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虹：同样是四⼤⽂明古国，苏美尔为什么就消失了呢？
起源于今伊拉克南部的两河流域⽂明和中国、埃及以及古希腊、罗马，并称古代世界四⼤⽂明。从新⽯器时代起，幼发拉底和底格⾥斯两条⼤河哺育了许多农业村落。约公元前3000年，从外部迁移到伊拉克 张培基
南部⼲旱⽆⾬地区的苏美尔⼈，利⽤河⽔灌溉农⽥并在⽣产中发明世界上最早的⽂字，从⽽创造出⼀批⼈类最早的城市国家和灿烂的苏美尔⽂明。在苏美尔⼈的影响下，两河流域本地说塞姆语的阿卡德⼈加⼊了历史舞台并先后和苏美尔⼈并肩建⽴了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两个帝国。虽然苏美尔⽂明不断向周围扩⼤发展成为巴⽐伦⽂明，并把北⽅亚述带⼊两河流域⽂明圈，但苏美尔⼈⼝却似乎在不断减少。在公元前2004年，乌尔第三王朝被伊⾟和拉尔萨两王朝所取代。从这⼀时期开始，以拉旮什、温马为代表的⼀批苏美尔城市开始⾛向衰亡。许多城市荒⽆⼈烟，最后沦为废墟。新迁⼊两河流域的游牧部落王朝在巴格达附近的巴⽐伦城建⽴的古巴⽐伦王朝，战败南⽅的苏美尔地区的伊⾟和拉尔萨王朝，⼀统天下。随着南⽅⼤批城市被逐渐放弃，苏美尔⼈完全消亡于巴⽐伦⼈之中了。 在巴⽐伦⼈和亚述⼈把两河流域⽂明推到顶最后，该地区被伊朗⾼原上的波斯⼈征服。公元前331年，代表希腊⽂明的征服者亚历⼭⼤征服了全部西亚。不久，像⼀千年前的许多苏美尔城市⼀样，许多古⽼的巴⽐伦和亚述的城市也被陆续放弃，两河流域⽂明不久便衰亡了。其遗物被埋在沙丘之下达2000年之久，直到19世纪下半叶经考古发掘才重见光明。3000年的两河流域⽂明灭绝的原因是复杂的。⼀⽅⾯，外部的新兴⽂明如希腊和伊斯兰⽂明的征服和取代是重要的原因；另⼀⽅⾯，过度的农业开发恶化了先天不⾜的⽣态环境也是⼀个主要的内因。1982年，美国著名亚述学家雅各布森在《古代的盐化地和灌溉农业》⼀书中论述了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灌溉农业和⼟地盐化的关系，并指出这是苏美尔⼈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南伊拉克(苏美尔)的⼟地是肥沃的冲积粘⼟，宜于⾕物种植，⽽⽓候⼲旱少⾬，灌溉农业则是主要⽣产⽅式。然⽽，⼟地和河⽔中都含有可交换的钠离⼦和盐。通常，钠离⼦和盐被⽔带到地下⽔层中，只要地下⽔位与地表层保持⼀定的正常距离，含钠和盐的地下⽔就不能危害农⽥。古苏美尔⼈只知浇灌⽽不知⼟地中的盐份必须⽤充⾜的⽔加以过滤、输导并完全排泄出去，结果使当地的地下⽔层的盐份逐年加浓。当过度的地表积⽔渗⼊地下⽔时，含盐的地下⽔位就会上升，在⼟地的⽑细管作⽤的帮助下侵⼊地表层使⼟地盐碱化。从苏美尔城吉尔苏的遗址中，法国考古队发现了从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约公元前2400年)到乌尔第三王朝末(公元前2004年)的⼤批农业泥板⽂书。这四百年中的⽂献告诉我们，从⽂明⼀开始，随古代灌溉农业⽽来的⼟地盐化问题就⼀直困扰着苏美尔的农民和贵族，很可能这⼀恶性循环最后导致了在古巴⽐伦晚期(约前1700年)以吉尔苏为代表的⼤批苏美尔城市被永久放弃。⽂明的中⼼由苏美尔转向北⽅的巴⽐伦地区使两河流域⽂明的创造者苏美尔⼈及其国家过早地灭亡了。⼀份写于拉旮什王乌如卡基那时的⼟地吏的⽂件列出⼆块地的盐化⾯积：258公顷⼤麦地和约2．8公顷盐化地，盐地为1％；110公顷的⼤麦地和39公顷的盐化地，盐化⾯积为35％。另⼀份⽂件则记载了3块农⽥，其盐化⾯积分别为20％、40％和100％。⼀块名叫“⽼麦⽥”的农⽥在城邦时还是以⼩麦为主要作物的⽆盐地(⼩麦不耐盐)，经过了300年浇灌后，当它再次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约前2111—2004年)的⽂件⾥时，已有6％的⾯积盐化了。
