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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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从《新兵连》到《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新闻》，刘震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新写实”系列小
说自成体系，有条不紊地勾勒出一条主人公在物质生活和权力斗争中摸爬滚打的脉络。由于《新兵连》是发轫之作,“新写实”技巧尚未成熟，主观干预痕迹明显，加上作家在理想主义情怀推动下寄托在主人公身上的重建民间理想道德和疏离权力斗争的美好愿望,《新兵连》在这一系列小说中显得十分特殊。但《新兵连》之后，随着作家文学技巧的加强以及20世纪90年代时代大浪潮影响下的理想主义失落，刘震云“新写实”系列中的人物便无一幸免地走向了沉沦，作品正式进入“冬季情节模式”，直抵人性的黑暗本质。关键词：刘震云;《新兵连》；沉沦；新写实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9)01-0028-06
《新兵连》发表于1988年《青年文学》第1期，是刘
震云继《塔铺》后的又一力作，荣获1987—1988年度《小说月报》优秀中篇小说“百花奖”。《新兵连》注重对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原生态”描写以及中心情节、中心人物的消解，被评论家视为“新写实”小说的“正宗发轫之作”[1]。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刘震云都在“新写实”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创作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新闻》等作品，被视为“新写实”小说写作阵营的代表人物。
《新兵连》和“单位系列”“官场系列”同属于刘震云
的“新写实”小说系列，有相似的创作风格和主题，但笔者在阅读《新兵连》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新兵连》与这些作品相比显得较为特殊。首先,《新兵连》似乎不那么“新”，也就是说其“新写实”姿态相较之后的创作并不十分规范，表面的客观冷静下隐藏着作家较为强烈的主观干预；其次，与之后的“新写实”作品相比,《新兵连》的风格似乎也不那么低沉、压抑，依旧能看到理想与温情的光亮。更有意思的是,《新兵连》的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小说人物“我”的身上,“我”就是那个承载着作家明显主观关照的人物，也是小说理想与温情的“光亮之源”。为什么自《新兵连》的“我”之后，作家在“新写实”写作中不再明显介入文本
来关照某一人物，或流露出鲜明的情感倾向?为什么自“我”之后，作家不再书写具有独立人格的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人物普遍走向了沉沦?这些显然都不是巧合。因而深入分析小说中“我”的人物形象，并把“我”放在刘震云整个“新写实”小说的写作谱系中予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理解文本，而且，对于我们把握刘震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新写实”小说创作技巧与心态的转变都有积极意义。
一、“我”在《新兵连》中：特殊的存在
(一)与其他新兵战士不同：命运的宠儿
《新兵连》的主体基调低沉压抑，暴露出政治文化
强压下小人物的无奈辛酸，堪称一曲时代的军营悲歌。这新兵战士本是憨厚淳朴的农村青年，但一进军营便开始勾心斗角，更为可悲的是三个月下来苦心孤诣的结局却是不得善终———老肥跳井自杀，王滴被迫伺候军长瘫痪的老爹，元首下放农场种菜，相较之下,“我”的命运就显得格外好了。
首先，一进新兵连“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班副———“特权阶层”之一，理所当然的“骨干”。虽然从小说中可以大致推测出“我”是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的农村知识青年，但按照小说的描述，王滴也属于这类人，是个多才多艺、清秀瘦弱的白面书生。可他远没有
收稿日期:2018-09-13
作者简介：谢香子(1995—)，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36卷第1期Vol.36No.1
新乡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inxiang University
2019年1月Jan.2019
“我”幸运，始终在“争骨干”的勾心斗角中浮沉，最终筋疲力尽。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王滴本可以幸运，是他个人的品质问题使其“骨干之路”坎坷，甚至被所有人孤立，但这样更彰显出“我”的幸运，因为“我”好像一点缺点都没有，始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品质淳朴，善良无私。其次,“我”莫名其妙地得到了新兵连上下一致的相对信任。且不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之下，那是个人人互相猜忌提防，举报与被举报泛滥的年代，单就新兵连这个小环境而言就“硝烟弥漫”。一进连里，新兵们就因为地铺的位置发生争执；一段时间后，又因为争“骨干”关系紧张；后面更因为分配问题而相互防备甚至举报陷害。总之，新兵连里战士的关系是紧张、不友好的，更谈不上信任，但作为班副的“我”却成了大家共同的倾述对象。当老肥觉得排长对自己印象极差时，他多次主动“我”谈心，暴露
