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美学2020/12
“俳优”一词最早出现于《荀子·王霸》，云：“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1]由此可见，俳优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并被儒家学者认为是扰乱朝政的因素，孔子更是以俳优误国及礼家君子不器的原因斩杀俳优侏儒。也正是因为俳优地位地下，不受士人君子待见，为礼教厌恶忌惮，从而侧面反映出其对君主及政治是具有相当影响的。俳优入不了史学家的法眼，以此作文者少之又少，唯西汉司马迁独具慧眼，看到了俳优“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讽谏才能，并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滑稽列传》来颂扬那些“不流世俗，不争势力”的滑稽人物。 历史上著名的俳优大都产生于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百家争鸣，人才流散，俳优虽为娱人逗笑却聪慧机敏，因此也属特殊人才。战国齐之赘婿淳于髡“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2]3197，
巧言讽谏齐王莫要耽于淫乐长夜之饮而误国误民。“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2]3200，以著名典故优孟衣冠御前讽谏，帮助孙叔敖子孙后代享衣食无忧。“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2]3202前有反语巧谏秦皇放弃扩大猎场，后有体恤百姓，说服秦二世避免油漆长城。因此太史公对这类俳优的评价不低：“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栏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2]3203先秦时期，国家分裂、时局动荡，战乱纷争频起，这时的俳优也如诸子百家一般成为各国争夺的人才，如淳于髡之于齐、优孟之于楚、优旃之于秦等，他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事，他们靠着能够侍奉君前的特殊条件，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俳优通过言语的含蓄幽默，将讽谏融入故事性、戏剧性和滑稽行为于一体，减缓“忠言逆耳”的锋芒，让君主更易体悟与接受。这其实对俳优的语言才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如何在“谏”与“劝”之间到平衡，从而达到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目的才是他们真正的用意。
这些俳优人物都以暗含讽谏的言语行动而获得历史地位。刘勰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3]由此可以看出，在俳优言语行为中，只有那些讽谏意味较浓含义较为严肃的隐语才得以被史家关注、记载[4]。但到了汉代，俳优讽谏这一功能却完全消失了，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究的。轻骑兵m7
二、汉代俳优地位的转变
俳优的角职能主要有两种：一为娱乐调笑，二为戏谑讽谏。通过文献记载可知，俳优最迟在战国已经出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这一类人的讽谏实例，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武帝时期的东方朔、王先生等官吏也出现在了此列传中，与俳优同列。不是俳优却类比俳优，这说明在汉代俳优的讽谏功能逐渐转移到了士人身上，这就使得原本的俳优失去了其政治上讽谏意义的优势。两汉俳优相较于战国俳优的身份地位可以说是进一步降低了，战国时期君主议事俳优不必避嫌，而到了汉代，俳优却再无这种优待。“大臣奏事，则徘优侏儒逃隐，声乐伎艺之人不并奏。”[5]君主议事，歌 汉代“俳优讽谏”主角转变问题初探
文/赵君曼
摘 要：俳优自古以言语滑稽逗笑见长，但其价值更多反映在“讽谏”意义上，但凡有正义有抱负的俳优都能针砭时弊，然“讥当时之弊政，必先顺其所好”，因此俳优充分发挥其自身特点，以“一言之微”，显“回天倒日之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到了汉代，俳优的地位却一落千丈，逐渐失去了其讽谏功能，沦为供人娱乐的调笑品。与此同时，汉代出现了士人的俳优化倾向，这一转变主要源于政治格局的改变，士人话语权缺失，只能通过“自比俳优”委婉讽谏，以此实现自身价值，体现了汉代士人的气节，再悲观也仍有积极进取的一面。
关键词：汉代；俳优；讽谏；士人
45
美学史研究舞奏乐者尚且停下演奏即可，但俳优却必须退避三舍。这一情况的转变与两汉儒学礼制体系得到统一与强化具有很大的关联。“在儒家看来，娱乐文化不仅有等级，而且有正邪，国家要严厉排抑非礼乐的郑卫之声。”[6]97“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逊而国贫，文巧则趋末
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流清，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7]1073“徘优演出既然属于郑卫之声，属于俗乐，所以徘优的演出活动在汉代也不能登大雅之堂。”[6]97汉代的俳优可比“郑卫之声”，已失去了在御前讽谏的能力，沦为一种流俗的欣赏趣味。
根据实物资料可知，汉代出土了大量的俳优俑，最早的俳优俑属西汉早期，譬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了两件铜人像，其“坐姿、服饰、风格基本相同。颧骨高耸，面部丑陋，袒胸露腹。一件右手上举，左手置于腿上；另一件双手置于盘坐的腿上，低头嬉笑。表情都很滑稽”[8]。孙机先生将其定义为现存最早的俳优俑。四川地区也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俳优俑，如金堂县李家梁子汉墓出土的俳优俑，成都天回山3号墓出土的俳优俑等，所呈现的都是面部丑陋、神情夸张，活生生一个正在卖力表演的逗笑戏子形象，具有供人调笑娱乐的作用。这类俳优俑显然与文献记载中的战国俳优不同，他们已然不再具备讽谏功能，更多强调其娱乐性质。汉代宴饮娱乐类画像石、画像砖上常出现俳优表演的场景，体现的就是其娱乐他人的职能。不仅如此，俳优还频繁地在丧葬活动中出现：“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9]
说明汉代丧葬风俗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庄重肃穆的葬礼活动中，俳优作为娱乐逗笑的艺人起到一个调和氛围的作用。不仅如此，俳优俑甚至作为一种陪葬品大量出现在墓葬中，目前已知的俳优俑均出土于墓葬，根据汉代“事死如事生”的葬制，俳优俑作为陪葬品主要是供死者在阴间也能如生前一般“娱耳
目而乐心意”。李家梁子汉墓出土了一件位于摇钱树座上的俳优俑，“现在一般认为摇钱树起升仙的作用。而这件摇钱树座山间洞峰相连，亭台相望，多条道路穿梭于山中，通往峰顶，有仙人、鸟兽、车马相戏其中，表现的是一幅逐渐升入仙境的情况。而俳优俑出现在这个境界中表明俳优俑也可以让仙人娱乐，进而帮助墓主升仙”[10]，体现了其在墓葬中进行娱神升仙的作用。
