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北大经历的几个问题辨析
近年来，坊间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认为对知识分子素无好感，与他年轻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时的不愉快经历有关。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尚待考证，然而个别学者不加核实就直接引用在学术研究成果之中，使这一说法以讹传讹，就值得注意了。
比如有部著作在研究“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这个问题时说： “有些研究者把他(指，引者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做图书馆助理员的经历联系起来，可能有一定道理。他在延安时，曾对来访的斯诺说过，他当时受够了那些教授的气，他特别提到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是学术界经常提到的。”
“学术界经常提到的”就一定是历史真相吗？俗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即便是谎言如果重复说上数百遍也足可混淆视听。因而很有必要对这个历史问题进行史实和文献的考证，以澄清事实、肃清流言。
一、北京大学的工作经历对的人生道路产生的最主要影响是什么?
1936年10月，与斯诺谈起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经历时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
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问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1918年8月19日，赴京。10月，杨昌济将推荐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图书馆谋得月薪8块银圆的助理员职位，一直到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而返回湖南。 虽然当年由于卑微的出身和地位而受到傅斯年、罗家伦等“大忙人”的冷遇，但这些不愉快经历并没有对青年的成长投下任何阴影。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活跃于北京大学的新思想对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的青年的熏陶，对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产生了更为深远、更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
任图书馆助理员期间，一边工作，一边拜访北大名家，如李大钊、陈独秀、黎锦熙、胡适等人，其中对影响最大的是李大钊。这不仅是因为在湖南时的老师
杨昌济与李大钊的私交甚笃，还因为工作关系，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曾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 当一般人不太理会这位乡下来的青年时，作为一位积极上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并给予更细心的关心、指点和帮助。在当时北大名教授当中也只有李大钊等少数愿意与交流思想、相互谈心。逐渐表现出来的远大抱负、理想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赏识。
据与同去北京的同学萧三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李大钊同志很器重，认为他是湖南学生的领袖。”在李大钊的热情介绍、帮助下，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以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大哲学研究会等各种进步学生组织及其活动。
在北京虽然仅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但对他来说有了两个影响其终身的收获：一是结识了他认为是第一楷模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先生，二是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8年11月，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激情演说，这篇演说和
李大钊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对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使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虽然在1919年3月离开北大，但他与李大钊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7月他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连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1919年8月李大钊主持的《每周评论》第万方数据库资源系统36期称赞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在北京大学结识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陈独秀，称他为“思想界的名星”。
其实还未到北京之前就与陈独秀有过一段文缘，还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就已经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撰写的《体育之研究》就是刊发在1917年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在北大期间，除了李大钊、杨昌济、黎锦熙等先生之外，另一位交往密切的就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后来自己也说过，“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同李大钊一样，陈独秀对产生的最重要影响就是逐渐使认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沪，5月送新民学会部分会员留法勤工俭学也到达上海，在此期间还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后来追忆这两位人生导师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在北京大学这段人生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思想主流逐渐向共产主义靠拢和成长，为他随后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变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影响了此后的人生道路和方向。
第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
在北京大学不仅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同时也由此结交了邓中夏、罗章龙等一批与他年龄相仿、志趣相同的青年朋友。其中，邓中夏就是的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
邓中夏比小1岁，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后经蔡和森介绍而结识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1917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邓中夏已经是活跃在北大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曾组织发动和领导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游行请愿运动，组织了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发起创办了以李大钊为顾问的《国民》杂志社，等等。
在北大虽然时间不长，但与邓中夏由原先的相识相知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挚友。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邓中夏来到湖南联络，向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接着等人在湖南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长沙学生总罢课，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1919年筹划成立问题研究会，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并寄给邓中夏，邓中夏十分赞同并在北约自主招生试题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同时附《邓康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
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在1919年12岁月的风铃月中旬率驱张请愿团第二次到北京之前，邓中夏已经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他和罗章龙等成立了“亢慕义斋”，搜集、翻泽、油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书刊，在当时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还为数不多的情况下，这些材料是极为珍贵的。
当时读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主要是由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介绍和提供的。与斯诺谈到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候说到这段经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正是在李大钊先生和邓中夏、罗章龙等青年朋友的帮助下，从1920远程医疗系统年夏天起开始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7月，经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便在长沙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并于11月建立了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第三，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前列腺素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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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1918年的北京，不仅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而且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人中国，引起了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兴趣和关注，此时的北京思想界正起着一种新的变化。
在北大的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新思想，亲身感受北京大学新思潮的活跃以及新旧文化的激烈斗争。他结识并求教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也认识了王光祈、张国焘、康白情、谭平山等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他还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与无政府主义者、北大学生朱谦之颇为投机，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尽管当时的思想状态还是混乱的，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进入他的视野，初步植入他的思想世界，虽然此时还不占思想主流，但这些朦胧的知识恰恰成为他日后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因。北大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进一步激发了致力于改变现状、改造社会的探索。
由上述史实我们看到，无论是获得新知识、结交新朋友，还是个人的志向选择，在北京大
学的这段经历曾给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对于一个身处黑暗中国正苦苦探求国家出路的有志青年来说，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人生导师的引导、接触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在北大期间思想收获的主流。
本人也是这样看的，他返回长沙后老同学周世钊曾问过他“有些什么收获” 时，回答道：“我和北京大学的进步老师、进步学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联系。对于北京青年学生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能互通信息和互通有无了。它为我们今后开展各项革命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诚然，当年的由于职位卑微等原因或许受到一些人的冷遇，这也许是今天有些人提到的所谓“不愉快经历” 吧，但上述史实已经足以说明，所谓的“不愉快经历”对青年的思想根本没有产生什么畸形的影响。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可能地争取中国革命的同情者，最大限度地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争取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
即便是当时不屑与之交谈的“大忙人”如傅斯年，与他之间的交往根本看不到所谓早
年“不愉快经历” 的影响。
这里可举一例，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褚辅成、左舜生、黄炎培、冷通、章伯钧六参政员飞往延安访问，受到的热情接见，与傅斯年还单独进行了一次谈话，称赞他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贡献。傅斯年谦逊地把自己比喻为不过是陈胜、吴广，称赞和共产党才是项羽、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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