出脆弱的一面；当元首被良心谴责，无法排遣时，他只对“我”一人说出隐藏于心的罪恶；当王滴觉得命运弄人，欲哭无泪时，他也只选择告诉“我”内心的苦楚。还有班长李上进，一开始就对“我”格外照顾，在值夜班的时候分给“我”烤好的包子，后来更是和“我”分享自己的爱情经历、入党波折并向我征求意见。甚至是排长，也在最终离开的时候放下架子，与“我”说这说那。“我”扮演着知心人和智慧者的双重角，是大家寻求慰藉和帮助的一致去处，承载了小说中难得的“柔软”。最后,“我”还是新兵连所有战士中结局最好的一个。想给军长开小车的老肥跳井自杀了，看上去风光无限的王滴其实是去军部给军长瘫痪的老爹端屎端尿，昧着良心举报老肥的元首只能去农场种菜喂猪，一心入党的李上进因开伤人，锒铛入狱，而“我”去了教导队学习，奔赴更广阔的天地，更高的平台。“我”就像命运的宠儿，一路顺风顺水，与周围被命运无情捉弄的人相比,“我”显得格外幸运。
(二)与自己不同：潜在的文化反思者
《新兵连》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进行讲述,“我”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和故事的讲述者，是维系事件的纽带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角。“我”在小说中的角设定是十七八岁的农村青年，泥瓦匠的儿子，与“老肥”是同村，也是同学，一起长大，一起睡过打麦场。因此如果按照角设定的正常逻辑发展,“我”也应该与“老肥”“元首”等人处于同一认知层面,“我”虽然可能因为多读了几本书而比他们思想进步，但也无法超越所处的时代环境。因此，在人人求上进的新兵连里,“我”也应该是汲汲于上进的一分子，也应该有巴结上级、力求表现的一系列举动，也应该暴露出自私、狭隘、虚荣甚至不择手段的一
面，就像姚晓雷所说的那样:“不过在刘震云这里，出现在笔下的都是类型化人物。更有甚者，所有这些类型化人物的类型特征最后又都可以简化到一种模型，即都是进化不到更高层次的、被权力扭曲也扭曲着权力的民间基本生存本能层次上的派生物。”[2]“我”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也应该是“类型人”之一，和“老肥”“元首”等人相差无几，优点和缺点大同小异。但是,“我”一反常态，没有抢着扫地、刷厕所、写保证书，没有给班长、排长、连长送礼，只是安分守己地做着班副，并且还热心地帮助他人，比如给李上进出谋划策，甚至违背纪律给他送吃的；说服身边的人帮助老肥隐瞒病情，事发之后热心地为其想好出路；也没有因为个人的分配问题加入墙倒众人推的队伍，不去昧着良心诋毁李上进，甚至能够在照片问题上主动解释，避免了对他更多的栽赃陷害。“我”还嫉恶如仇，充满正义感，甚至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对身边人的不堪行径加以评判指责。
“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某种农民的劣根性，甚至还对屈服于政治文化环境的行为表示厌弃和反抗。当然，这种摆脱和超越、厌弃和反抗都是相对的,“我”很显然不是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精神与人格的人,“我”也会打听什么时候交入党申请书，会因为领导的接见兴奋激动，对权力有种天生的膜拜心理，会因为在批判李上进时元首的一句话而大发雷霆，急于自保，但总的来说,“我”高于小说中其他人物，无论是在道德品质还是在思想认识上，甚至可以说,“我”是整篇小说中唯一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一个能够站在一定高度对不合理现象加以反思的人物，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超然物外的具有精神层面指导意义的存在。但是，这样的“我”却与原本的角设定显得格格不入，不合逻辑，充满了矛盾，显得格外特殊。
总而言之,《新兵连》中的“我”是特殊的，身边的人都在政治权力高压下丢失了本性,“我”却出淤泥而不染，奇迹般地在污浊的环境中保持了自我的独立，甚至能有一个较好的出路。也就是说，屈服于时代潮流的人物都结局悲惨，拒绝甚至反抗潮流的人却有较好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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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这无疑让“我”变得特殊。
二、“我”在“新写实”系列小说中：不再特殊，走向沉沦
《新兵连》创作于1987年9月，发表于1988年1
月。1989年刘震云发表《单位》《官场》,1991年发表《一地鸡毛》《官人》,1993年发表《新闻》。纵观刘震云80
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新写实”系列小说，笔者发现刘震云这时期的创作不是一个点或者一个面，而是一条线，作家沿着这条线稳健有力地、有条不紊地走着。《新兵连》中的“我”在部队坚持自我，超越世俗；复原回家后参加高考，成为《塔铺》里唯一考上大学,“告别农村”的人；再接着大学毕业，进入
国家机关，成为《单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或者是《新闻》中的“油素夫”；再奋斗几年，成为《官场》中的“专员”或者《官人》中的“局长”。刘震云的“新写实”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我”的个人成长史。但是随着“我”的成长,《新兵连》中那个保持独立，出淤泥而不染的“我”再也不到了,“我”在成长的，或者说“上进”的路上，被污浊的环境同化了，变成了“单位系列”里的“小林”，或者是“官场系列”里的“官人”，走向了沉沦。
(一)“单位系列”里的“小林”
《单位》和《一地鸡毛》属于姊妹篇，讲述了大学毕业生“小林”在单位工作四五年后被琐碎生活压迫、世俗权力同化后“幡然醒悟”，煞费苦心地经营“一地鸡毛”的故事。“小林”的身上一开始还有《新兵连》中“我”的影子，能够置身于世俗生活之外，保留了大学毕业生的理想和不谙世事的清高，但几年下来便在现实的压迫下失去自我，抛弃清高，积极主动地“求上进”，硬生生地将自己从《新兵连》中的“我”变成了“老肥”“元首”“王滴”“李上进”那样的人。因为只有“上进”，才能拥有烂梨中的好梨、不会馊的豆腐、舒适的住所、孩子的好学校、妻子的尊重、同事的恭维等一切想得到却不易得到的附属品，才能活得更好、更体面。
