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余玮
红砖墙、红窗棂，是眼前
这幢坐北向南的北洋风格建筑明
显的外部特征，附近的居民都知
晓她更承载着红的历史烟云。
北大红楼是一座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的凹字型的建筑。民主、
科学的旗帜曾在这里被高高擎
起，自这红楼里曾先后走出了李
大钊、陈独秀与这三位中
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自这
里走出了像蔡元培、胡适、鲁迅等
物。
拜谒红楼的时候，看到不少
青年学生涌入红楼。他们聚精会
神观看图说、聆听讲解的肢体语言，让人看到五四精神正在得到传承，这种精神宛若长了翅膀，又走出了红楼……
各路新文化英豪齐聚红楼
北大红楼旧址现在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一楼是对外开放的展览馆，其一间书库旧址被布置成蔡元培的办公展室。据考证，蔡元培的校长办公室原本是二层的某个房间。 1917年1月9日是个飘雪天，由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的新
校舍红楼正在施工。不远处的沙
滩后街的马神庙公主府，一个戴
眼镜留着小胡子的清瘦浙江人，
正在进行校长就职演说。他就是
去年底到任的该校第5任校长蔡
元培。
就职演说中，蔡元培对学生
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
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蔡元
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
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
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
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
为致富”。
到北京大学任职后，蔡元培
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
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
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就
职不久，他提出了“兼容并包”的
思想，开创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方
式。
穿着西装，左手拿着一卷书，
右手叉在腰间——这是陈独秀展
厅的一尊栩栩如生的铜像，站像
气宇轩昂。展厅里，陈列有北京大
学的聘书、《独秀文存》，展示有
当年《青年杂志》、《新青年》杂
志的封面和所刊发的一些进步文
章的原件。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筹
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
《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
而非想像的”等6项建议。一年后，
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
者中，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
的愿望。
蔡元培当年是上海暗杀组织
光复会会长，陈独秀是安徽反清
编者按：
一个个红地标，背后是近当代中国的一个个脚印，串起来的是中华儿女追求中国梦的历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均有一些能够代表时代特的地点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是那时全中国的“主旋律”。这些地名的背后是历史的细节、人物的故事。
转铁蛋白本刊自这期起特推出寻访系列“红地标串起来的中国梦”，以梳理中国的红地图，梳理中国近当代
史的演进，还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红地标串起来的中国梦”之一：
组织岳王会会长，两个会长曾经有过一面之交，彼此留有印象。陈独秀来北京为杂志拉赞助期间，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外，直待陈醒来，蔡方入室相见。拳拳之忱，终于将这位新思想的领军人物请进红楼，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当年，蔡元培还特地为陈独秀假造了一份履历，说他是“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以此获得教育部的批准。继而，《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
1917年11月，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1918年1月，他接替章士钊任图书部主任。10月，北大图书馆由该校后院迁入落成不久的红楼第一层。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
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套间就是李大钊当年的办公用房——外屋会客、里屋办公。他为人友善质朴，不少师生都喜欢到这里聊天。罗家伦在回忆中写道：“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李大钊不仅是我国共产主义思想最早的传播者，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图书馆学家，现在被誉
“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李大钊
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期间，经常从书
架上取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
指导进步学生针对中国革命问
题，有的放矢地阅读，从而又将被
动的借阅图书馆变为主动宣传新
思想、新文化的前沿阵地，成为传
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心。
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
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
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他在
北大给教授们搭建了一个自由且
自治的平台，陈独秀、胡适、钱玄
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
等各路新文化英豪，才从四面八
方向红楼集合，继而拉开了一场反
对两千年中国封建文化的启蒙运
动。
五四运动的指挥部
红楼的盛名，源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同
是领军人物，当时流传一首嵌名诗
盛赞两人曰：“北大红楼两巨人，
sg186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曾
用笔名‘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
双星照古今。”
1918年12月3日，在蔡元培、陈
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
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进步学生
在红楼一楼东北角紧邻李大钊办
公室的活动室里组织“新潮社”，
成为《新青年》的友军。参加的进
步学生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
声、顾颉刚等。蔡元培曾亲自为杂
志《新潮》题名，新潮社是北大第
一个学生社团。
这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
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
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5月3
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
和会传来，情激愤，北大学生当
晚与各高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
礼堂集会，决定把原定于5月7日国
耻日举行的示威大游行提前到4
日，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
名委员负责召集，新潮社社员罗家
伦就是其中之一。
而今，在新潮社活动室旧址的
墙上挂着蔡元培手书的“新潮”二
字及新潮社章程。室内桌子上、架
子上满是写着口号的白布条幅，地
上还散落着大量笔纸与传单。1919
年5月3日深夜，罗家伦等新潮社负
责人带领新潮社成员紧张地准备
第二天游行的场景历历在目：学生
们连夜手书3000多条标语，桌上
摆放着游行的应用之物，铁皮喇
叭、水壶，还有罗家伦起草的《北
京全体学界通告》……此情此景，
让人有身临“五四”前夜之感。
据罗家伦回忆，5月4日上午10
时，罗家伦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位于红楼一层的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8校同学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写成《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上午11时左右，北大学生在红楼后面的操场集合排队。这时教育部派了一个职员随同几个军警长官，劝告他们不要参加游行，学生们与其理论多时，并绕了个弯，从后门出了红楼所在的院子，浩浩荡荡地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
到当天下午1点，北京大学和其他在京高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时，《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已印成2万份，在集会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中，同学们把《通告》传单散分给市民。这是当天惟一的印刷品。由于《通告》文字浅白、陈辞恳切，唤起人们心中积怨已久的国仇家恨，迅速流传开来。
