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说发展概况
80年代小说是当代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以丰富的思想意蕴、特定的历史内容和审美素质同17年小说相区别，广泛、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对历史与现实的丰富体验、全面观照和深沉思考。 从历时角度和审美形态来考察，本时期的小说可以明显地以80年代中期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伤痕”、“反思”、“改革”为主潮，接续17年小说创作观念。后一阶段则以“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为主潮，反映出当代文学转型之后的发展状况。 在1980年前后数年，“伤痕”、“反思”和“改革”三种小说潮流接踵而至，不仅以其浩大的声势构成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波峰期，还以其风靡全国的“轰动效应”，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辉煌。这些小说，立足于时代的政治需要，以“真实”的叙事话语和启蒙精神，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了文学上的清障工作。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文学人
”，对于那时频频出现的“洛阳纸贵”现象都会记忆犹新，并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但也必须认识到，这是特殊时代的一种特殊现象。“十年‘’所造成的文化沙漠现象，读者饥不择食的迫切需求，渴望缓解的心灵，以及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能够产生相互间心有所通的共鸣，才是读者关注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焦点的转移，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波峰便在不自觉中退潮了。 一、“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小说）
由于“伤痕文学”等概念所指称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概念等同。
“伤痕”、“反思”、“改革”等小说虽然各自称谓不同，但总体而言，它们在创作观念、题材取舍、话语构型等方面和梁柏楠17年小说大体一致。其共同特点就是切合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变动，凸现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的关系。
1、“伤痕小说”
在七八十年代，“”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
重点。由于那时的作家都是事件的亲历者，因此，“伤痕”写作又可以看作是亲历者对历史创伤提供的“证言”。
含义：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名称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灾难，描述了人们在“小型变速箱”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通过人的苦难的叙述，否定，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伤痕小说”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小说的主要价值在于通过两个精神畸形儿宋宝琦、谢慧敏的刻划，揭露了“”对青少年灵魂的扭曲造成的“精神内伤”。宋宝琦（宋受了“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爱学习不思进取，沦为一个危害社会的“小流氓”。）、谢惠敏（唯上是从）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学生，一个人生形态扭曲，一个思维方式僵化。特别是后者，更有警世的作用。小说中，品学兼优的团支书谢慧敏和无书可读而堕落的宋宝琦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对待英国作家伏尼契的《牛氓》是怎样的一部书
时，她（只因看到书中有男女恋爱的插图）和宋宝琦都认为这是一部黄书，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而不准别的同学带走一束麦子（做科学实验用），为了抵制资产阶级作风，天再热也绝不穿裙子，于是，小说就发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比较：鲁迅“救救孩子”，两次呐喊虽历史背景不同，但都标志着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不过，鲁迅的呐喊表现了五四一代先驱者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而争取人的解放的愿望《文化控诉》，刘心武的呼声表现了过去之后，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要求从封建法西斯专制和愚民政策中挣脱出来的历史必然《政治控诉》。）《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时代，无论其内容设置还是叙事视点，都具有明确无误的启蒙意味。事实上，当它被确认为先驱和标示之后，它的意义也就终结了。
1978年8月，《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讲述了“革命小将”王晓华受“”时期所流行的“血统论”蒙蔽而与母亲决裂，最终醒悟过来，但已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而留下终身遗憾。（故事梗概：王晓华，在初期是一个纯洁天真的初中学生，“革命多年的妈妈”在1969年被定为“叛徒”，她出于对革命的真诚信仰，“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拒收寄自妈妈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她希望借此可与妈妈彻底决裂，获得独立的生存权利。然而，不论她如何努力，“叛徒妈妈”的阴影却始终笼罩不去，使得要求“进步”的她无
复合矩阵法进步。当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晓华急切地想与妈妈团聚，然而，当她最终到妈妈时，妈妈已死在医院的病床上。）王晓华像当时所有的激进年轻人一样，以方式和自己的母亲了断：“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我。”被错误指认“叛徒”的母亲便从此后八年未与亲生女儿见面。粉碎“四人帮”后，母亲的亲笔信和其单位的公函解除了王晓华的疑虑。然而，当她悲喜交加赶回上海看望母亲时，母亲却难以支撑到女儿的归来，溘然长逝。当初的决裂成了永远的别离。由于小说是从母女情感亦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情感入手，揭示“”对人的生活和心灵的伤害，因而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伤痕小说”和“伤痕文学”的命名就得源于此。特别是小说中的感伤情绪更能引发人的心灵共鸣。
总体而言，“伤痕小说”对“”的批判还停留在感性层面上，由于作家们要急欲宣泄长期郁积的感情，因此对“”所产生的社会、思想乃至于哲学根源未作深层次的思考。
2、“反思文学”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伤痕小说”的概念出现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的提法出现。这两者在特征上并不是非常清晰，有些作品，很难明确它们的归属。对它们之间关系的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
