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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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关系，组成了西南联大。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组成。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很短，为什么呢？跟蒋介石有关。蒋介石是南方人，他听不懂北方话，当然对 江苏出现1例登革热
北方人也就比较疏远，那时的当局，对西北联大也不重视。所以西北联大没有多久，就分开了，分成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我当时在西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的校长是谁呢？我告诉你，这个校长有意思。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是北洋大学毕业的，陈立夫当时有个同班同学，叫李书田。李书田是谁呢？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朱利文的外祖父。他是当时西北工学院的校长。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组成。在西北工学院，朱利文的妈妈是非常红的，因为当时的学校里没有女生嘛！当时我们经常拿着她开玩笑，比如有人问我：“陈之藩你追谁
陈之藩：永远不朽的，只有寂寞
陈之藩(1925-2012)，河北霸县人，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毕业。曾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台湾成功大学。从事电机工程学研究，同时深具人文素养，其散文作品入选海峡两岸和香港的中学语文课本。陈远，河北武强人，历史学者。 口述=陈之藩 撰文=陈远
呢？”“李书田的女儿！”我们当时还发展了学校外面卖元宵的和卖皮鞋的小贩的女儿，称之为“元宵小”和“皮鞋小”，淘气着呢。
酚醛树脂的合成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大学的呢，北洋确实也是考得好，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们都商量怎么对付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书田的宿舍，叫道：“李书田，你出来！”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给打跑了。
抗战：冒着弹过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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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北平出发，坐津浦路的车，然后到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大概走十天，过了几个地方，我现在都不记得了，然后坐火车过潼关。过潼关的时候，我们趴在火车里，黄河对岸的日本人就拿着乱扫。那种火车，没有窗户，是用来运兽类的，其实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兽类，身边的鸡屎牛粪，都顾不上了。过了潼关，火车门打开，正过华山，真是漂亮。之后，就到了西安。我到了那里，大概一年多，抗战就胜利了。抗战胜利之后，各校开始复校，我们就又开始沿着原路回来。当时陈立夫并没有任命李书田做北洋大学的校长，但是李书田因为战前是北洋大学的院长，就自己跑回来主持北洋大学，自封院长。陈立夫跟他说：战前是战前，战后要教育部任命的。但是他不管不顾，他跟陈立夫说：你陈立夫跟我是一个班的，我考第一，你考第二十五。陈立夫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李书田当时宣称：平均分80分以上的才是我的学生，80分以下的我不要。当时，我有的科目可以拿到满分，但是有的科目，比如经济学，只能拿到60分；平均起来，79.5分。怎么办？我会写信呀！我给李书田写信，说明了情况。我说，李院长，重要的科目我都是一百分，但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科目要慢慢学的。更何况，79.5，四舍五入，也是八十分。李书田给我回复，收了我这个学生。
写给胡适的信
大概是1947年，胡适在广播里讲《眼前文化的动向》，之前我听他讲了两三次，给他写了信。他回复了。那时候，蒋介石让他当总统，虽然是虚情假意，但是也不容易，他哪里有工夫见我？可是我去见他了。我穿着一个短裤，到东厂胡同一号，走进去，就见到了他。见到他，跟我见别人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也说不出来，就像吴稚晖见到了孙中山一样，别人问他：“你干嘛那样敬佩孙中山？”吴稚晖说：“我就是觉得他伟大。”虽然我对胡先生的有些意见并不同意。
见这样的大人物，我并不觉得紧张，这是胡先生的高明。客气地握手，让我
请坐，不过，胡先生很忙，我进去不到五分钟，贺麟先生去他了，我只好出来。
大概是1953年，胡适到台湾去，发现我在台湾。见到我，就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从哪里回来？”胡适说：“从美国。”我说：“从台北到高雄我都买不起车票，怎么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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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怎么会认为我从美国回来呢？这就说来话长了。胡适从美国回来，要有一个秘书来为他打理日常的工作、给他安排日程。当时那个秘书是杨日旭，杨日旭是陈雪屏为胡适派的。陈雪屏当时是台湾教育厅的厅长，我认识。我和杨日旭是怎么认识的呢？听我慢慢说。当时我在编译馆做事，忽然有一天，杨日旭和编译馆的一拨人一起到我，问我可不可以到陈雪屏家里吃饭。我当时觉得很奇怪，陈布雷我吃饭做什么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阔人我吃饭啊。杨日旭给我解释说：陈雪屏想办一个学生杂志，科学的栏目还没有到合适的人主持，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就到了我，所以请我吃饭。就这样去了陈雪屏家里。当时，的太太还是个小孩，大概是上中学？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跑来跑去的。
那天吃的是湖南菜，大家彼此推让，给彼此夹菜。我爱开玩笑，说：“如果筷子再长一点，给对面的人夹菜正合适。”大家哈哈大笑。
