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1918—1921年
曲晓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急剧演变。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这一地区始终是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焦点，以致新旧政权几度更替，布尔什维克与沙俄复辟势力、红军与外国武装干涉军，以及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叛乱集团之间的军事斗争交错展现。严酷的战争状态和社会变动，不仅使俄国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也使长期侨居于这里的一百多万华侨、华人饱尝了战争的苦难。为了救助和保护广大旅俄华侨，北洋政府曾派出军队、派遣领事团和民间机构深入西伯利亚开展护侨活动。这是近代中国侨务史上极为光彩的一页，为此，本文拟就这一活动始末作一考述。 双磷酸盐
(一)
北洋政府此次护侨活动的第一项行动是应广大旅俄华侨和驻俄领事的要求派遣海、陆军队进驻西伯利亚和中俄边境地带，从事军事护侨。
最先提出调派军队来保护俄罗斯境内华侨这一动议的是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1917年12月，红军与资产阶级旧政权军队在海参崴近郊展开激战，海参崴城内的各国侨民四处逃散。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分别派遣海、陆军进驻海参崴。面对这一情况，承担着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几十万华侨保护任务的海参崴总领事馆于12月5日以总领事陆是元的名义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请求政府仿照日、美等国的做法派军舰来海参崴保护华侨。①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的提议得到了外交部的认可，是月18日，外交部致函海军部，希望海军部采纳这一建议派舰赴崴。但遭到海军部的拒绝，使之出兵护侨建议一时不能实现。 北洋政府拒绝派兵保侨，使旅俄华侨十分恐慌。为稳定侨心，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组织侨商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请求尽早派兵来俄。在侨界的压力下,1918年1月8日，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北洋政府顺应华侨意愿，果断调舰保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进一步提出由政府“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以开辟华侨归国之通道，保卫中国边境之安全。②1月19日，外交部将陆是元的电报送交国务院审议。是日，国务院会议决定，由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而对出兵暂时不予答复。1918年2月16日，外交部又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咨请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中国军队相继出兵图们江和绥远两地，标志着此间中国北洋政府军事护侨活动的序幕已经拉开。
北洋政府正式批准军队前往西伯利亚地区护侨是在1918年3月13日。当年2月，中国驻海参崴总领
药膳论文事换届，邵恒睿接替陆是元担任了驻崴总领事。他上任后，连续多次致
电外交部吁请出兵,“以伸国权”。3月11日，外交部再将邵恒睿电报呈送国务院。北洋政府权衡利弊得失，决定完全接受华侨和驻外领事请求,3月13日宣布派军舰前往海参崴和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驻扎，其具体行动由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参谋部、海军部、陆军部协同布置实施。
然而这一计划传到海外后，却遭到了来自日本方面的反对。正在海参崴驻扎的日本军舰司令大谷向中国领事馆提出：中国不必派军舰来海参崴，当地“华民生命财产由日舰保护”等等。显然，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根本不涉及日本的主权范围，日本方面之所以反对中国出兵护侨，其目的是想最终独占西伯利亚。北洋政府完全清楚日本的这一阴谋，但为尽早实现海外派兵行动，减少国际矛盾，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对日本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指示驻日公使章宗祥耐心向日本解释，告之日方，中国派兵一是应华侨请求，二是同协约国保持一致(中国当时已加入由英、美、日等国发起的对德作战的协约国组织)，不会对日
本的行动构成不利影响。