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面对“”造成的灾难，作家们不再像“伤痕文学”作家那样直接表现痛苦的历史和私人情感，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痛定思痛：“”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动方式、心理基础早已存在于“当代”社会中，它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义密切相关。因此，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
含义：“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第二个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开端）、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人生》、王蒙的《布礼》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作品着重对“”、十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反思小说的主要类型：1、干部问题反思小说。代表作家王蒙。2、知识分子问题反思小说：肌苷酸张贤亮、谌容（《人到中年》）。3、知青问题反思小说：史铁生、张承志等。4、农民问题反思小说：茹志娟、张一弓、高晓声。
（伤痕与反思的区别：内容上，/建国30年以至更早的革命历史时期；情感上，情感性宣泄/冷静的理性思考；表现方式上，单一的政治批判/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的全面反省）
3 “改革小说”
庵埠中学含义：三中全会后，许多作家开始把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关注现实中的改革发展，形成了风行一时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开篇之作；其他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像》、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柯云路的《新星》等；着重表现对农村和城市改革出现的新气象的肯定，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冲突和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成为中国的第一重大事件。依靠着强大的社会思潮而日渐兴盛起来的文学创作也就有了相应的新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也与中国当代作家品质有关，在“五四”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本来就视“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正途，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历史阶段以后，执政党纠正“”的错误和制定一系列实现现代化的措施，使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时又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晓声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时曾形象地说：“跌到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
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①[15]在他们看来，用文学为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推波助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信念”和责任。另外，就社会思潮而言，“改革文学”又是中国人在打碎精神迷梦之后的产物。刚从迷狂中惊醒过来的民族，需要知道它是否还有救、是否还能振兴？政治家们的答案就是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希望！而改革又要重构人们的精神信仰，重建精神家园，重树民族自信心，这一切似乎又成为文学工作的责任。于是，在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几乎在“反思文学”的同时，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思潮勃然兴起，1983－1984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出现。
总体而言，“伤痕”、“反思”、“改革”小说基本上还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语境下的启蒙话语。它们的叙事目的主要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论证。如“反思文学”是揭露、思考“”对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而“改革文学”则是面对“”的“伤痕”和废墟，呼唤在城乡改革。而1985年前后形成的“寻根文学”创作潮流则打破了当代文学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惯习，突入到历史深处，表现出对民族的“文化—心理”图式的思考。
二、“文化寻根”思潮（文化热）与“寻根文学”
1、含义： 80 年代中期，文坛出现 “文化寻根”热，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其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寻根文学”潮流的出现和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文化热）有着直接联系。70年代以来，以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东亚经济全面崛起，海外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对东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起过重要作用的“儒学”，他们试图从儒学文化的影响来解释东亚经济崛起，从而建构起面向未来的儒学文化精神，即“新儒学”。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全面转型时期，海外学者的“新儒学”热，当然也在影响着正在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之上的大陆知识分子，进一步说，是西方还是东方。
随着“寻根文学”创作潮流的出现，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都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与韩少功等人的热情倡导相反，一些作家、批评家表示出了质疑：刘心武认为文学应该是多元的，所有的文学都去寻根，未免过于偏狭；李泽厚则认为：“为了逃避和反抗这种市场价值商业文化的侵袭，一些作家便跑到深山野林中、荒凉大漠中去歌颂那拙朴、原始、粗旷、纯净、严峻、神秘的生命力量，在其中感叹、表达、歌颂人性，的确创作出了一些在审美上和艺术上有相当水平的好的作品。但就我个人来说，却总感到不满足。……，我希望能多看到反映时代主流或关系到亿万普通人的生活、命运的东西。”②[16]对“寻根文学”指责的最为激烈的是先锋派青年作家徐星，他认为“寻根文学”“是玩物丧志是一种致命的庸俗”，具有“复古“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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