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茹雅田国良
时间:2012-06-05 16:11来源：《改革内参》2012年第14期
本文选择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100个高官（副省部级，至少享受副部级待遇）腐败并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例加以剖析。
高管腐败案例分布
地区和系统分布。所选案例中，地方72例。其中，北京、山东各5例；辽宁、安徽、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浙江各4例；天津、福建、河南各3例；河北、江苏、湖北、海南、重庆、云南、吉林各2例；上海、黑龙江、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湖南、陕西、新疆、四川、内蒙各1例；西藏为零记录。
小辰 中央国家机关15例，其中，铁道部3例，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2例，国家科委、海关总署、交通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最高法院、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各1例；中央银行6例；其他中央国有企业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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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来，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也相对较多。
年龄分布。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1例，30年代的22例，40年代的46例，50年代的31例。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0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龄约66岁。
职务分布。所选案例中，有3例曾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有15例曾是正省部级干部，其余82例曾是副省部级(或者“享受副部级待遇”)干部。其中，有2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其中1例同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量刑分布。所选案例中，已判的90例，其量刑情况是：死刑6例，死缓26例，无期徒刑16例，有期徒刑42例。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案例约占53％。
2012河北中考作文 罪名分布。已判的90例中，其罪名有“受贿罪”(85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1例)、“贪污罪”（6例）、“滥用职权罪”（5例)、“玩忽职守罪”(4例)、“挪用公款罪”(3例)，
也包括“行贿罪”(2例)、“徇私舞弊罪”(1例)、“杀人罪”(1例)、“爆炸罪”(1例)、“重婚罪”(1例)。其中，一人多罪的26例。
高官腐败蔓延态势
(一)腐败案例与时俱增
分析几个时间概念。
一是开始犯罪时间。开始犯罪时间可考者92例。其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犯罪的10例；90年代68例；本世纪14例。其最高峰是在1993年(13例)。 二是判决时间。已判的90例中，上世纪80年代，仅1987年判了2例，90年代判了14例，本世纪已判74例。上世纪90年代前期，每年宣判的也就1—2例，有的年份是空白，而从1997年开始，逐渐趋上升之势，2010年达到峰值(12例)。
这里所说的“涉案金额”是指案主本人或直系亲属、合伙受贿、贪污的金额和来源不明
的巨额财产，没有计算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和营私舞弊造成的经济损失、违规放贷等涉案金额。
所选案例中，除7例尚未判决，4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其余89例，涉案金额共约77699万元，平均每例约873万。上世纪80年代2例，1例受贿2万多元，另1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90年代15例，共涉案金额约366万，平均每例约24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55万；本世纪83例．其中3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内)，7例尚未宣判，其余73例，涉案金额共约77331万，平均每例约1059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达19573万。可见，高官腐败个案的涉案金额在提高，而且增幅明显。
(三)涉案领域越来越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前期，高官腐败涉案面相对单一，而且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1987年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例是帮人办理香港单程通行证而受贿；一例是为报答“红颜”而为公司货物走私开绿灯。上世纪90年代初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助农民联系水利工程和办理采金人员指标而受贿；一个收人钱物后，帮人办理计划外运煤手续。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高官腐败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的领域的各个层面延伸。如潘广田、丛福奎、王雪冰、胡楚寿案，就和违规贷款有联系；陈同海、陈少勇、朱志刚、康日新、黄瑶案，与企业经营纠缠一起；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李嘉廷、王怀忠、刘长贵、王钟麓、王有杰、何闽旭、王武龙、杜世成、李堂堂、刘志华、许宗衡、宋晨光案，都和房地产开发密切相关；柴王、刘方仁、张国光、宋勇案，与工程建设项目有染；朱小华、何洪达、王益、皮黔生案，就和企业上市、股权交易有关；郑筱萸案，和产品审批有瓜葛。
到了本世纪，高官腐败的霉菌开始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如麦崇楷、丁鑫发、吴振汉、郑少东案，都和案件查处有关联；韩桂芝、徐国健、侯武杰、王昭耀、荆福生、庞家钰案，就有“买官卖官”行为。
(四)“窝案”有所增加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腐败高官大都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后来，则开始出现“集体腐败”，并且陆续挖出了一系列所谓“窝案”。如1995年王宝森的自杀，同时牵出北京的另外3名高官(陈希同、铁英、黄纪诚)。本世纪初宣判的原沈阳市长慕绥新案、马向东(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案，人称“慕马案”，涉案人员100多人，其中党政“一把手”就有17人。与“慕马案”同时出现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600多人涉案，其中300多人被判刑，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深陷其中。2005年韩桂芝判刑，以她为主的“黑龙江买官窝案”，牵扯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30多人。2008年宣判的陈良宇，是“上海社保基金窝案”的主角，该案也牵涉一批官员。
(五)案情越加隐蔽
90年代初期以前，高官腐败案情相对简单，多是“交钱—办事”、“办事—交钱”，一眼可透视。后来出现的许多案例．案情云遮雾罩，受贿花样令人眼花缭乱。
chinabig (六)潜伏期有所延长
潜伏期是指开始作案到案情暴露的时间。所选案例中，平均潜伏期约7.9年，其中，上世纪80年代．平均潜伏期1年；90年代，平均潜伏期4.2年；本世纪，平均潜伏期约9.2年，其中，最长的18年(陈良宇案)。可见，越是新近发案的案例，其潜伏期越是相对长一些。
(七)染“”案例有所增加
所选案例，媒体报道其有或者有婚外情的50例，上世纪80-90年代的17例中，5例“染”，约占29％；本世纪的83例中．46例“染”，约占55％。可见，高官腐败案例中的“染”案例所占比例在扩大。
（八）家属涉案程度有所加强
高官腐败，家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的两个案例，未见家属涉案的报道；90年代的15例，家属涉案的3例，占20％；本世纪已判决的73例，加上自杀和外逃的2例，共75例，其中家属涉案的30例，约占40％。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属涉案程度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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