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度公式纵观日本文学史，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学创作主体是天皇、贵族阶层，中世时期则以僧侣为主。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庶民阶层成为文坛主角。庶民阶层是指在江户时代“士农工商”身份制度下，除却统治阶级武士之外的三个阶层。江户时代表着作为庶民主体的町人阶层的壮大，文化活动主体日渐转移。由町人阶级主导的市井文化开始繁荣起来，文化的庶民化倾向日益突出。 町人文化一经形成，便在文学、艺术等领域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在文学方面，随着庶民作家写作技巧的日臻成熟、完善，文学也逐渐从贵族化走向庶民化和大众化，此前存在于高雅文学和通俗的庶民文学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即此前高雅的、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文学形式逐渐转变风格，转为庶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是指过去为高雅文学所不屑的民间艺术形式开始受到重视，并登上了文学的殿堂。
大众投资指南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市民文学的兴起在西方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纪元一样，江户庶民文学的繁荣，使日本文学进入近世文学的新阶段。虽然早在镰仓、室町后期，随着前代贵族感伤故事的大众化发展，就己出现了以庶民阶层遭遇为题材的御伽草子。但是，到江户时期，日本文学才完全进入庶民文学的高峰期。
在当时文坛，庶民阶层出身的名流作家比比皆是。如商人之子井原西鹤、本居宣长，农民出身的“徘圣”
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等。这些作家创作出了大量文学作品，使庶民文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其中包括净琉璃词章、歌舞伎脚本等戏曲文学；徘文、徘句等徘谐文学；假名草子、草双纸、洒落本、人情本、滑稽本、读本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这些新兴文学的样式纷繁，令人目不暇接，形成了不同于前代文学的崭新景象。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
一、“戏作”文学的特质
在近世时期，由于町人经济力量的强大，他们的享乐欲求自然而然地带动了文化、娱乐业的兴盛。町人阶层的生活风尚、文化意识等也逐渐渗透到其他阶层。原本格守儒教伦理道德规范的武士和贵族阶层也受其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新兴的町人文化带动了整个江户文化的走向。由他们所主倡的奢靡、享乐之风也体现在文学作品方面。使迎合町人阶层审美需求的通俗小说走向繁荣。即“假名草子”、
“浮世草子”、“草双纸”、“洒落本”、“滑稽本”、“读本”等“戏作”文学。（“戏作”一词最早出现在汉诗领域，江户时代诗人效仿唐宋诗人游戏的写作态度，常采用“戏作”的称谓。如《新年戏作仿白乐天体》、《云梦怀仙阁集同用深字戏作》等等。后来逐渐渗透到汉诗以外的领域，多田南岭在《败帚添尘》一书中，用来指代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称“彼一笑乃成无稽之戏作”，指代引人发笑的滑稽游戏之作。后成为知识分子涉足这类通俗文学的遁词。）这类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作者所持的消遣、游戏态度，以及作品滑稽戏谑的风格。这些“以文为戏”的作品多以青楼男女的情爱故事以及庶民百姓的日
常琐事为题材，是庶民阶层的作者为本阶层读者创作的写实性文学形式。显示出一种以现世价值为本位，利欲、物欲、欲乃人之常情和共识的伦理精神。