到了《一地鸡毛》中,“小林”似乎连“上进”之心都没有了，因为主动的“上进”并不能改变窘困的处境，还不如圆滑市侩、无利不起早见效快。就拿他帮查水表的老头办事来说，手中丁点的权力此时也成了获
取利益的砝码，使之从被压榨的底层翻身成为压榨他人的掌权者。其实所谓的掌权者和被掌控者，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权力场域中无法逃脱的可怜人。没有权力的
人，总是生活在一个不断“屈从”的状态，然而他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自觉使用那一丁点的权力，供以享用。小说还有一个细节，也能佐证从《单位》到《一地鸡毛》，小林是愈发的沉沦了。在《单位》的结尾，小林因为女老乔的离开而难受，对于曾经阻拦自己的“敌人”报以理解的同情，但在《一地鸡毛》的结尾，当小林得知帮助过、引领过自己的小学老师去世的时候，他虽然难受，却也很快回到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去了，就像小说中写的:“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3]
《新闻》中的“油素夫”和“小林”的命运是相似的,
或者说就是“小林”的翻版，是沉沦后的《新兵连》里的
直流变换器
“我”。油素夫是丁报的一个实习记者，刚来到X 市的时候还是个青春可爱的女大学生，当其他记者发脾气不吃饭时，她很用心地旁若无人地吃着，能够坚持自我的独立，也会因为记者的“变节”而难过，但她很快就适应了这样浑浊的环境，变成了“大头”“大嘴”“糖果”“瘦瓜”中的一分子，变成了沉沦的大多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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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场系列”中的“官人”
《官场》《官人》同属“官场系列”，讲述了官场里形
形的人物为了所谓的前途、职位处心积虑，拉帮结派，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兔死狗烹，无一幸免的故事。
《官场》讲述了春宫县委书记金全礼被提拔为副专员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被提拔为副专员的金全礼并没有像想象中的一帆风顺，不仅处处碰壁，与另一个副专员陈二代不和，工作无法展开，更重要的是在晋升为专员的过程中一波三折，费尽心思却无果而终。《官人》中的局长老袁和七个副局长，张、王、李、赵、刘、丰、方或为了保住已有的地位，或为了谋求更好的出路，无所不用其极，上演了一出出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但最终都没有得偿所愿，权力玩偶的本质暴露无遗。在《官场》和《官人》中似乎看不到“小林”的影子，因为里面不再有一个明显地被同化、走向沉沦的过程，人物一出场似乎就是沉沦者。但“小林”如果更加懂得玩弄权术向上爬，很快也会变成“金全礼”，或者是“袁局长”那样更高一级的人物，更接近权力的中心，只是到了这时候,“小林”依旧不会解脱，还是得在权力的斗争中摸爬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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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并且更加沉沦。因为“求上进”的路是没有终点的,
被权力裹挟的命运是无法摆脱的。无论你是底层的“小
林”，还是中层的“专员”或“副局长”，甚至是高层的“省
委书记”或“局长”，都无法摆脱被世俗生活操控的命
运，人物在生活，就是在沉沦。总而言之，在《新兵连》的“我”之后，刘震云的小说中不再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质文化和世俗权力并对之加以审视反思的人物
存在了。
三、沉沦的背后
(一)创作主体的隐退：主观关照减弱,“新写实”技巧成熟
虽然《新兵连》被评论家视为“新写实”小说的正
宗发轫之作，但这说到底只是一种追认，我们不能用后
陕西理工大学魏乐
来的文学思潮来反推或者验证作家之前的文学创作。《新兵连》创作于1987年，发表于1988年1月，而“新写实”口号提出并成为一种文学思潮却是在1989年之后，所以《新兵连》之所以呈现后来所谓的“新写实”风格，更多的是作家的文学自觉，是作家想要改变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探索新的写作方式的尝试。这里如果将《新兵连》与1987年7月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塔铺》对比，更能发现这一文学自觉。《新兵连》和《塔铺》一样，都取材于作家的真实经历，并且都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但作家没有再把《新兵连》写成另一部“自传”，用一系列集中的事件塑造“我”高大、丰满、正面的人物形象，并且渲染父子情、爱情、友情以增加情感的厚度，取而代之的是消解了中心情节，在不动声的情况下让诸多事件扭结裹挟、联袂而出，呈现出“生活流”的模式，而这正是之后的“新写实”创作所看重的。
但作家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加上刘震云曾经
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新兵连》的创作是为了纪念一个
叫做冯修懿的战友，他认为这个战友是他见到的最聪
明的朋友之一，是他把自己引上了文学之路，对于他的