通过上述材料的分析可知，汉代俳优失去其讽谏意义的原因是由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所主导的，但优语诙谐娱乐、韵散结合的特性却并未完全消失，反而融入了汉赋中，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学表现，因此，汉代士人的俳优化倾向也愈趋明显。
三、汉代士人的俳优化倾向
汉代的“俳优讽谏”出现了一次主角由俳优向士人转变的现象。《汉书·扬雄传》中有言：“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7]3575。汉代不得志的士人常因主上“俳优蓄之”而倍感屈辱和忧伤，故呈现
出一种俳优化趋势，如“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
陶俳优俑
炼钢脱氧剂
东汉 成都金堂李家梁子汉墓出土铜说唱俑-1
西汉 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出土铜说唱俑-2
西汉 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出土
46美学2020/12
所轻也”[7]2732。东方朔曾因公车令俸禄微薄，于是故意吓唬给皇帝喂马的侏儒被汉武帝召来责问，并通过戏谑的言语得以在金马门待诏。司马相如因不得重用而消极避世，“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7]2775。
可见武帝已把某些赋家士人当作俳优看待，他们的词赋具有供人调笑戏乐的作用，这一类人纵使心有满腔抱负，却得不到能够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只有通过赋作来委婉抒发以实现自身价值。“以言俳优
之人出口成章，词不穷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7]2307故以此形容俳优化士人的诗文学识，显然这一类比只是徒增了士人的烦恼。
士人俳优化的现象主要源于政治格局的改变，汉代是继秦之后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多年的政治削藩与中央集权，士人不再像纷争不断的战国时期，是各诸侯竞相争夺的人才，而变成了巩固中央统治的工具，只能随政治趋势流向中央。众多士人汇集的结果就是这一阶层不再具有曾经的竞争力，同时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政治地位。文帝时期的贾谊被开国将领周勃、灌婴嫉妒，以莫须有罪名外放长沙；
97干干景帝时期晁错进言削藩巩固中央集权，被诸侯逼迫致死。
显而易见，士人成为了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当西汉的历史从之前开放的纵横转变成为合拢的牢笼情势，士人的价值以及地位再不是从前的‘帝王师’、‘君之友’，西汉现有的政治情势打破了士人在先秦所形成的事功与政治的平衡性，表面上他们拥有稳定与安逸的生活环境，实际却随时都有凶险的危机，士人失去了本有的平等与自尊。”[11]再者，汉代是一个重武轻文的朝代，做为一个由军功集团建立起来的朝代，在经历了汉高祖刘邦开国的修生养息后，在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开始发生转变。“儒家所积极倡导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价值层次在这里失去了意义，立德成了空话，他们首选的是立功。”[12]这一时期开始实施征伐四夷、向外扩张的战略，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士人的作用就显得十分羸弱，当时士人深知自身话语权的匮乏，转而采用明哲保身的做
会议纪要与会议记录的区别法，于是就有东方朔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2]3205司马相如生前回避朝事，沉溺赋作，死后家中却留有他论述为国之道的《封禅书》，这些士人们正是在这样一种“入仕”和“隐逸”的思想斗争中挣扎徘徊。
值得注意的是，汉赋在汉代并不纯粹是一种文学体裁，它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汉赋的创作主体大多为汉朝的士大夫，作为文官政治团体，汉赋这一文学形式就成为了他们的实现政治抱负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可以充分体现在汉赋中的讽劝意味。“作为士人所以他们有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在他们的地位话语权与君王有天壤之别的差距与自身存在的责任感中交织的矛盾中，他们采取了委婉的方式进行进谏。”这就体现出汉代士人的俳优化倾向，通过自比俳优的讽谏方式来对君主进行游说劝服，从而实现其自身价值。在他们的言行作品中将讽谏融于娱乐调笑，滑稽戏谑，劝百讽一，体现出那个时代士人阶层的衰落。
四、结语
由以上论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汉代俳优逐渐失去其讽谏功能的原因源于封建体制的强化，使得为礼教所不容的俳优失去了先秦时期的地位。汉代作为一个武将军功强盛的朝代，士人地位微弱，无用武之地，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只能通过做文章来排解，因此大量汉赋兴盛，并取代了先秦优语的作用，赋家士人通过词赋来隐喻讽谏，以俳优自比，抒发满腔抱负却不得志的抑郁之情。可见俳优讽谏的消逝其实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讽谏的意义却生生不息，流转绵长。
参考文献：
爱与恨的千古愁[1]王先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225.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刘勰.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2：170.
[4]郗文倩.从游戏到颂赞——“汉赋源于隐语”说之文体考察[J].中国文学研究，2005（3）：41-46.
[5]贾谊.方向东，译注.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243.
[6]于天池.两汉俳优解[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2）：95-103.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56.
[9]桓宽.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353.
[10]索德浩，毛求学，汪健.四川汉代俳优俑——从金堂县出土的俳优俑谈起[J].华夏考古，2012（4）：116-126.
[11]陈岳圆.西汉士人俳优化及其文学创作[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1.
依百兰鞋业[12]曾祥旭.西汉辞赋家的“俳优”意识及其消解方式[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7（3）：75-78.
作者简介：赵君曼，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编辑：宋国栋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