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斯皮瓦克是后殖民理论阵营中的重要批评家，被誉为后殖民批评著名“三剑客”之一。她的后殖民批评最突出特是理论方法上的异质性特征和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尤其是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在当今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于第三世界女性的遮蔽和歪曲，以至使之丧失话语权，成为哑言的主体。她通过对西方白人女性的文学文本所作的独辟蹊径的后殖民的解读，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使整个后殖民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 斯皮瓦克 后殖民女权主义 双重话语霸权 第三世界女性
初四英语
在后现代主义标举差异、解构中心的文化语境下，一些边缘文化和弱势话语纷纷异军突起，其中后殖民批评是呼声最高，最为引人注目的。印度裔美国女学者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则是当今著名的后殖民批评家，被誉为后殖民批评“神圣的三剑客”（罗伯特·扬语）之一。在后殖民理论阵营中，“三剑客”各有自己的特和所长。如果说赛义德的理论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彩，霍米·巴巴对殖民话语的解构和颠覆往往通过模拟和戏仿来实施，那么斯皮瓦克的理论则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彩，而且在后殖民理论阵营中，只有斯皮瓦克真
正愿意将自己标榜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后殖民妇女知识分子”。1正因为完全固守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批判立场，因此，无论是她个人还是她的著述，“其姿态都是典型干预性的——甚至好斗的”，正如她曾公开宣称的那样：如果你因为自己的民族、性别、肤等原因而放弃文化批判的权利，那你就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如果你奋起而批判这是你的权利，你无疑要承担风险，但你很可能会受到欢迎，人们反而会对你表示尊重。2具体来说，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的最大特，一是理论与方法上的异质性；二是对双重权力话语即帝国话语和男权话语的反击与批判。
（一）理论归属的异质性特征
在后殖民理论家中，斯皮瓦克的文化批评是颇有分量和挑战性的，同时也最难捉摸、最为复杂，这使她在后殖民批评领域的学术影响仅次于赛义德，但却是最具有争议性的，她的著述的晦涩艰深也是人们公认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她的著述具有多种理论来源和理论方法，同时她所关注的问题驳杂而又跨领域，这也致使她的思想难以形成清晰的体系，对此，《斯皮瓦克读本》的编者总结说：“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她的学术生涯是循着一条复杂的知识轨迹发展的，通过对解构理论的深刻的女权主义视角考察，然后是对资本和
国际劳动分工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接下来便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话语的批判，一直发展到对与民族性、种族性、迁居者的身份以及与一个民族或作为一个新殖民世界上的后殖民文化形式相认同的东西相关联的种族问题的批判。这样的知识轨迹为斯皮瓦克赢得了相对说来参差不齐的国际读者。”3斯皮瓦克理论晦涩难懂的原因除个人文风所致之外，还在于理论归属上的极为复杂，她在著作中常将多种方法整合一处，“她拒绝在排斥其他学派的前提下信奉任何一种批评学派或文化/政治的主导叙述方法”。4她的理论立场亦闪烁不定，比如她一面在《在他者的世界里》承认德里达的影响，不止一次将德里达称为自己的老师，同时她又坚持认为“我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同样难以确定，她一面表白“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另一方面她又对罗伯特·扬宣称“我是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己是进入“马克思理论深处”的人。5斯皮瓦克在理论归属上的不确定性、模棱两可性甚至“充满异质性”的特征，与她的批评信念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她坚持认为批评家必须在“没有一个总体的分析立场”的情况下从事批评。6同时，这也是她对她所青睐的解构主义对差异与异质并举的理论精神的张扬所致，她曾宣称：“至于矛盾……我并不担心它们”，并主张“一个文本中的矛盾、不和谐之处有可能是对后来的知识型或开创型著作最有启发的地方”。因此她一直坚持认为理论和实践应该彼此把对方引
入有积极意义的危机之中。正如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所说的那样，“解构的事业以某种方式往往成为自己著作的牺牲品”。7在这方面，斯皮瓦克著作颇具典型性。
少林传人尽管她的理论方法多样并且她也拒绝坚持单一立场，但通过分析考察，还不难看出她的理论中浓厚的解构主义的底蕴。与赛义德相比，应该说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同样重视，如斯皮瓦克的“属下”一词便直接来源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但在后结构主义领域他们则各有侧重，如果说赛义德极力追随的是福柯，那么斯皮瓦克则更钟情于德里达。
