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温故一九四二》
1942年，对于河南人民而言，是灾难性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河南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灾荒，卖子鬻妻、人吃人、狗吃人的现象随处可见。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作者刘震云借助灾荒亲历者和诸多资料，用通俗、冷静又幽默讽刺的语言毫不客气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再现了那个水深火热、发人深省的时代。本文试从灾荒中民众、政府、历史资料和反讽叙事等方面进行评论，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感知1942年的中原之痛。 标签：灾荒；温故一九四二；文学书写；反讽
灾荒就是指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自古以来，广大劳动人民就在和自然灾害做着永无休止的抗争。从最早的神话故事，到《诗经》中关于旱灾、虫灾、水灾等灾难的描写，再到后来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对灾荒的记忆，最后到现当代文学中对灾荒的书写，都深刻记录了灾荒的情境。对灾荒的记忆和描写贯穿了整个文学史，而对中原地区的灾荒描述尤为典型。
在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记述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讲述了一段有关饥饿的悲惨历史。“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
的问题”。这个吃的问题，就是长辈们都不愿意回想的人吃人，狗吃人的现象，“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这场人间惨剧里有灾难亲历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刘震云以幽默讽刺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刻形象地记录了这场灾难，还原我们真实地1942年。
一、灾荒背景下的民众与政府
（一）民众的无奈
灾荒的突如其来，让广大民众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大灾荒背景下的老百姓，他们不会从一定的高度去审视灾荒，也不会思考灾难背后的深刻原因。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活着”。“他们是最重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中国老百姓善良隐忍、恪守本分。他们只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地活着，而历史，政治这些话题，他们不会去思考，不会去关心。在他们脑海里，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又如何思考其他？同样，他们思考了也无济于事，唯有沉默，隐忍，才能顺利过完一生，反抗只会招致更多的灾祸而已。因此，在对往事回忆时，他们的表现就像回忆平常事情一样。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有这样一些乡民
的回答：“饿死人的念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逃荒就逃荒呗”，“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等等。这些乡民的回答很质朴，灾荒只是他们漫长人生中的一些片段，是灰暗的，悲伤地，可是又是那样习以为常。灾荒来了大家就逃荒，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已经深入他们脑海，除了逆来顺受，民众别无他法。但是越是这样平静，质朴的回答，就越是反映出灾荒的严峻与残酷以及民众的无奈与悲凉。
（二）道德的沦丧
中国自古以来就推崇“性善论”。但是在灾荒的特殊背景下，在饥饿，贫穷的刺激下，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善良的老百姓也不得不为“生”而改变自己。在《温故一九四二》有这样一段话：“人性底线被彻底冲决莫过于卖人、人吃人、狗吃人。活下去的过程就是人性被一层一层剥落的过程，直到人的生存彻底返回兽性，那便是人开始吃人，而且是易子而食、易妻而食，甚至是比虎还毒的自食其子。”当在“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的条件下，饥饿可以摧毁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人吃人，易子而食，易妻而食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在我们现代人听来骇人听闻，毛骨悚然的描述，是叙述，是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历史，
是不可抹杀的灾难。在饥饿的驱使下，在“生”的信念中，人性最终归于兽性，道德最终化为尘埃。灾荒发酵为道德沦丧，并且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惨剧。
（三）政府的无为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不同的国家政权在面对灾荒时都有不同的作为。作品重点叙述了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处在如此严重灾难中的灾民，竟然还被严令仍按正常年景缴税，更可恨的是部分官员还要从中牟利，压榨百姓。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饑荒发生的主要原因。此类观点用来评论这次灾荒再合适不过。在那样一个复杂动乱的中国，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是诸多“重大问题”：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对日战争问题、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等，对于他来讲，上述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相关，于是，他虽心里清楚，但仍然要说：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纵然后来他不得不采取赈灾措施，但终非完全自愿，再加上各级
官员的投机发财，灾民们得到的救济显然是杯水车薪。灾荒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有能力与担当的政府可以经受得住考验，反之，无作为的政府则暴露出了自身的弊病，逐渐失去民心，走向灭亡。国民政府最终的选择是，饿死老百姓，不当亡国奴。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亡国事小，饿死事大。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国民党脱离了民众，必然走向衰亡。
