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燕燕 刘志山
来源：《湖湘论坛》2022年第02期
摘要：身份认同是新移民融入城市必须重视的前提，也是新移民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作用必须具备的条件，其建构离不开对结构、价值和实践三重逻辑的遵循。结构逻辑是确定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主体秘钥，它从自我认同、“我们”认可与“他们”认异的有机统一中确定了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建构机制;价值逻辑是确定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关键秘钥，它从个人权益、社会和谐与共同体发展中展示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功能性力量;实践逻辑是确定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现实秘钥，它从发挥集体记忆作用、采用有效沟通策略、提升环境包容功能与强化法律制度保障等方面确定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图式。把握好这三重逻辑，对于城市新移民建构身份认同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生物教具制作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结构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C9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2-0119-10
脚误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流动性变迁，大量人口为追逐美好生活进入城市，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体——城市新移民。这是一个极富生机的体，他们可以释放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为城市发展做出不容小觑的贡献，而这一切需要建立在其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身份认同是新移民融入城市必须重视的前提，也是新移民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作用必须具备的条件。不过，身份认同不会伴随新移民的迁移自动生成，亦不会由城市主动赋予，它有按其结构、价值和实践等逻辑所设置的生成学密码。要建构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首先就需要解开这一密码，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这三重逻辑。
一、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结构逻辑
结构逻辑是确定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主体秘钥，它决定着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性质特征，影响着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建构机制。城市新移民身份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标识，揭示了其与城市共同体“我们”之间某种持续存在的归属关系。这种归属关系是在多向度的互动中确立的，它不仅涉及城市新移民的“我”，更涉及到城市共同体的“我们”和其他体的“他们”。对于城市新移民而言，“只有‘我’，没有‘我们’，认同的身份无以确立;只有‘我们’，没有‘他们’，认同的界限无以类别。”[1]17也就是说，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是自我认同、“我们”认可与“他们”认异有机统一的结果。
（一）自我认同
由于迁移活动，城市新移民所面对的地理位置、社会文化和生活环境等都发生了变化。正是这些变化致使其自我同一性解构，出现了“严重的无方向感和不确定性”[2]，于是，城市新移民不得不在变化中重新追寻内在的自我认同，审视关于自我的深层认知问题，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将归属哪里？”等。对城市新移民而言，自我认同可以将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我连为一体，也可以将其内部状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协调一致，为其融入城市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但这需要通过自我意识、自我归类和自我实现三个方面来完成。首先在自我意識方面，城市新移民需要走出主观臆想的世界，避免陷入虚假的自我认同陷阱，对自我的身心状态、行为特征及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客观的认知和体验，进而在此基础上，有效引导和调节其自身的行为，适应城市的规范和要求，为城市新移民身份的自我认同提供理性指导，奠定认知基础;其次在自我归类方面，城市新移民需要通过考察城市共同体成员的特征或属性，确定自我与其存在一致的品质或者特性，划定体的归属关系，产生相应的集体感和归属感，这为城市新移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强化内在动机，增加正向情感效应;再次在自我实现方面，城市新移民需要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才智和潜能，培养在机遇与风险之间把握平衡和自我反思的能力，提升建构其城市主
体身份的主动权，“贯通所有的目标，尤其是从依从性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和实现抱负的目标”[3]，积极为城市新移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创造现实价值，提供实践支撑。
（二）“我们”认可
从时间上来看，新移民作为城市的后来者，要在城市追求美好生活，就必然要将“我”扩大并发展到“我们”，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新移民获得城市共同体“我们”认可的过程。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这些社会关系在城市中因共同利益交织形成城市共同体——“我们”，城市新移民只有获得来自该城市共同体的“我们”认可，其身份识别的事实性存在才能得以承认，身份认同的合法性也才能得以确立，否则就只是一种自我想象。作为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合法性来源，“我们”认可主要表现为：一是责任共担。新移民来到城市，需要同城市共同体“我们”一样，遵循城市共同体的秩序，如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和城规民约等，履行好维系城市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义务，担负起城市共同体成员之间合理互助和关切的责任，从而促使“我们”在城市中尽可能获得最优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二是利益共享。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而认同一旦离开利益，就一