其中，假名草子是江户前期出现的一种以短篇物语、小说为主，包括说话、随笔等的文学体裁。顾名思义，这是一种用行文或假名书写的通俗文学读物，重点描写庶民风俗和现实生活。随着这类作品的大量出现，其类型、题材越来越丰富，内容形式也愈发新奇、怪异，成为江户“戏作”的发展先声。代表作品如翻案于中国小说的《狗张子》、《御伽裨子》；带有教化劝诫意义的《七人比丘尼》、《浮世物语》、《可笑记》；娱乐大众的恋爱故事《恨之介》；以及描写各地见闻的纪实性作品《东海道名胜记》、《竹斋》等，兼具启蒙、教育和娱乐的功能。这些将实用性、说教性融入作品的现象，是这一时期启蒙世态的表征。体现出“从一种少数人享受的文学转向大众享受的文学的过渡过程，……它对其后的浮世草子、读本、滑稽本等通俗文学的诞生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于假名草子后期题材多以青楼风情为主，著述逐渐立论于“人本为欲望之化身”的生命意识，强调“享乐”本位的合理性。到了江户中后期，通俗文学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文人的肯定，许多一流文人也投身到通俗文学的创作中，如松尾芭蕉选择了徘谐，井原西鹤开始着手浮世草子的写作。1682年，西鹤代表作《好一代男》的出版，标志着“浮世草子”的问世。所谓“浮世草子”，顾名思义是“写浮世之事的小说”。它一改假名草子具有劝诫教化性质或奇谈异事的风格，赤裸裸地上演元禄时代町人社会金钱欲望和男女情事的现世悲喜剧，为此后的“戏作”文学带来一股新鲜、强劲的现世之风。这部具有“俗源氏”
之称的“好物”，体现出町人既执著于现实，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生活欲望，又
追求风流生活的本。一方面对自身无权的现实状态不存幻想，奉金钱财富为圭泉；另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中追求奢华的物质享乐和无节制的感官欢愉，通过终日沉浸在冶游场和演艺界来显示生命的价值。对于这种都市享乐奢靡之风所带来的堕落、颓废情绪，作者除了透视其内部世界的享乐精神外，也传达出好生活终将落入悲惨境地的隐隐担忧，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后来又有《好一代女》、《好五人女》以及其他作家大量模仿的“好物”应景而生，但由于后期的作品多流于庸俗、表面化的模仿，充斥着低俗物欲，丧失了表达人世的真实力量而逐渐衰弱。
继浮世草子之后，开始广泛流行草双纸、洒落本、人情本、滑稽本和读本小说等通俗小说。其中，最先出现的草双纸是一种图文并茂的读物，主要以妇幼为读者。内容包括童话传说、神佛信仰、恋爱传奇等，受到了平民大众的喜爱。后来读者扩展到成年男性，便发展成为“洒落本”，文学形式也变成文字为主、绘图为辅。这类作品通常以江户吉原、深川、品川等地北里生活为中心，描写青楼韵事，并展示社会风俗。代表作如山东京传的《京城买办四十八手》、《通言总篱》等。之后的人情本更是将这一“好”主题加以延续和发展。
以式亭三马、十返舍一九为代表的滑稽本作家，更是将“戏作”文学的谐趣本质发挥到了极致。作品借助语言上的插科打浑，以戏谑、讽刺、嘲笑、谩骂等方式，在轻松的氛围中达到对愚蠢的揶揄和对邪
恶的谴责。通过对时事等的暗讽，表现出当时文人对幕府压抑人性的专制统治的抗议。这种看似玩世不恭的“戏谑”之作，虽然只是通俗、平淡地描写市井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却借笔下人物对现世风俗与伦理的态意调笑、字里行间的嬉笑怒骂，宣泄出作者对现世的不满，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和现实意义。
到了天明年间（1781-1788），江户已经逐渐取代上方地区即京都、大阪成为文化中心。出现了以山东京传、曲亭马琴为代表的著名读本小说作家，他们多取材翻案于中国白话小说《水浒传》等，创作出较为完善的“后期”读本作品。这种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传奇小说不同于前期读本的短小怪异，是建立在劝善惩恶的思想基础上，以历史事件为依据，采用长篇章回体形式的小说。如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等。这些作品既保留了儒家的劝善惩恶思想，也用滑稽幽默的手法描写出怪诞、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可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大战役
说，是“江户小说发展的最完备的形式”④。
④严绍汤?:《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350页。杨玉圣
上述文学类型各不相同，但大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某种“尊情抑理”的倾向，反映出江户时代文学对于表现真情实感的重视。即批判虚伪的道学态度，反对用道德教条压抑人的情感。江户时代的文人们大都提倡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咏情”，在这一点上不止是通俗文学作者，包括古文辞、公安、唐宋派等也