斯皮瓦克的成名与德里达有直接关系。当时曾在一所名气不大的大学任英文系教师的斯皮瓦克，通过翻译介绍德里达及其后结构主义理论，一下出了名，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解构主义到女权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大师级人物。德里达的解构语言学理论登陆美洲大陆后形成巨大影响，“耶鲁四君子”（即耶鲁学派）当推头功，但少壮派乔纳森·卡勒对解构理论的阐释和斯皮瓦克的翻译亦功不可没。斯皮瓦克不仅是德里达著作的主要翻译者，而且也是对德里达思想把握最为准确的研究者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她为德里达的代表作《论文字学》撰写的那篇长达八十页的“译者前言”以及其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中子辐射
正因为对德里达有深刻的理解，她才反对在英国学术界普遍流行的一种模式化看法，即认为“福柯研究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政治、真正的社会问题；德里达是无法理解的、神秘的和文本化的”。8。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也认为德里达的作品“大体上是非历史的，政治上难以捉摸的”。9但斯皮瓦克却不认同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说法，即认为德里达的著作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在斯皮瓦克看来，德里达文本的政治效应是不容忽视，她说：“我发现德里达的形态学比福柯和德鲁兹对比较‘政治’的问题的直接和本质的参与……更加棘手和有用，这种参与使其对美国学术界激进派的影响更加危险。德里达标志着对通过同化而占有他者的危险的激进批判。”10她认为，德里达的理论内蕴着反对普遍性和同一化霸权的思想，而这对后殖民理论中的作为霸权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者的研究，极富启发性，包含着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将种族中心主义称作欧洲普遍危机的一个表征，同时，德里达反对“让别人为自己说话”，并提出“完全的他者”的概念。德里达的批判“暗示对他者构成中的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这些方面对第一世界之外的人民具有长久的用途”。11由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思想的确有透彻而独到的理解，但她也认识到了，来自西方并把西方作为思考重心的德里达，在思想上并未完全跨出西方视点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拘囿，因此她表示要“运用并超越德里达的解构方法”。12
总体看来，斯皮瓦克的立场是灵活多变的，她能够不断地随着西方文化批评的主导线索不断调整自己的批评方法和批评策略，曾分别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义鼎盛和复兴之时伫立潮头，叱咤风云。但这种批评的灵活的立场和对策也使她的理论具有缺乏体系和一贯性的缺陷，并招致各种异议，正如她所说，由于她本人位置的灵活，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太代码化了，女权主义则嫌我太男性化了，本土理论家认为我过于专注西方理论了”。13应该说，当代文化研究所涉及的性别、阶级、种族（有人也将这三者称为“文化研究”批评的“三剑客”）三种批评领域和批评范式，斯皮瓦克都已涉足其中，并作了富有挑战性的研究和批评，但这一切都有一个最终着陆点，即对帝国与男性的霸权话语进行解构性的质疑和批判。
（二）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反击双重的话语霸权
虽说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系统性、庞大性相比，斯皮瓦克的著作和思想都无法企及，但她在后殖民批评中却引进了性别（女性主义）视角，并进行了富有深度和创见的阐释，这却是赛义德所缺乏的，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所指出的，“《东方主义》书中在涉及殖民分野的两边时很少注意妇女的地位，《文化与帝国主义》也基本上仍
49日下载停留在一个男性/男性主义概念的视野内，但性别问题在斯皮瓦克整个经历以及她全部的兴趣范围内都是她著作的焦点”。14正因为如此，斯皮瓦克的理论在女性主义领域占重要的一席之地，有“学院派女性主义者”之称。15
斯皮瓦克的批评之所以被称为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主要是由于她既是一个后殖民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的理论批评既反对帝国的殖民话语，又反对男权中心话语。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中，她主要集中对第三世界妇女所受的双重权力话语的压制而成为沉默的体以及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妖魔化塑造和殖民主义叙事等进行了揭示，这些批评在当今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反响，同时也成为她的后殖民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斯皮瓦克的现有著述来看，她的最有影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主要体现在两篇长论文之中，即《属下能说话吗？》和《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
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由于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斯皮瓦克对“贱民”或称“属下”等非主流文化与政治体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这个体是附属于殖民地宗主国的第三世界受压迫的下层与边缘体。（“属下”一词直接源自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在这本书中葛兰西用以指农村劳动力和无
