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论坛从刘震云小说看一种文学新潮
关注“说”
说话，是人类存在、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所谓“无话不谈”，是关系亲密的同义语；“无话可说”，是关系生疏的另一种说法；“说得上话”，是有身份的证明；“话里有话”，是心计的体现；“说实话”，是一种表白的常用语；“祸从口出”，则道出了说话与悲剧的可怕联系。此外，还有大量的套话、空话、行话、谎话、黑话 充斥于各种人的日常生活。在《增广贤文》这本因为集中了中国民间的处世俗语而流传至广的小册子中，关于如何说话的训诫就占了相当的比例：从诸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这样的提醒到“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甘草味甜人可食，巧言妄语不可听”、“事非亲见，切莫乱谈” 之类忠告，都昭示了民间对于说话的诸多禁忌与讲究。因此，“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少说话，多做事”或“谨言慎行”才成为中国社会里做人的基本准则。
只是，到了当代社会，思想解放、杂语喧哗的热闹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许多准则。喜欢唠唠叨叨或滔滔不绝的人们越来越多。会不会“说”、“说”得有没有水平已经成为当代人表白自我、宣泄自我、推销自我的重要方式。倾诉的欲望、沟通的欲望不仅涌动在亲朋好友之间，甚至常常扩大到素不相识的人之间。那些在网上频频加陌生人为好友的网虫们，那些满腹愁绪不向亲人说，而是向素昧平生的心理医生、电台主持人、新闻记者倾诉情感隐私、个人困惑的人们，都使渴望说个痛快、渴望通过倾诉摆脱孤独与苦闷的情绪成为了当代生活的重要表征。与此情绪相应的，是唠唠叨叨或滔滔不绝的叙事风格在文学作品中也流行开来。
向达
然而，问题还在于：在那些唠唠叨叨或滔滔不绝的“说”中，到底有多少真情、真话？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网上那些虚拟的网名就给倾诉的真实性打了折扣。还有那些“真情表白”到头来也常常蜕变为夸大其词的虚饰与矫情。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重，还有不可面对之真！从这个角度看，杂语喧哗的热闹中又混杂了多少无稽之谈、谎言与废话？深圳技术职业学院
在我看来，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手机》、《一腔废话》和《一句顶一万句》就充分揭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张口就来的谎言与言不及义的废话！
《手机》：“瞎话张嘴就来”
1990年代以来，手机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的必需品。手机，意味着沟通的方便、联络的及时。这些年，随着手机更新换代的加快，手机已经具备了照相机、网络、游戏机、银行卡的多重功能，在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在阴差阳错中为人们带来了新的烦恼。
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就通过一个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揭示了当代人的一种生存困境：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在电视上滔滔不绝，回到家却不想说话了；在电视上，他说的话“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如此说来，有多少是套话？这样的话说多了，那些主持人也就“都是不拿话当话的人”了），到了生活中，他在几个女人之间周旋，在脏话、傻话、假话、废话中时而如鱼得水、时而如履薄冰，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会说话”了，达到“瞎话张嘴就来”的地步，还惹出层出不穷的麻烦；而他的情人五月在做爱时大说“世界上最脏最乱的话”，充分表现出“女汉子”的非比寻常；还有大学教授费墨说话的风格“从深刻到庸俗，转变得很快”，可为什么在滔滔不绝之后还是感到“嘴里贫，是证明心里闷”？他一边“贫”着，一边继续讲“坚涩和拧巴”的话，一边还在生活中蝇营狗苟，表现出几幅面孔 而
这一切，都烘托出一个严肃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撒谎成风”！ 这一句，使人情不自禁想起鲁迅关于“瞒和骗的大泽”的感慨来。但刘震云还不止于此。他进一步揭示了当代社会里撒谎成风的必要：《手机》“主要探讨的是一个谎言的重要性。每天有用的话可能就十句话，那每天要说三千多句话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不是废话，或者是假话，但它既然占了这么大的比重。如果我们每天没有这三千多句的废话和假话，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会崩溃。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谎言，实际上每一个人，我觉得的话都说过谎言，而且谎言的比重，有时候比你发现真理的比重的话，要大得多，当生活充满谎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是多少地愉快。当这谎言被揭破之后，露出生活的疮疤和真相的时候，世界又是多少地惨烈。” 我觉得，这里应该加一句：谎言又可分为“无伤大雅”的谎言与“居心叵测”的谎言。生活中，“无伤大雅”的谎言可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某种润滑剂，而“居心叵测”的谎言则常常导致伤天害理的。对于“居心叵测”的谎言，人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在形形的层出不穷的今天。