③这样，逐渐地取得了日本方面的“谅解”。排除了日本方面的干扰后,1918年4月9日，刚刚下水的新舰“海容”号在舰长林建章的指挥下，缓缓驶出上海吴淞口，奔向海参崴。“海容”号作为近代中国海外护侨第一舰由此载入史册。
鉴于“海容”号系战舰，船上客舱十分有限，无力承担大规模的疏散、接运难侨任务，北洋政府外交部又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交通部高价租赁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的“飞鲸”号客轮，以配合“海容”舰向国内运送难侨，充分发挥海外派兵护侨的作用。
“飞鲸”号是4月10日出发的，因其航速较快，于4月16日首先到达，并在18日满
载了首批1165名难侨由海参崴返航。4月19日,“海容”号亦安抵海参崴。
④“飞鲸”、“海容”两船先后来此运侨、护侨，使当地华侨深受鼓舞，侨界一片欢腾。
如果从1918年4月19日“海容”号抵达海参崴之日算起，到1921年初中国最后一艘换防舰“永健”号离开海参崴为止，包括海、陆两军兵种的中国军队总共在西伯利亚驻扎了近三年时间，我们按其驻军规模，担负的具体任务可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军队护侨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8年4月19日—1918年8月3日。此间中国驻军只有“海容”一舰官兵，唯一任务是以海参崴为基地保护当地华侨。主要活动有:(1)协助中国领事馆登记、抚恤、疏散难侨;(2)帮助华商会为富裕侨商向国内转移黄金等贵重财产，鼓励和保护暂时不能离开俄罗斯的侨商继续在此生活;(3)组成巡逻队深入华侨商业区巡查，打击违法犯罪，维持华侨社会秩序。中国军队的上述活动稳定了侨心，维护了侨商利益，提高了中国侨民在当地的声望。
第二阶段:1918年8月3日—1920年10月25日。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中国在西伯利亚的驻军不仅兵种增加(已由单一海军扩大到海、陆两兵种)、规模扩大(其中海军方面增加了一个小型舰队)，而且驻扎和设防地点也由原来海参崴一地发展到海参崴、双城子、庙街三地。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当时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演变联系在一起的，是年6月，以日本、美国、英国为首的部分协约国打着“防止俄国新政府单独同德国媾和”的幌子，公然以先期抵达海参崴的海军为核心，全面出兵西伯利亚。日本等国的出兵目标是想通过援助沙皇复辟势力、干预并阻止俄国革命在远东的发展，最终肢解西伯利亚，这就势必对与西伯利亚有漫长边界的中国东北以及自《瑷珲条约》以来中国一直享有61
试述1918—1921年北洋政府在西伯利亚的护侨活动最牛班规
62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 第1期
的黑龙江航行权构成严重威胁。为了保卫黑龙江航行权，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北洋政府于1918年8月3日由徐世昌大总统对内发布命令：中国向西伯利亚地区增派海、陆军，以“配合协约国集体行动”；在海参崴设立中国军事代将处，由“海容”舰长林建章以代将衔统一负责驻西伯利亚中国军队的调遣及作战事宜。⑤由此，中国赴西伯利亚派遣军在一段时间内就由单纯保侨转为肩负保侨和参予协约国作战、保卫黑龙江航行权两种使命。
增调西伯利亚的陆军来自于中国陆军第九师的两个团。8月22日先遣队由北京、长春两地同时出发，
至9月下旬，先后6批4000名陆军进入俄境双城子(乌苏里斯克)驻扎，团长为宋焕章。这支部队在护侨方面主要有:(1)保护了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中国侨民过境通道;(2)1919年末在协助联军进攻车里宾斯克时，救助了一批中国难侨。
此间调派的增援海军来自于武汉的长江江防舰队，由“江亨”、“利川”、“利绥”、“利捷”四小舰组成。1919年8月初四舰到达海参崴。同年11月，在开辟伯力——庙街航路时，受到日本军舰和俄谢苗诺夫匪徒袭击，四舰被迫泊于庙街过冬。这时，日本军队正围困该城，包括华侨在内的城内各国侨民处境十分艰难，四舰官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华侨及各国侨民予以人力、物力援助，使其渡过艰难，脱离险境，从而受到华侨和外国侨民的齐声赞颂。⑥
第三阶段:1920年10月26日—1921年春。1920年4月，新生的苏俄政权在消灭了盘踞在鄂木斯克的高尔察克集团后，在乌兰乌德成立了一个包括整个西伯利亚的缓冲性(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国家政权——远东共和国，从此，西伯利亚的政治形势逐渐缓和下来。日本见肢解西伯利亚的企图已经落空，亦无继续留在西伯利亚的必要,7月，日本宣布从西伯利亚撤军。随后，各协约国部队陆续从海参崴撤出。为同协约国保持一致, 1920年10月25日，北洋政府正式撤销海参崴军事代将处，除代将林建章继续以“海容”号舰长身份随舰一同在海参崴驻防保侨外，其余陆海军部队一律撤回国内(实际上，中国陆军第九师已于1920年8月12日先行返国，海军的四艘小舰已划归哈尔滨吉、黑江防司令部)。海参崴代将处的撤销，标志着中国在西伯利亚的驻军已由先前的两种使命重新转变为单一保侨。