达成了一致共识。江户初期，伊藤仁斋最早起而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在《题<；白氏文集>序》中提出“诗以吟咏性情为本”，强调不应压抑人性，而要尊重生活，尊重人世现实；古文辞派则主张通过模拟古人来深刻、全面地洞悉人性与人情；著名国学家本居宣长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中通过对这一古典名著的评论，发表自己对文学的认知。他认为《源氏》中描写了许多不符合道德观的恋情，但正是这些人性内层真实存在的情慷使读者产生了切实的感动。由此得出人心深处的这种感动与共鸣是超越道德的真实存在，文学的作用就在于发现这种真实。也正是上述这些对封建道德教条的反抗，为庶民文学冲破传统束缚，赤裸裸地书写人性提供了思想武器。
江户时代的这些新兴文学形式中，多以庶民生活为描写对象，展示出江户庶民阶层的众生相。由此迎合了当时受到初等教育庶民体的阅读水准，也能够反映出庶民阶级的世风民俗、情感趣味等。不仅上述通俗文学，到了江户后期，传统的文学形式如汉诗、和歌也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风貌，即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通俗化特征。可见，表现真情实感、强调通俗本成了这一时代文学作品的共同特质。
本焕大师
二、上方文学的世界主义倾向
在江户时代的270年间，前期约140年，文化中心在上方即京都、大阪一带，之后作为政治中心的江户城经济迅速发展，江户文化随之超越了上方文化成为中心，这一现象史称“文运东渐”。所以，学界普遍将这一时代的文学分为上方文学和江户文学两个阶段。
如前所述，从上代到中世时期，日本始终处于以贵族、武家、僧侣等特权阶级为中心的文学垄断时期。到近世之后，才逐渐转为以普通民众为创作对象，以及直接由庶民阶层着手进行文学创作，其艺术特较之以前也有很大变化。由于
既是国家文化主体也掌握经济命脉的町人体是庶民阶层的核心，所以，无论上方文学抑或江户文学，其异同点都是由这一时代町人的性格决定的。
在近世初期，货币经济作为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有力支持，仍处于高度组织化、集权化的状态，而当时尚未形成阶级的町人们仍位于社会最底层。但是，随着交通的不断发达和金融机构的完善，此前以大阪为中心的传统商业模式在新形式的冲撞下，商业资本开始急剧变动，上方町人们逐渐积累起巨大的货币财富，逐渐掌握经济实权，成为江户社会商品经济的主角。然而，宿命性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始终限制着他们的政治发言权，无法直接涉足政权领域，学问之门也未能向他们敞开。受到强大经济实力支撑的町人阶层，对精神世界开始迸发出越来越强烈的渴求，将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转向世俗和文化生活领域。他们肆意地追求享乐，在艺术世界展开了自由的探索。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町人出身的文人、戏剧作家、浮世绘画匠等该阶层的文化代言人。
如前所述，作为近世特有的文学精神体现，这一时期作家的各类作品，无论是浮世绘画师喜多川歌磨的美人画，还是小说家山东京传、式亭三马、为永春水等人的作品，较之传统文学模式的知性要素，
官能性因素更为突出。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上方与江户城町人的性格不同，与前期上方文学的世界主义彩相对，后期的江户文学更加偏重于一种地方主义倾向。
上方地区特别是作为资本经济根据地的大阪，是来自全国各地商人的聚集地。他们以专于商道、善于敛财著称于世。然而这些町人往往只以谋利为目标，并无暇追求生活态度以及精神氛围上的同一化。即使大阪本土的商人们，也从未把目光局限在大阪这一个地区，而是更多地关注着作为生产及消费地区的全国各个城镇。井原西鹤曾在《日本永代藏》中将上方商人比作漂浮在广阔海域之上的“渡海之舟” ，形象地道出了他们并没有文化归属感和这一意愿，也没有形成孕育文化之葩的相对稳定、同一的精神土壤。上方町人们或许根本无心顾及乡土文化和传统，他们只是致力于如何将足迹遍布全国各处以获取更多的资本。
上方町人的世界主义观也自然而然地反应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例如，热衷于《ぁづま物语》、《东海道名所记》等这一类文学性地志的写作。通俗小说也多以全国性游历为主题，如小说《浮世物语》。其故事大意是主人公瓢太郎是富甲一方的商人之子，父亲死后瓢太郎穷尽吃喝缥赌将遗产散尽，只好投靠某大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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