一面是各种各样的瞎话、脏话、废话，一面则是大家早就不信、可还是常常不绝于耳的套话、空话、大话，还有那些套话、空话、大话被“黑幽默”化以后产生的怪话（以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乔瑜的《们的歌》、王蒙的《狂欢的季节》、阎连科的《坚硬
如水》等小说为代表） 在这些语言的狂欢中，人们逃离了崇高、严肃，习惯了调侃、玩世不恭，更滋生出“撒谎成风”的社会痼疾！那些“诚信为本”、“撒谎可耻”的传统美德已经岌岌可危！“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老实人吃亏”的说法也像瘟疫一般扩散。由此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有目共睹，不可不察。
这一切，到底是手机惹的祸？还是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产物？
何时才能唤回“诚信为本”、“撒谎可耻”、“老实人不吃亏”、“狡诈者寸步难行”的良好社会风气？
《一句顶一万句》：“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
经过“”的人都知道，“一句顶一万句”是当时林彪推崇的名言。以这样一句话作为一部描写作家故乡人心中无限苦闷的书名，颇有讽刺意味。
小说讲述了两个寻“说得上话”的知心人的故事：孤独的吴摩西为了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走出延津；他的养女的儿子牛爱国，也是为了摆脱孤独、寻“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在他们寻寻觅觅的人生旅程中，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渴望沟通、摆脱
孤独，却在试图表达内心的苦闷与无助时常常“言不及义”、或者“言不尽意”，因此产生了新的苦闷与困扰。那些鸡毛蒜皮的“话”常常成为惹事之端，是作家对于国人生存状态的悲悯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一句顶一万句》显然具有针砭“国民性”的锋芒，同时，还有“探寻人生和生命的终极意义，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这么孤单，一辈子活着个知心朋友那么难？”的“天问” 。nc4400但值得注意的是，刘震云还曾用“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来概括小说的主题的。这部作品因此而意蕴丰富，耐人寻味。
我注意到，作家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表达了相当激烈的反智立场。他指出：“ 知识分子 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就成了 知识分子 ？ 知识分子 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 知识分子 ，不过是 知道分子 罢了。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呢。”“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 知识分子 ，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一个钓鱼
的人，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人没有问题，但想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我讨厌这样的写作，讨厌这种 知识分子 的写作。”当代文坛上，像刘震云这样采取反智态度的作家，还有张承志、阿城、王朔、韩晗等人。有了这样的立场，作家对那些底层百姓上下求索、渴望沟通、却常常不到知心人的描写是不是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呢？
小说开篇“出延津记”，令人想起了《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作家在谈到小说中人物时，特别指出：“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意大利牧师老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老詹对中国的社会，中国人，中国乡土社会，包括人的情感，认识的才能够更清楚。老詹是意大利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在我的故乡待了40年只发展8个徒弟。他问杀猪的老裴，说你信主吧，可以明白你是谁，知道你从哪儿来。老裴说：我是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正因为他发展了8个徒弟，他住在破庙里，当老詹去世的时候，杀猪匠在他的床头下翻出了一个图纸，是宏伟的哥特式的教堂，突然发现这个图纸活了，教堂上的钟