三、史料还原真相
刘震云曾说过说：“《温故一九四二》用的是调查体，但也不是调查的写法，从历史到现实，从资料到采访，是未经加工的材料拼接，它把许多不相干的事，扯到了一起。”《温故一九四二》是以调查采访的形式写出的，有不同文本的嵌入和组合，作者在小说中引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包括报纸、回忆录：张高峰的《大公报·豫灾实录》《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的书信、白修德的《探索历史》等。
民众的回忆是感性的，或许还会有所缺失与偏误。而想要还原历史的真相，除了需要亲历者的回忆以外，还需要丰富的史料予以佐证，增强文章的真实性与说服力。刘震云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搜集了诸多历史资料来作为河南灾荒的客观依据，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
记忆。为此，作者引用了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有关河南大饥荒的许多报道，而正是白修德，最终促使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拯救数以万计的河南灾民。回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叙述，历史资料，也可以是图片与视频。然而单纯的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与作者的描述，都不足以证实历史，还原真相。文学对灾荒的记述是经过修饰与雕琢的，较之图片与历史等资料，主观性较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单纯的文学形式对还原灾荒历史的苍白与无力。作者不得不引入一系列的史料来呈现事实。
四、语言的通俗幽默与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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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的文字风格朴实、自然、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他没有华丽的辞藻用以修饰，只是坚持民间立场，用冷静的幽默与反讽来达到批判效果。
（一）语言的代入感
刘震云的文学语言贴近生活，呈现出日常化的状态。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作者运用通俗朴实的语言，以农民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那段历史。他的文字间有很多河南方言词，乡音未改，富有河南的地域特。比如，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闽南语电影“花爪舅舅”说“饿死几十口”；范克俭舅舅说“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等等，这些如果用河南话来表述，会更接近人物和事件本身。
正是这些看似粗俗口语化的语言，才增强了小说的代入感，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不是用华丽的言语，空洞的描述来呈现一个凌驾于现实之外的事件。尤其是对于河南的民众，他们在阅读小说时会更能体会到那种亲切之感。这也正是刘震云的成功之处，他的字里行间都呈现出一种“真实”感，呈现出一种自然，质朴之美。他坚持用白描的手法，冷静客观地再现生活，隐去自己的声音，拉近读者和作品的距离，更容易在作品中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共鸣。
（二）语言的幽默与讽刺
“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唯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關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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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用滑稽幽默的语言将白修德推至文章的主角位置，同时也讽刺了当时国民政府不顾蔡星辰
百姓生死，无所作为的现实。而白修德，一位美国记者却没有遗忘，他用自己的正义感关心着这片土地上百万饿死的人民。国民政府与白修德两种不同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将反讽运用的淋漓尽致。
“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重要。”
三百万人的生与死变成了“小事”，而所谓的“大事”皆与死亡无关。在这样的“大事”与“小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作者的嘲讽意味，令人哑然失笑。
刘震云还将狗与人进行对比。“可以说，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区，狗比人舒服，这里是狗的世界……沿途有许许多多像灾民一样多的野狗，都逐渐恢复了儿狼的本性，它们吃的膘肥肉厚。”这样的语言表述反差极大，幽默与讽刺意味极强，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让读者体会到当时民众生活境况的惨烈。欧阳国富
刘震云就是用这样通俗易懂，轻描淡写的语言来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地一九四二，他的黑幽默与反讽的运用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阅读体验。
纵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作者依旧坚持从民众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幽默讽刺的语言还原历史，书写人性。同时，这部作品虽然是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但是嵌入了诸多史料，将文学与历史相结合，增强了文章的阅读性与真实感，加深了人们对一九四二年河南灾荒的印象，警醒人们勿忘历史，勿忘灾难，勿忘广大众对历史的牺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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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堂会.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文学与历史书写[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6，25（3）：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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