欣赏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只是这个战友最后因杀人
而不得善终的结局令他十分遗憾。也就是说，作家对于
这段故事有着刻骨铭心又独特隐秘的感受，因此更有
可能自觉不自觉地介入文本，以宣泄现实中积累的情
感，而这恰好成就了“我”的特殊。并且由于《新兵连》采
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这样一种方便作家渗透情感的表
达视角，叙述者和作者很容易发生混淆，就更容易实现
作家的主观关照了。作家以一种独特的想象方式塑造了“我”的形象,“我”或许是被改变了命运的、审美化了
的冯修懿，或许是作家想象中的新兵时期的自己，或许
多能干细胞是一个综合了所有新兵战士优点的存在，但这些其实
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家的明显介入，强行拉开了“我”与身边人的距离，让“我”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同时，也因为“我”的身后站着作家刘震云，所以很多时
候是作家伪装成“我”在思考问题和做出举动。作家作
为一个有着一定精神洁癖和孤芳自赏心态的知识分
子，对于主流世俗文化怀着本能的疏离感和排斥感，要
想让他认同老肥、元首、王滴、李上进这样“傻老冒”“二
愣子”式的人物，对畸形的政治权力文化保持缄默，甚
至认同，都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么“我”自然被塑造成一
位能够对这一系列畸形的现象加以知识分子式的文化
反思的人，不会像那狭隘、愚昧、自私的新兵一样为
了“骨干”争得头破血流。
但是，作家的创作转变肯定会逐步深入，就像《新
兵连》与《塔铺》相比，呈现出新的写实模式一样，之后
透传
的作品与《新兵连》相比，也会在这条新的写实道路上
越走越好。作家会逐步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明显介入的
创作并不符合自己的创作初衷，从而加以改变，实现创
作主体的尽可能退出。同时，就像“新写实”的发起人之
一王干所说的那样:“其实到了后来，包括刘震云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他已经反过来受‘新写实’潮流的影响了。”[4]1989年,《钟山》杂志社连续召开两次大规模的“新写实”会议，极大地加强了“新写实”的影响力，到90年代它更是发展成了一种全国范围的文学思潮，刘震云就自然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对自己的创作方式加以自觉或不自觉的修正，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刻意模仿”。而在当时,“零度情感”被视为“新写实”小说的灵魂所在，要求创作主体尽可能隐匿，这样的要求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刘震云的“新写实”写作。另外，不仅是“新写实”潮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整个的时代大环境也要求作家有所改变和抛弃，对80年代的写作方式加以革新。程光炜曾这样说道:“刘震云像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家那样，生活的严峻不仅粉碎了他在故乡形成的人生观，使他重新思考与世界的关系，而且90年代个人化、历史化和无名化的叙事学，亦彻底改变了80年代整体性叙事学的运行轨道。”[5]
也就是说，无论是作家创作趋向成熟的要求，还
是文学思潮的影响、时代变革的推动，都需要作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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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不仅是表面上对传统写实主义的叛离，不书写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消解掉宏大和崇高，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创作主体要逐渐退出，减少情感引导和价值判断，尊重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行为逻辑和思想认识，尽可能地将情感压制到“零度状态”，以隐匿式或缺席式的叙述直抵粗粝的生活样态。因此我们在阅读《新兵连》之后的“新写实”系列，能够清楚地看到作家主体隐匿的过程。在《单位》中，虽然作家不再像《新兵连》那样，通过特殊的“我”来发声、审视和批判畸形的现象，但我们依旧能够隐约看到作者在引导我们同情“老何”“女老乔”。到了《一地鸡毛》，作家藏得更好了，小林虽然也想同情自己的老师，但很快又回归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作家并没有刻意引导情感走向。当然,“零度情感”永远只是相对的，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其作品自然会在创作主体的掌控之中，就像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说的那样:“在小说中，提出它们的行动本身就是作者的介入。”[6]因此“零度写作”或者说“新写实”更多是一种叙述策略，或者说创作姿态，是作家向后退的过程，即尊重人物本身的性格、思维逻辑，尽可能少地把作家的思想、情感以显在或潜在的方式输送给小说中的人物。因而刘震云之后的“新写实”作品不是放弃了反思、反抗，放弃了作家自我意识的融入，而是显得更成熟、理性,“新写实”的技巧愈发娴熟。
总而言之，自《新兵连》后，作家的“新写实”技巧渐趋成熟，更加明白了创作主体隐退、“零度写作”的必要性，因而人物还原成了人物本身。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在没有外力强行干预的情况下，又怎能在污浊的环境中保持“特殊”，不走向沉沦呢?