在轰鸣，彩绘的玻璃全部都推开了，不但教堂的窗户推开了，他自己心的那扇窗也推开了，这时候杀猪匠明白，老詹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师，他没有把教传给别人，他传给了自己。”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他与其他所有渴求沟通却难以如愿的人们不同，他心怀基督，虔诚助人，因此不仅没有那些底层人的烦恼，而且一直在积极传教中播撒着信仰的火种。只是，他毕生的努力所获却寥寥 作家因此写出了国人与宗教的无缘，也就写出了两种人生境界的难以沟通。另一方面，这位传教士求沟通而不得、却一直满怀热情的活法不是也昭示了全新的人生出路么？ 人，其实是可以“独善其身” 、通过“善养吾浩然之气”安身立命的。人，其实是完全可以由此摆脱渴求沟通而不得的烦扰的。而这样一来，作家也就表达了对“中国的文化生态、生活生态，跟有宗教的民族的生活心态和文化生态有特别巨大的区别”的深长思考。只是，这样一来，在老詹与那些苦苦寻者的比较之间，不是高下立判了么？而作家对于“国民性”的思考也就呼之欲出了。作家与鲁迅的不同似乎仅仅在于：鲁迅对于麻木的国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刘震云的态度，则是带有宗教情感的悲悯。sem扫描电子显微镜
于是，我们就不难从小说中那些絮絮叨叨的说话中看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讽刺、批判与感慨万千
卖豆腐的老杨“嘴笨，而且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是不会说话的代表；卖葱的老段说老杨：“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则是对于不对等的抱怨；剃头的老裴为什么怕老婆？因为“俺俩一闹，她就回娘家她哥，她哥就我来论理。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件事十条理，我跟他妹过了十来年，有多少事多少理呢？我嘴不行，说不过他。”这是说话能力较量的结果；县长老胡不会溜须拍马，“就是平日说话，也是自说自话。别人做官讲个人乡随俗，老胡来延津十年，说的还是湖南麻阳话。呜里哇啦说上一阵，知府老朱听不懂。同僚听不懂，延津百姓更听不懂。大堂上断案，原告被告说罢，他呜里哇啦说上一段，原告被告如坠云雾之中。由于相互不懂，案被断得七零八落。正因为断得七零八落，延津大治。”新县长小韩“生来爱说话，小嘴不停”，“爱给民众讲话”，可民众常常对他的话没兴趣；省长老费认为“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由此他看不上不喜欢说话的小韩； 这几个官场人物说话风格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命运的沉浮；开生药铺的蔡宝林喜欢讲理，而且“不让别人讲，好用自个儿的理把别人讲通”，有一种好为人师的居高临下感；管家老顾则热衷于在“伙计们之间传闲话 别人传闲话也就是个闲话，他在传话的过程中，爱把一件事说成八件事”，则是无事生非、挑拨是非的代表 因为这些闲言碎语、说长道短、阴差阳错、南腔北调，人
与人的误解、矛盾、仇恨层出不穷。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也常常“啥也不为，就为一句话”而形同陌路、矛盾丛生。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甚至，就是常常说好话也很累呀：小说写“牛爱国发现话也不是好的，好话也不是好说的；或者说，没话话不是件容易的事，专门好话就更难了。两人本来无话，专门来的话，就显得勉强；两人说不来，就无所谓坏话或是好话。如果坏话说不来，好话也不一定说得来。两人的心离得远，对同样一句话，就有不同的理解，你认为是句好话，她听起来不一定觉得是好话。再说，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话？每天专门想好话，也想得脑仁疼。好话好不容易想出来。说出去，也不一定能说到人心上。好话说多了，自己听着都假。好话一开始听着人耳，天天说，对方就听烦了；这时好话就转成了坏话。” 这一番绕来绕去的描写中，写出了一连串的人生困境：好话与假话、好话与坏话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何况人生常常还遭遇“说不清道不明”的困境：“解释不清不是事情不好解释，而是事情之中藏着的曲里拐弯的道理，一时无法说清楚。” 这便是庄子所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凡能够说的，都应当说清楚；凡不能够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 。 北京中新企业管理学院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