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设计理论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建筑师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他的城市设计思想反映了古希腊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和人本主义。他所规划的普南城（Priene）都是方格形道路网，城市的中心广场（Agora）是市民活动的中心，在空间设计上追求几何形体的和谐、秩序、不对称的均衡。这和中国封建都城的轴线对称是完全不同的手法。人称这种处理手法为“希波丹姆斯城市模 式”（HippodamusPattern）。
普南古城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古代时邻近梅恩德河原出海口处。后因海滩淤积，城址现已离爱琴海约16公里。19世纪末开始对该城进行考古发掘。普南古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约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统治时进行重建；改造了旧区，增筑了新城，公元前4～前1世纪为该城繁荣时期。普南城是按希波丹姆规划模式建设的，对研究欧洲古代城市规划有重要价值。
普南城背山面水，建在四个不同高程的宽阔台地上。面积为庞培城的三分之一。城墙厚2.1米，上有塔楼，围护着岩顶及其下面的城市。从岩顶至南麓竞技场、体育馆高差97.5米。中间两个台地上建有剧院、雅典娜神庙、会堂、第二体育馆和中心广场。山坡上建有德米特神庙。城内有7条7.5米宽的东西向街道，与之垂直相交的有15条宽3～4米的南北向台阶式步行街。市中心广场居于显著位置，是商业、政治活动中心。广场东、西、南三面都有敞廊，廊后为店铺和庙宇。广场北面是125米长的主敞廊。广场上设置雕塑。位于西面与广场隔开的是鱼肉市场。全城约有80个街坊，街坊面积很小，每个街坊约有4～5座住房。全城估计可供4000人居住。住房以两层楼房为多，一般没有庭院。见图二
图二
这种几何化、程序化、雅典的希波丹姆斯规划形式，一方面满足了希波战争后以及古罗马时期大规模建设中迅速、简便化的要求，同时也确立了一种新的城市秩序和城市理想，既符合古希腊数学和美学
的原则，也满足了城市中富裕阶层对雅典生活的追求。然而，希波丹姆斯模式也使得古希腊的城市规划从传统上灵活的“杂乱”、有机走向形式上的雅典或呆板，甚至为了构图的形式美而全然不顾自然的存在。这种模式也给城市生活的活力及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桎梏，为城市专制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条件（洪亮平，2002）.
东汉长安城和古希腊普南城，一个在东亚，一个在西欧。因为地
域、民族、观念的不同，城市形态上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城市建筑材料的不同。在建设过程中，古希腊人喜欢
影立驰使用大理石，而中国建筑数千年来，始终以木为主要构材，砖
石常居辅材之位。所以古希腊的城市建筑容易保存数年，而中国的没几百年建筑就会被毁了。
第二，城市平面形状不同。我国早期的都市都建在大河
流域灌溉农业发达的地区。这些大河的冲积平原地形较为平上海电子口岸
坦，为建造规则方形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建筑条件。而普南城背山面水，建在四个不同高程的宽阔台地上。
第三，城市职能不同。西汉长安城的职能相对要单一。城呈味核苷酸
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
分之二。城市内部几乎没有公共设施和大型的活动场所。只
是在庙宇前有前庭，有的设有戏台，可以举行庙会等公共活
动。此外，很多小城镇上还有进行商业活动的墟场和码头、桥
头的集散性广场。衙署前的前庭，不是供公众活动使用，相
反，还要求他们肃静回避，显示森严的气氛。汉长安城城市功
能分区不混杂，身份等级不同的人不混杂。
而公共建筑却是普南城，各个城市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国民党王牌军覆灭记
部分，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交汇点一般为城市中心，通常在这里要为宗教纪念物挖一个地基，或将它作为广场
第四，规划思想不同。汉长安城的建造，取法天象，神仙
思想浸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南城墙曲折如南斗六星，
北城墙曲折如“北斗”( 汉代当时对北斗的信仰比较盛行，北满城都是金字塔
斗象征的中央居要、政通人和、长安久长的含义，与汉初当政
的刘邦、吕太后、惠帝等政治集团的意愿相吻合) 的形状是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体现; 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
牛郎织女分列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脚注[ 6 ]。
就普南城来说，则以广场为中心，道路呈辐射状分布，皇
宫和居民区则分布在广场之外的地方。希波丹姆斯模式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棋盘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的秩序和美，影响了近西方许多殖民城市的规划形态。
东汉长安城和普南城虽然存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差异，然
而但凡作为东西方的城市，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是完
备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汉长安城和古罗马城的建设者们
都给城市设计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两座古城均有完善的城墙
防御系统、发达的城市道路交通系统、齐备的宗庙或神庙设
施、缜密的水利设施和城市排水系统。
另外，东汉长安城和普南城，作为同时期的东西方的两
个大帝国的城市，城市的规划和建造规模都是科学缜密和气派华丽的，都是十分的规整，人工的成分很大，没有像最初的城市比较自然。因此，两个大帝国也都体现了“皇权和高度集权的思想”
———由于地形特点的制约，汉长安城把宫殿区建在城内的中
南部，把居民区和市场设置在城的北部，因为南部的龙首原
地势较高，又以龙首相称，正好可以迎合封建皇帝以真龙天
子自诩和君权神授、至高无上的心理状态，正所谓“因天材，
就地利”、“非壮丽无以重威”[ 7 ] ; 而罗马建筑也是罗马帝国威
严与权力的象征，又是帝国时代文化综合、开阔的体现[ 8 ]，古罗马广场是典型的公共场所，它作为中央权力的具体标志，
位于居民区的中心，比如图拉真广场和记功柱，出现在罗马
空前强盛时期，它的建筑包括拱门、庭院、大厅、图书馆、纪功柱和图拉真市场等等，虽然图拉真市场和图书馆向市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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