(二)认识的深入：理想主义失落，直抵黑暗本质摩罗曾经这样评价刘震云:“刘震云的心是一颗黑暗的心。不可想象，一个将中国生活看得如此透彻的人，会没有受尽这个世界的敌视与凌辱。”[7]“《新兵连》似乎还有点夹生，还没有烂透，到了《单位》《一地鸡毛》《官人》《官场》《新闻》等，就已经完全烂透了。那种腐臭弥漫了每一寸空间，一打开小说就会扑鼻而来，扑面而来。这种腐臭有强大的渗透力，熏染力，任何新鲜坚顽的东西，一旦陷溺其中，就必会被渗透，被熏染，最后与环境完全融合，也就是烂熟烂透，成为弥天大臭的一部分”[8]。的确，从《新兵连》到《新闻》这一系列的“新写实”小说见证了作家笔下人物“烂透”的过程。
作家介入文本，将“我”塑造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善良正义，在污浊的世俗环境中保持独立，甚至能够站在一定高度对不合理现象加以理性思考、批判，固然是作家“新写实”技巧尚未娴熟，未能很好地“退出”文本、实现“零度叙述”的表现，但它更是作家理想主义失落前的挣扎。创作《新兵连》时的作家依旧怀着一定的理想主义，从《塔铺》里延续的关于青春的理想与激情尚未完全褪去，身上依旧有一股子冲劲，想要控诉、反抗权力的倾轧，冲破权力之网，因而作家特意设置了一个具有一定反思反抗精神的“我”，并且强行改变了“我”被世俗权力同化的命运，让“我”在勾心斗角的新兵连中
得以保全，并且最终踏上了去教导队学习之路。等待“我”的虽然有未知和迷惘，还有老肥的自杀带来的悲痛和恐慌，但是作家依旧给了光亮，毕竟“我”是所有人中分配得最好的一个。这里如果对《新兵连》的结尾稍加关注,“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风，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9]，就会发现这种以温情画面结尾的方式，和《塔铺》的结尾很相似,“她那身影，那被风吹起的衣襟，那身边的一棵小柳树，在蓝中透着苍茫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下，犹如一幅纸剪的画影”[10]。等于说，虽然《新兵连》极大地削弱了《塔铺》中关于父子情、友情、爱情等情感的书写，将人性的扭曲面放大、聚焦，但是作家心中的理想主义尚未完全失落，因此《新兵连》中的“我”虽不如《塔铺》中的“我”丰满、高大，但依旧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我”的身上体现出刘震云作为知识分子渴望重建民间道德品格，疏离甚至反抗物质文化、反抗权力渗透的潜在期盼。
可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到来，作家在时代大浪潮的冲刷下，在自身思想的不断成熟中，最终被动或主动地认识到这种理想主义的建构是幼稚滑稽的，他本人甚至在《向往羞愧》的序中自嘲道:“这本书的前一半是一个苍蝇从瓶子里竭力想外撞的伤痛记录，当然那是非常可笑的；后一半是当苍蝇偶然爬出瓶子又向瓶子的回击，当然也是非常可笑的了。每当我们回首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还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孩子。”[11]也就是说，虽然评论界对《新兵连》的评价较高，甚至将之视为刘震云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是作家本人依旧认为这时候的作品是可笑的，其中流露出的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是幼稚的。刘震云曾经这样评价《塔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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