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磊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2期
摘 要：东北地区历来被清代的统治者视为“龙兴之地”，为了保持其国语骑射的民族性，清政府在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战争的一声炮响轰开了中国的国门，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东北的边疆危机空前加剧，清政府面对此种严峻形势，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以期缓解边疆危机。 关键词：边疆危机；移民实边；新式工业；宪政改革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2-0033-03
中国东北地区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为了使东北保持满洲传统,独享东北特产，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实行了严厉的封禁政策。到了19世纪40年代，战争的炮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各种利益，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被清政府封禁的龙兴之地东北在列强的入侵下，在国内农民起义的打击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边疆危机越来越严重，原有封禁的格局被打破了。
一、清中晚期东北地区形势
仪表设备 1840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特别是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中国东北则成为日俄争夺的势力范围。
东北地区“总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0余万”[1]，拥有丰富的农、林、牧资源和品目繁多的矿藏。丰富的资源、重要的战略地位使东北成为列强竞相争夺的宝地，其中沙俄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特别是咸丰以来，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吉林丧失了出海口，黑龙江、乌苏里江成为中俄边境。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沙俄更是以保护铁路为名，出兵占领东北三省。沙俄的这一举动触犯了美、英、日等国的利益，迫于压力，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于1902年在北京和外交大臣奕劻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东北三省仍归中国政府管理，俄国需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分三期撤离，清政府应给予相应赔偿。但是俄国并没有履行条约的相关规定，反而一再拖延从东北撤兵的时间，并提出荒谬的“七点要求”，其目的在于长期霸占东北，并将魔掌同时伸向蒙古地区。 明治维新后，邻国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其国内物资匮乏，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为其眼中的“肥肉”。日本以朝鲜为踏板，谋求占领中国东北。日本疯狂掠夺东北乃至全中国的丰富资源，为其侵略扩张提供物质保障和经济支持。
1904—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在中国的领土上大打出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竟然认为“彼此均系友邦”[2]5145，宣布“局外中立”。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条约规定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各项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条约签订不久，日俄双方出于共同的利益，于1907年7月30日在彼得堡签署了《第一次日俄协约》。条约规定相互尊重缔约国与清政府现行各种条约及契约所产生的一切权利。随后又在1910年和1912年缔结了第二次、第三次日俄协约，其实质是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划定南满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北满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权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
落叶的忧伤
二、清政府的应对措施
面对东北日益加深的边疆危机，清政府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以期维护边疆安全，同时寻求国家走向富强之路。
（一）近代军队的建立
从1876年开始，清政府每年拨给东三省练兵费用七十万两专款，用于整顿东三省军队。奉天、吉林开始整顿练军，黑龙江着手改造八旗兵建立练军。盛京将军崇实建立了奉字练军，并在金州、锦州组建洋队。1877年吉林练军整顿一新，马步队及洋队计有3000人。19世纪80年代，为了维护松花江航行、漠河金矿开采等主权，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东北边防建设。1885年11月，清政府任命福州将军穆图善为钦差大臣，同东三省将军共商练军事宜，计划3年内各训练1万人。经认真挑选，积极编练，太阳是大家的教学设计
在1887年报告清政府三省练军“点验成军”，各练成4500人。奉天练军称“盛字营”练军，吉林练军称“吉字营”练军，黑龙江练军称“齐字营”练军，以区别于此前三省各自编练的练军。三省练军分别驻扎在盛京、吉林、齐齐哈尔三地[3]125。
吴大澂联名吉林将军奏请在吉林建立边防军，获得清政府批准后，吉林靖边军成立。靖边军主要任务是防俄，“靖边军，专为边防而设”[4]856。吉林实有防军9000人，去掉原有巩、绥、安、卫的，统称“靖边军”。光绪七年奏裁2000人，实以7000人，分防宁古塔、三姓、珲春要隘。吉林靖边军分5路，即前、后、左、右、中路。每路设一统领，每统领管辖四营，每营四哨，每哨领有若干队，分别驻扎在宁安、三姓、珲春等边防要地，以防沙俄入侵，也有维护地方秩序的使命。营制初仿湘、淮军，步队以500人、马队以250人为一营。光绪十一年，裁剪中、前、左、右4路勇数为步队450人，马队225人为一营，唯独后路维持原数不变。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看到吉林省建成靖边军，感到责任重大，于是奏请黑龙江省设立“镇边军”，“皆为防边之举”，得到清政府批准。全省设镇边军马、步队17营，除1营驻扎在漠河金矿外，其余马步16营驻东边呼兰、绥化、巴彦、铁山包一带，警卫边疆。镇边军分前、后、左、右、中5路，步队每营250人，各路设翼长1人，统领5人，兼招汉民。在1900年俄军入侵时，部分镇边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最终溃败。