太仓市实验小学写于伊⽐⾟(公元前2027年)的⼀份⽂件告诉我们，库阿腊城的⼀块259公顷的农⽥竞带有162公顷的盐
西堤红山
⽔池。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中巴⽐伦时期，苏美尔故地⼟地盐碱化给国王留下极深的印象，以⾄于被认为是诸神对⼈类罪⾏最严厉的报复之⼀。在巴⽐伦王马尔杜克阿帕拉伊丁奖给⼤⾂的⽯刻地契中，对背约者的诅咒是：“愿阿达德，天地之渠长，使碱⼟围其⽥，令⼤麦饥渴，绿⾊永绝！”另⼀王的⽯契碑的诅咒为，“愿阿达德败其⽥，绝粒麦于垅上，⽣碱草替⼤麦，取碱⼟代清泉!”远在北⽅的亚述地区，⾬⽔充⾜⽆需浇灌，农⽥盐碱化不甚严重。但亚述王知道盐碱地的可怕后果并以其为⼿段惩罚反叛的城市。阿达德尼腊瑞第⼀(1307—1275年)和其⼦沙勒马那沙尔第⼀(1274—1245年)都在铭⽂中声称：“我征服并催毁了(敌)城(Taidu和Arinu)后，把盐碱液播撒于其上。”600年后，阿淑尔巴尼帕(公元前648⼀627)在毁灭埃兰后，⾃夸道：“我使埃兰各地荒⽆⼈烟，并散布盐和芥草于其上。”
苏美尔地区农⽥盐碱还反映在当地的作物品种和单位⾯积产量上。在⽂明刚出现的乌鲁克⽂化遗物中发现装⼩麦的容器(74)和装⼤麦的(43，39)差不多。当⼟地开始盐化后，不耐盐的⼩麦开始逐年减少。在公元前2400年吉尔苏的⼏块地中，⼩麦占
16％，其余则是⼤麦。
在约⼀百年后的阿卡德时，⼩麦降到3％。据⼀份乌尔第三王朝的⽂件，此时在吉尔苏的⼀块地中⼩麦仅占1．8％。随后，在苏美尔地区⼈民⼏乎不能种植不耐盐的⼩麦了。尽管⼤麦⽐较耐盐，但⼟地的盐化会减少它的产量。吉尔苏出⼟⽂献表明：约公元前2400年，⼤麦每公顷收2537公升，到公元前
2l00年，降到1460公升。约公元前1600年，吉尔苏城已完全被弃，⼟地已经严重盐化了。此时，其邻近的拉尔萨城某⼀地区的⼤麦产量仅为每公顷897公升。
直到近代，南部伊拉克的农民⼀直和⼟地盐碱化作⽃争。他们长期的实践表明，每季的休耕种草可以减慢含盐的地下⽔位上升。当因多年的浇灌使地下⽔终于达到地表并使农⽥完全盐化时，他们就完全放弃了这些劣质农⽥。经过⼏⼗年，甚⾄⼏百年的⼲燥，当地下⽔位降到相当的深度时，后代农民会再次回到这些休养好了的⼟地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华⽂明与两河流域同时崛起于古代世界，源远流长，⾃强不息，历尽磨难，长存凤凰之涅槃，以⾄今⽇。当今世界，西⽅物质⽂明如⽇中天、咄咄逼⼈。对⽐之下，第三世界⼈⼝爆炸，⽣态环境逐⽇恶化。中华⽂明的各族⼉⼥将长期⾯临着这两⼤事关存亡之挑战。我们只有加强与西⽅⽂明的竞争意识，保护和治理好我们的⽣态环境，才能使古⽼的中华灿烂⽂明与世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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