天安门前的集会、示威游行，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条幅和旗帜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
运动爆发后，大批爱国学生遭到逮捕，后北洋政府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
5月7日上午，北京各高校备汽
车前往警察厅，迎接被捕获释的
同学。10时左右，一齐到达北大，
然后各自回归本校。蔡元培和北
大全体师生齐集红楼门外迎接被
捕同学返校。当师生们见到被捕
同学们的时候，双方都非常激动，
陆德明有记者是这样记载这一幕的：“彼
此初一见，那一种喜欢不尽的样
子，自然教我难以描写，尤有那喜
欢没完，将一执手，彼此又全都大
哭起来，感慨激昂，静悄悄欲语无
言的样子。”
蔡元培因此被北洋政府一度
免职，引发了北大师生在红楼策划
的一场场“挽留蔡校长”运动。9月
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正式
到北大视事。当天日上午9时，北
大全体学生及教职员在法科大礼
堂举行欢迎蔡校长回校大会。学
生先到就位，秩序井然。蔡元培就
席后，全体学生齐刷刷起立向蔡
校长致敬……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9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
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
青年》暂时停刊，但仍保留北京编
辑部。
红思潮的传播，社会主
义学说的信仰者的聚集，使进一
步成立革命组织成为一种可能。
1920年初，李大钊与被释放的准
备返回上海的陈独秀在红楼相
约，在京沪两地分别活动，筹建革
命组织。《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
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
组的机关刊物。
1920年3月31日，为了深入学
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李
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红
楼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组
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
名叫“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蔡元培非
常支持研究会的活动，在红楼拨
了两间房子给研究会作活动的
场所，还包括应有的设备、家具、
书架、火炉等，并派有勤务员值
勤。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
经斯基来华，通过北大俄籍教员
柏烈伟介绍，先在红楼认识了李
大钊。两人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
谈话后，李大钊罗章龙、刘仁
静等同维经斯基会面。根据罗章
龙回忆，他们的会面在红楼图书
馆举行，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
命，并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
《震撼世界十日记》等。
由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即
将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临行前，李
大钊、罗章龙等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部分成员再次在红楼图书馆主
任室召开会议，维经斯基以第三
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李大钊
在会上简明致辞，感谢第三国际
对中国革命的关怀，他说，我们这
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
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
一定会有收获的。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
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并在8月主持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
组。10月，李大钊在红楼办公室的
会客厅与张申府、张国焘发起成
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为建党准备。
当年，李大钊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80块银元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各项活动的经费。这一年，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
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北京支部派张国焘、刘仁静参加此次会议，李大钊因领导北大教师索薪罢教斗争而未出席这次大会。
“北漂”的图书助理员
红楼一层西侧是第二阅览室，迎门而立的是一张斑驳的旧式办公桌，桌上笔架砚台一字摆开。桌边的报架上陈列着《民国日报》、《国民公报》、《导报》（英文）等许多当年的报纸。眼前的场景让历史在这里复活：阅览室内有踱步思考的教授，条凳上随处可见认真阅读的青年学生——阅览室入口处的小办公桌前，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年轻人认真而忙碌地办理着借阅手续。他就是当年北漂的，时作第二阅览室助理员。
1918年6月，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应蔡元培之聘，举家北迁，出任北大教授。临别之时，和同学们到长沙火车站给老师送行。在火车即将启动前，杨昌济再三嘱咐：“润之，你们要抓紧学习，力争顺利毕业。记住，多写信，常联系，有了困难请告诉我，我是不会忘记做老师的责任的！”
几个月后，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有关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8月中旬，率领湖南青年20多人，从长沙启程赴
京。
这次北上，是第一次
出远门。杨昌济看到赴法的准备工
作尚未开展，便介绍到李
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到了一
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
当年在这里月薪只有8
块大洋。对于这段经历，曾
向斯诺自嘲道：“我的职位低微，
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
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
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
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
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
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
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
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
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
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
助理员说南方土话。”“我对政治
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
激进……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
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
出路。”这样概括自己这
段时间所受的熏陶和教育。
进北大图书馆任职，
自然包括了解决生计问题在内，但
是更重要的在于可以留在北大，
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
学术活动。
在红楼，成为《新青
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
接触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许
多新文化先驱人物和青年知识精
英，受到了新文化精神的感染，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积
核雾霾
聚了丰厚的理论财富。
不久，在杨昌济和等
的共同操持下，湖南来的的第一批
赴法勤工俭学的老乡将从北京去
上海，乘海轮启程去法国。思想上
已经骤变的决定，放弃北
京大学的工作和学习，先为这批
热血青年送行，然后再回湖南，到
那里去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
计”。土耳其式开局
正是在北大红楼的短暂的岁
月，真正改变了的人生志
向。把中国看作是一部大
书，他要一页一页的去亲身体验，
认真解读，融入其中，探根索源。
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
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
会更有益处。”
1949年，第三次来到
北京的时候，不再是昔日的热血
青年，已是泱泱大国之领袖，站在
离红楼数里之遥的天安门城楼上
操标志性的湖南口音宣告了新中
国的诞生。
红楼，红中国的起点。今
天，红楼无语，尽管没有粉刷一
新，但红依旧，就像一支火炬，
高擎“永恒的风景”。这里馆藏的
不只是历史，更有一种精神！
责任编辑 王海当年，红楼第二阅览室
入口处的小办公桌前，总有一
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年轻人认
真而忙碌地办理着借阅手续。
他就是当年北漂的，时
为第二阅览室助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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