为了加强东北地区水上的防御力量，1890年，经吴大澂筹建，建立了松花江和图们江水师营，图们江水师营拥有板船12只，炮15尊，官兵178名，常年活动于松花江下游一带。为了防御沙俄从松花江和珲春入侵，吴大澂还在三姓和珲春两地修筑了炮台。而且在东北修建了军事基地旅顺船坞。
（二）移民实边
为了增强边防实力，抵制沙俄侵边，清政府决定废除吉林东部边疆的封禁政策，命吴大澂“招民试垦”。吴大澂办防期间，不断派人“前往山东登、莱、青各属招募”农民前来垦荒。与此同时，吴又奏准朝鲜难民垦荒种地。吴大澂开发吉林东部边疆的办法有三种：第一，试办屯田。在穆棱河到三岔口一带分设11屯，每屯招募30人为屯兵，实行“亦耕亦守”。第二，在一些地方举办军屯。各招垦地区，都派官兵前往驻扎，各兵就地试垦，或兼种蔬菜，粮菜暂不归官。第三，根据垦民分布情况建立垦荒社。为了鼓励垦荒，吴大澂还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垦荒的政策，规定“本年领户一概不取押荒钱，并酌量给以工本”，“本年领地之户，已奏请免缴押荒，应收大小租六百六十文，须俟五年后再令纳租”，“其余一概官钱均不摊派”。此外还为垦民代购耕牛，允许分期还款[5]131。所以，这一时期吉林东部荒地得到大量开发，人丁户口也有明显的增加，大量居民定居在边境上，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安全。
新城市社会学 （三）创办新式工业
19世纪中后期，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边疆危机，清政府在东北组织创办了一批新式的军事、民用工
业，以抵御列强的入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吉林机器局和漠河金矿。
1881年6月，吴大澂创办吉林机器局，这是东北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1882年开始破土动工，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木建筑和设备安装，到1883年9月基本完成。正如吴大澂在奏疏中所奏：“若在吉林省城开设机厂，制造洋药，铜帽，配合子炮弹，不独本省练军可以源源接济，并可以兼顾黑龙江各军用。”[6]401吉林机器局生产的弹药主要供给吉林靖边军，从1891年开始，也为黑龙江镇边军生产弹药。吉林机器局的设备全部为进口，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其生产的产品分工细致，产品种类多，型号全。企业的工人采用招聘的方式，工种和级别不同，工资也不同。随着东北边疆危机的加剧，吉林机器局与东北的边防的联系更加密切，与东北的军队一起发挥着“御外侮”的作用。1900年，沙俄劫掠吉林省城，捣毁吉林机器局。直到1910年，机器局才得以恢复，更名为吉林机械专局。
大龙明权 1886年，清政府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镗办理漠河金矿事宜。李鸿章遂委派道员李金镛到漠河一带先行勘察，经过勘测，确认具有开采价值。但由于金矿在极边，气候寒冷，荒漠千里，人烟稀少，李金镛请先开通运道工程。1888年，李鸿章向清政府奏准设立漠河矿务局，由李金镛总办矿务，以官督商办方式经营。漠河金矿位于黑龙江兴安岭以北的黑龙江边,面江而背岭，河多金砂，号称“金穴”。自同治初年开始采矿，工人最多时达7000人。漠河金矿经常被俄国人越界私挖，中国人也有过江偷挖者。1886年挖金者达15000人之多，中俄各半。其间，驻俄公使获悉帝俄官绅进行集股活动，阴谋开采漠河金矿，清政府遂从“杜患防边”出发，决定对漠河金矿进行开采，以“杜外人觊觎”[7]2
27。
漠河金矿采用新式办矿方法，采取公司的形式，拟招商股20万两，先行试办。为了干扰金矿的运营，沙俄故意在瑷珲压低金价，迫使漠河沙金不得不远运至天津、上海销售，这样就造成成本增加，资金周转困难。李金镛只得发行银票作为工人的工资，在厂矿内代替货币流通，在厂矿之外也可在瑷珲转运局兑换现银，这种票钱“历年通行，与现银无异”[8]2050，缓解了漠河金矿的困难。金矿的兴办，雇佣了流民数千，解决了许多流民的生计问题；商贩云集，陆续形成小有规模的城镇，对于稳定边境，防止沙俄的入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趁机占领了漠河金矿，直到1906年才撤离。期间矿厂遭到了疯狂的掠夺和破坏。
（四）建立新式学校
为了振兴东北，清政府着手兴办建立新式学校。1883年，吉林创办表正书院；1890年11月，吉林创办志书局和翻译官学校各1所；1893年黑龙江宾州厅创办菁化书院，双城厅也创办了书院。表正书院是吉林机器局的附属学校，1883年在吉林创办，由吴大澂倡办。吉林府教授衙门送满汉学生30余名，专门学习与机器制造有关的“算法”“测量”等科学知识。表正书院的兴办，为机器制造局培养了新式人才。
（五）宪政改革
松柏高立图 篆书四言联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的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政府虽在战争中宣布中立，却也同时积极地筹划应对策略。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9]的声音，但是主张立宪的势力还很弱小，大多数的官员仍期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危机，希望通过英美等列强调停日俄战事。如，1904年翰林院侍讲学士杨捷三上奏：“饬下外务部婉商英美各国使臣，并致国书于英美各国君主，公为日俄讲和。”[10]1302杨捷三的奏疏代表了此时清政府内部大部分官员的想法，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清统治者妄图通过列强的调停而阻止战争的爆发，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充分体现了君主立宪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宪政改革的呼声在国内日益高涨。清朝的统治者和政府官员们也开始思考东三省乃至全中国的发展、富强之路，认识到改革宪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臣们开始纷纷建言。1905年，杨枢奏称，中日本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若改行宪政“宜仿效日本”[11]5287；两江总督的周馥也于1905年上奏，建言“仿欧美设立法、执法、行政三项官之意”，“预立地方自治之基”[12]696。最终，清政府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分赴各国，考求一切政治的谕旨[13]90。不论是仿英日的君主立宪还是仿欧美的三权分立，都是清统治阶级在东北边疆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探索中国图存、图强的一种尝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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