国把战火烧
到中国边境，新中国动用哪怕是孱弱的武力克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式的非法干
涉都有违孔子学说。
不过，基辛格的说辞至少表明，他多少意识到自己是在同一个并未与自己的古典文明传统断绝关系的政体打交道：新中国与美国这个从基督教欧洲的宗教叛乱中衍生出来的新国家有伦理品质上的差异。虽然都基于科技和商业文明的进步论，新中国仍然自觉恪守自己的传统文明德性。与此不同，美国的诞生基于近代欧洲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原则的决裂，它凭靠所谓新的“自然主义”原则相信政治“超越了善恶”，在实际政治中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扼制机运，以至于不择手段成了一种政治德性。但基辛格不会让自己显得公开服膺马基雅维利之道，毕竟，即便在西方基督教的政治传统中，马基雅维利之道也名声不佳，难免招惹道德非议。但事实上，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基辛格仍然相信，马基雅维利之道堪称世界历史的永恒法则。他在评说公元前4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大臣考底利耶时，颇为详细地
表达了他对马基雅维利之道的理解。据说，考底利耶“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提
出了务实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制约性的规矩”，正如法国崛起时路易十三的大
臣黎塞留信奉的那样，其原则是“国家领导人无权根据个人良知谨守道德而危
及国家生存”，或者说如普鲁士王国崛起时的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行为所体
现的那样，国家“自我保护的内在逻辑无关道义”（《世界秩序》，第250 ~251页）。基辛格的说
辞至少表明，他多
少意识到自己是
在同一个并未与
自己的古典文明
传统断绝关系的
政体打交道：新中
国与美国这个从
天宝系
基督教欧洲的宗
schrodinger方程教叛乱中衍生出
来的新国家有伦
理品质上的差异。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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