考虑到“海容”号驻崴已二年,“舰底冻搁受损，舰长、兵士备受辛苦”,⑦1920年11月，北洋政府派“永健”舰前往换防。11月20日,“海容”、“永健”举行了交接仪式，当晚,“海容”舰离海参崴回国。由此，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最后一段时间的护侨全部是由“永健”号舰承担的。
“永健”舰的主要保侨活动是以继续疏散庙街、库页岛难侨及运送华侨资产为中心的，在“永健”号的积极抢运下，许多侨商的财产顺利地转移回国内，大大减少了旅居庙街华侨的损失。在圆满完成这项任务以后,1921年春,“永健”舰离开海参崴归国。为期三年的中国在西伯利亚的军事护侨行动至此终结。
(二)
与军事护侨行动互为表里，北洋政府在派兵保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领事外交护侨工作，即向俄国首都莫斯科和所有华侨人口较多的西伯利亚中心城市派驻领事，通过领事馆与所在国和当地政治势力之间的交涉与协调，来维护华侨的政治、经济利益。
早在十九世纪初，各国间相互派遣领事、设立领事馆就已成为外交惯例，它是一个国
家保护本国侨民的一种主要手段。但因清政府及随后的民初北洋政府对此认识较晚，加之沙俄政府意在阻挠、不予响应，因此直到1917年，在整个俄罗斯境内中国只设立了伊尔库次克、海参崴两个领事馆。因领事馆少，而中国侨民在俄居住和活动区域又相对广阔，致使广大华侨在人身和财产受到俄方
侵扰时，常常是千里跋涉寻领事馆，或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越境回国控诉。这一方面给广大华侨生活带来严重不便，同时由于信息不灵，中国政府交涉滞后，国家根本无力担负起护侨重任，大大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为了改变中国在俄缺少领事馆的状况，提高中国外交护侨功能,1917年12月，卢照耀、达顺明等一批旅居莫斯科的华侨商人致函北洋政府，呈请增加在俄领事馆的设置。因北洋政府此时尚在观察俄国政治走向，并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又忙于军事护侨，所以对于增设领事馆的请求迟迟不予答复。在这种情况下,1918年11月30日，莫斯科的华侨联合推举华侨总会副会长刘雯(吉林人)作为莫斯科、彼得堡两地的华侨代表前往北京，到外交部面递请愿书，敦促北洋政府接受华侨意见，尽快在莫斯科设置领事馆。同时表示旅俄侨商愿意承担领事馆的开办费及两年的常年经费。华侨的殷殷期待感动了北洋政府,1918年12月4日，北洋外交部宣布在莫斯科设立总领事馆，并在同年12月10日委派原驻俄大使馆三等秘书陈平担任总领事前去莫斯科开馆。
中国在莫斯科设领的消息传到西伯利亚后，当地的许多华侨亦仿效莫斯科华侨致函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求扩大设领城市。1919年2月16日，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在综合了华侨的意见后致电北洋外交部，提出在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伯力、鄂木斯克增设领事馆；在庙街、双城子、赤塔增设副领事职务。随后，资深外交家、前驻俄公使时任驻海参崴中国军事交涉员刘镜人也致信外交部，刘镜人在信中指出：国家在内开展实业有拓殖部，在外拓展实业即为设领事,“籍华侨之力以维国权”。而今在俄“华侨生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求庇不得，欲呼无门”，其原因非为“领事坐视不管，实属领事馆少，领事遥顾
为难，鞭长莫及”。
⑧因此，必须尽早扩大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领事馆设置，以保侨护商。接着，外交部前驻哈尔滨交涉员李家鳌也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1919年3月1日，北洋外交部同意在西伯利亚地区先行增设鄂木斯克，赤塔两处领事馆,(国务院3月7日批准)。出于慎重原因，外交部于3月派人到西伯利亚展开调查，进一步征询华侨及伊尔库次克领事馆的意见。在确认增设领事馆系广大华侨的一致呼声后,1919年4月17日，北洋政府批准在黑河(希拉戈维申斯克)增设总领事馆；在伯力、庙街、双城子设置副领事。不久，一批熟悉俄国事务的外交人员陆续离开北京，前往上述城市就职、开馆(4月22日，驻鄂木斯克总领事范其光到任;7月14日，驻伯力副领事权世恩到任;9月4日，驻黑河总领事稽镜到任)。西伯利亚6城市中国领事馆的增设使中国近代对俄领事护侨工作进入了辉煌时期。
概括地说，驻西伯利亚各领事馆的护侨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积极保护广大华侨的财产权、生存权。本来,1917年11月革命之初，因新政府实行废除旧币、限制兑换新币政策已经使华侨数十年积蓄大部分变成废纸，蒙受了巨大损失，而1918年苏俄政府在经济上全面推行“官产主义政策”后，又将华侨大商人的所有动产、不动产一律视为地主财产，没收充公，如何穆尔州将华商德发和等18家商号的5000普特面粉, 1.5万普特小麦充公；对被允许营业的华侨小商
贩新政府又实行歧视性高税限制，其税额“高达革命前数百倍”。如“稍有不满或抵制者，一律逮捕判刑。”以至华侨无法继续63