产阶级等。斯皮瓦克对此进行了扩展，用它来称呼社会地位更低下的社会体。从她后来的一些论述可以归纳出这样的结论，她所谓的属下更多的是指没有自己话语权或不能表达自己的文化体。在她看来属下如果能够说话，那么属下就不是属下了。）斯皮瓦克指出在这属下与边缘性体中，第三世界的妇女无疑是属下的属下、边缘的边缘，因为妇女由于经济和性别的从属性而被双重边缘化。正如斯皮瓦克所说的，“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行动路线内，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倍地抹去了……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16即“妇女受到双重掩盖”。17
斯皮瓦克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丧失话语权的分析，在其论文《属下能说话吗？》最为著名。在她看来，第三世界妇女受到双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压制，一是男性中心主义（或称菲勒斯中心主义），二是白人中心论。作为后殖民批评家，她尤其反对和抵制女性理论中的白人主义的话语霸权。
与一切解构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反本质主义特征那样，斯皮瓦克作为有解构派倾向的后殖民批评家，她也极力地反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特征，即将妇女这一体建构为同质化的所在，而忽视种族和民族差异性的存在。斯皮瓦克认为历史上和文学中的“第三世
界妇女”已经打上了父权制和殖民化过程的烙印和标记，从而在男性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建构下，成为非真实的虚构性和想像性的“他者”。作为“他者”的第三世界妇女已成为一种理论的虚构。
非手术斯皮瓦克曾回忆说，她作为一名研究生刚到美国时曾对“国际女性主义”特别感兴趣，但很快就对它产生了怀疑，原因在于“国际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把女性作为一个普遍的类别加以论及，而且西方女性主义在代表和干涉属下妇女时的“直率”也令斯皮瓦克难以下咽。她认为，“国际女性主义”实际上首先是一种发达的西方话语，“它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做法为一种代表其‘不利地位的妹’经常显示其优越性的干预使命披上了伪装”。18因此，她提醒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在对待第三世界妇女问题时要消除自觉或不自觉的特权意识。“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学会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19斯皮瓦克在《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中以法国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为例批评了西方女性学家在对东方态度上所表现出的特权意识与优越感。她认为克里斯蒂娃的《关于中国妇女》一文中，对古代的东方采取的是尚古主义的研究，而对当代东方则表现出了轻蔑的现实政治态度，“带有殖民主义者乐善好施的症状”。20反对妇女体的“同质化”认识，消除西方对东方的特权——即权力话语，就意味着强调差异性与异质性，她强调，不仅西方国家，就是“印度的个案”也“不能代表所有国
家、民族、文化和可能成为作为自我的欧洲的他者的东西”。21
在《属下能说话吗？》和《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两篇文章中，斯皮瓦克通过对一个印度的传统习俗和三篇西方女性所写的小说文本分析中，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强制性而又充满优越感的话语灌输和西方白人女性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妖魔化塑造，批判了帝国的霸权意识和殖民主义的叙事。
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斯皮瓦克通过对印度古老习俗——寡妇殉身的分析中，她对西方帝国话语和本土男权话语都进行了批驳，认为二者都是对殖民地妇女的话语权力的侵犯。寡妇殉身指的是印度寡妇登上已故丈夫的火葬堆自焚，以身殉夫，这个习俗在印度并非普遍流行，同时也不固定于哪个种姓或阶级。英国将印度占为殖民地后从法律上废除了这个习俗，这种行为被斯皮瓦克用话语表达为“白人正从褐人那里救出褐人”。在西方与这一习俗的关系中，斯皮瓦克认为英国的殖民主义话语霸权主要表现在对寡妇一词的翻译的讹误和讹误之中夹杂着意识形态意指。梵语中，“寡妇”一词的传统写法是sati，而早期英国殖民者却将其改为suttee，sati的原意是“好妻子”，而suttee则是“忠诚”的自焚殉夫的仪式之意。对此，斯皮瓦克激愤地指出：“白人，在试图从褐人手中拯救褐人
时，通过在话语实践中绝对地把好妻子与在丈夫的火葬堆上的殉身认同”，这无疑是给印度妇女（尤其是寡妇）以一种话语纵控和女性主体建构，实质上这是“一种更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同时，在这种误译中，殖民主义者还将专有名词变成了普通名词，斯皮瓦克认为，“再没有比把专有名词变成普通名词、将其翻译过来用作社会学证据更危险的消遣了”。22殖民主义者的语言误译中凸显出来的是“男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结构”，23这里面透射着帝国话语和男性话语的双重霸权，从语言的所指、意义对主体性所具有的质询和模塑功能看，误译的语词无疑对女性的行为产生一种误导，即只有自焚殉夫才是忠诚的，这样久而久之则会形成一种先在的结构，从而操纵并作用于人的思想观念，进而形成一种“帝国主义的主体生产”。斯皮瓦克对殖民主义者在语言的误译中表现出的主观臆断性和随意性而给第三世界妇女造成一种话语的压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反抗，同时她对殖民者在印度风俗中所表现出的方式上的干涉主义和居高临下姿态亦耿耿于怀，认为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是带有“野蛮的精神分析”性质的，24粗暴的干涉方式表现出的是帝国的自大与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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