吃完饭，杂志就开张了。陈雪屏出钱。就这样我认识了杨日旭，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胡适从美国到了台湾，还是被一帮老人们包围着。我听说胡适到了台湾，我就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胡适应该接触新的青年，了解青年的思想。胡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向杨日旭打听我。杨日旭说这是我朋友呀。就这样我又和胡先生见面了。这时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五六年，当时留美是一种风尚呀，他就想当然地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了。
胡适的英文
1955年，我到了美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胡适也在美国。我到了美国，直接去胡适，那时是清早，给胡先生打电话，他刚起床。他家里只有茶叶蛋，我就在他家吃了一个茶叶蛋。后来经常去见他，是在两年半之后，在暑假。忽然，宾夕法尼亚大学给我一份工作，非常之好，那时候，梅贻琦自己支取庚款的薪水，一个月才至两百块钱，你知道那时我一个月能挣多少吗？一千块！虽然只有九个月，但是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的前任，是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所以这个职位薪水非常高。
那时候，几乎天天去见胡适。都是他我，有时我不在，他就把电话打我的房东太太那里，房东太太跟我说：你这个朋友，真是nice。我问她：“为什么nice？”房东太太说他的英文比你好得多。我说那当然，他在这里当大使。那时我们会在一起聊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散文家、政论家。胡先生给我介绍了很多，他怕我穷，手头紧，介绍完了之后就买一些相关的书送给我。
金岳霖：“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我在北洋大学读到二年级，那个暑假，我忽然想学哲学了，就考了清华的哲学系。考上了，我到了清华，去见了金岳霖。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学哲学？”我跟他说：“时局如此，我很悲观，想学哲学。”
金岳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不知道。”
“悲观是你看到一套价值即将消灭了，而你想要保存却又没有办法保存的那种感觉。”金岳霖说话，哲学味很浓，听得我有些茫然，他接着说，“你的意思是想救国，可是哲学救不了国，哲学只是一门学问。”
我的特岗生活
我就接着问他什么能救国，他就告诉我：只有哲学变成了宗教才会有力量，可那时哲学也就不是哲学了。就这样，他打消了我学哲学的念头，又回到北洋大学去了。
沈从文：介绍我到《益世报》工作
沈从文这个人简直妙极了！他是因为听胡先生说到我，给我写信，比我给他写信写得还多。他还给我事情做，介绍我到《益世报》工作。因为那时候李书田跟我说，北洋大学毕业要到台湾去并不是很容易。沈从文非常可爱，人也非常真。我的文章也许不如他，可是我的字比他写的好（笑）。
开始写信都是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大概是谈他的小说，像《边城》啊这些作品。后来见到他，就是1947年我去看胡适那次，大概就是在看了胡适的第二天，我和沈从文就见过着一面。见面不多，但是通信很多，包括我到台湾之后。我记得他写过这样的内容，他在信里说：你到台湾很对，现在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梁实秋的商人气
我在台湾编译馆的时候，梁实秋是人文组的组长，李书田是自然组的组长。自然组有一兵一将，将是李书田，兵就是我。人文组也是一兵一将。后来梁实秋当了编译馆的馆长，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为什么给我加薪水？因为我写得好呀！那个时候，我几乎天天到他家里去聊天，梁实秋也很无聊嘛，晚上就在他们家吃晚饭。梁先生从前的太太，也在编译馆。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梁先生的儿子梁文骐留在了内地，梁师母就把我当成了儿子，所以每次我在他家里吃饭，梁师母就很高兴。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她总是会问我：“你给你妈写信了没有？”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北京，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哪里敢往回写信啊。你看看，我和梁师母的关系，也很微妙。
梁家的小妹对我虽然也不错，但是毕竟是小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拿我当儿子，很高兴。
梁先生对我很好的，客观地说，梁先生有些商人气，可能跟他家庭环境有
关系吧。
的旧诗词极好
比我小，我佩服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旧体诗写得真好。胡先生在日记中骂过，在胡适日记中查得到的。胡先生很少那样骂过人，我想大概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才太露了，年轻
气盛，让胡先生动了怒。余先生当然看到过这些内容，不过很大度，从来不计较这个。
因为他没有见过胡适，而我见过胡适，他就觉得只要是陈之藩说的，那就很可靠，我的意见是要听取的。要是想让自己的东西传下去，就应该写得经济一些。不要动不动就长篇大论、著作等身，要不然那么长的文章，谁看？谁看？
李怀宇到美国去，大概是跟说是陈之藩的朋友一类的话，所以才会给他写序。
有一次我去美国，出版过我的书的一个出版家那时已经办到了美国定居，他请我吃饭，当时有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还有唐德刚。
唐德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也会做旧诗，但是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工整。他是打油诗，也押韵。其他的人，无非就是凑够了七个字一句，有那么点意思而已，算不上旧诗。
【采访手记】
文=陈远
陈之藩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我以为，他的科学家身份，加在他的文学成就上，其实是对其文学成就的弱化。人们可能会觉得，他的文
学成就，多少会因为他科学家的身份而更加引人瞩目。实际上，放眼当代文学界，
即使陈之藩的本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散文也是一流的。
龙应台说：“陈先生的散文是我们好几代人共同的人文记忆，可以说，他和朱自清、徐志摩一样，代代相传……陈之藩就在我们不减的温馨记忆里。”
这个评价，才是对陈之藩文学成就的精准定位。
而我，除了喜欢陈先生的散文，更喜欢其人风采。曾经住在陈之藩楼上的余光中说，陈之藩的个性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大节不逾”。这话，既传神，
又言简意赅。
2008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在查阅资料的间隙，最大的乐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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