试述1918—1921年北洋政府在西伯利亚的护侨活动
64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 第1期
在此居住生活。对此，邵恒睿、稽镜等领事积极同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代表中国政府反复申明华侨资产不能视为地主财产，它是华侨含辛茹苦、个人奋斗的果实，华侨的活动是中俄两国人民友谊的体现。逐渐地使俄国新政府对华侨、侨资、侨产有了一定的理解，不久就部分地放弃了排斥华侨政策，陆续发还侨产，释放被捕华侨，允许华侨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工商业活动。
1918年后，对旅俄华侨生命财产构成的最大威胁，分别来自于土匪袭击和日本军队骚扰。如1921年初，双城子华侨被土匪靠山一次绑票40余人;1919年8月1日，谢苗诺夫匪帮在大乌里车站劫侨商73人;1919年日本军队袭击庙街，华侨被杀70余人。考虑到中国驻兵多集中于海参崴附近，无法也不可能分散到各城保侨，华侨的保护更多的要依赖于其自身的力量，各地领事遂借鉴国内商会设立商团的做法，协助华侨联合会成立准军事性武装团体——商团来保商护侨。在成立商团过程中，个别领事还专程回国为其购置支弹药，这种华侨商团在西伯利亚一直存在到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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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送华侨回国。在1918—1921年的西伯利亚战争中，军事冲突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是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一线。持续不断的战争使生活在这里的30万华侨在1918年初缺衣断粮，难以生存，大多数人要求回国。当时，鄂木斯克和伊尔库次克两城通往外地的火车已经停运。为使华侨早日脱离险境，伊尔库次克总领事馆人员分别冒险前往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当联系到的车皮到达伊尔库次克后，领事馆为保证火车能顺利到达满洲里，遂派专人全程护送、押运。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18—1919年间就有3万名鄂木斯克、伊尔库次克华侨乘领事调运列车返回国内。
(3)协调华侨内部纠纷，促进华侨体的团结。虽就总体来说，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华侨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但有10%左右的俄罗斯华侨是由河北、东三省、广东、江苏移民构成的；就是纯粹来自于山东半岛的华侨也还有府籍、县籍的区别，即荣成籍、黄县籍、蓬莱籍、掖县籍等等。这些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侨民因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在同一侨居地往往不能和谐相处，经常因居住区域、市场占领等原因产生矛盾，严重者甚至体械斗。这种情况不仅干扰了华侨社会的正常生活，也损害了中国人在当地的声誉。为了克服这些现象，增进华侨之间的团结，各地领事通过组织华侨联合会，华工协会等社团形式，将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侨领袖人物集结在一起，让他们在共同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增进友谊，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形成大华侨概念。从此，在西伯利亚华侨社会中原有的以出生地为集合体的地缘帮派系统逐渐被打破，形成了一个以业缘为纽带的横向交叉的开放性社会。
(三)
龙舟梦
北洋政府在西伯利亚护侨活动的第三个方面是动员、鼓励民间机构深入西伯利亚配合政府接济、运送难侨。具体的典型事例有以下二个:
(1)戊通公司两次赴庙街接运难侨。1919年以后，位于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的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曾二度成为苏俄红军与日军争夺的要点，为救护处于战火中的庙街华侨。北洋政府除派遣小型舰队来此外，另请求民营戊通公司派船协助。戊通公司是当时东北最大的一家民营航运公司，承担着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黑龙江四个航运线的运输，任务十分繁忙。但戊通公司能舍弃暂时的经济效益，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仅欣然同意调船去庙街，而且决定调公司最先进的进口轮船“南翔”号前往，以确保按期到达和返航。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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