定会瓦解。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认可意味着，允许城市新移民与城市共同体“我们”共同行使主体权利，合法占有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社会利益，共享城市的发展成果。三是思想共通。尽管城市新移民与城市共同体“我们”之间的异质性不可能完全消除，但二者思想需要相通，形成共同体的思维和理念，在理想图景、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等方面达成“我们”的共识，从而为城市共同体有序运转提供统一的方向指引。
（三）“他们”认异
身份认同是一种多向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新移民不仅要寻其与城市共同体的共相，确立“我”与“我们”之间的归属关系，也需要通过“他们”认异，辨别“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体异相，为“我”和“我们”的归属关系作出确证并划定边界。因为“他们”的存在本就是“我”和“我们”身份建构不可或缺的前提。萨义德指出：“身份，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扯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others）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扯到对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6]因此，城市新移民在将“我是谁”扩展到“我们是谁”的同时，总是伴随着“他们是谁”的判断与阐释。这些判断与阐释立足于体特性、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等因
素，揭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体差异，确认体之别的心理边界和社会坐标，形成“我们”与“他们”不同的身份归属，由此清晰地投射出“我”的身份画像。查尔斯·泰勒明确指出：“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而“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或者“在某些人的对话关系中，我才是自我。”[7]正是在这种体视域交叉的对比之中，新移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身份认知愈发清晰、情感皈依愈发强烈、行为塑造愈发自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催生出一种属于“我们”的身份认同，从而，“‘我’与‘我们’更加重合，‘我们’和‘他们’更加明晰”[1]23。
二、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价值逻辑
价值逻辑是确定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关键秘钥，它贯穿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整个过程，规划着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发展趋势，展示了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在个人权益、社会和谐与共同体发展等层面上的功能性力量。
（一）个人权益
无论是否自愿迁移，新移民来到城市首先就要解决其在城市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也就是要争取和维护个人权益，但个人权益需要以身份来确认获取资格。只有当城市新移民
的身份获得认同时，“我”才可能在与城市共同体“我们”的多元交流与互动中到准确的社会定位，建构合理的城市主体身份，从而使“我”的个人权益获取资格得到合法性肯定。这种合法性肯定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重塑本体性安全。本体性安全是“一种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8]，其实现源于认同的建构与延续。由于迁移活动，城市新移民脱离熟悉的原生环境，失去“可靠性感受”的原有根基，而新进入的城市环境由于陌生且独特，不仅无法移植“可靠性感受”的原有根基，也不能自然嫁接原有的“可靠性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城市新移民“我”原有的本体性安全，使其极易陷入“一种由焦虑、不安、忧虑、抑郁等感受交织组织的复杂情绪状态”[9]。城市新移民唯有立足城市环境，重新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才可能帮助其排解和控制这种复杂情绪，尽快融入城市共同体“我们”，并从“我们”所塑造的城市环境中汲取连续且恒久的“可靠性感受”，重新塑造“我”的本体性安全。其二是分配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因其地域性和有限性，在分配上通常会以获取当地的主体身份作为前置性条件。对新移民而言，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移民在城市发展中做出的贡献，也确认了新移民作为城市发展主体的身份，使其能合法占有和获取城市中的社会资源，这为其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三是享有社会权利。身份是法律赋予公民社会权利的重要依据，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就意味着他获得了
酒石酸钾钠与此种身份相适应的种种权利[10]。在迁移过程中，城市新移民因原有的身份失落，对应的教育权、劳动权、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社会权利随之无法完全兑现，倘若无法获得新的身份认同，那么新移民只能游离在城市边缘地带，无法给予自身权益以制度保障。
（二）社会和谐
谭徽在 城市新移民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特征的体，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不同地域背景汇聚到城市，但在城市中，其常常会因主体身份得不到认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对“我是谁”产生深刻迷茫，出现归属感缺乏、身份焦虑等问题，为城市社会和谐发展埋下诸多隐患。城市新移民身份認同的建构恰恰能够直击导致这些隐患的根源，淡化或消除这些焦虑感和漂泊感，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具有两项功能，即规范功能与互动功能。就规范功能而言，身份认同一方面可以指引城市新移民在变化的环境识别城市主体的特征，并据此对自我身份做出新的理解、阐释和建构，“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免于主体存在感的失落”[11];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城市新移民依据主体身份要求约束自身言行，遵循城市的法律、制度等刚性规范，也符合城市主流文化、风俗等柔性规范，以便淡化其焦虑感，减少失范行为，免于
激化社会矛盾。就互动功能而言，身份认同既可以让城市新移民在互动中向城市共同体“我们”表达融入城市和获取主体身份的诉求，也可以让城市共同体“我们”在互动中回应城市新移民获取主体身份的诉求以及阐明认可城市新移民主体身份的要求，这种有效沟通实现了城市新移民与城市共同体“我们”之间的互动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二者之间的认知和了解，减少二者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为城市社会营造一种友善的氛围。
av天空 （三）共同体发展
尽管，城市新移民最初是以“他者”的身份来到城市，但经过身份认同，新移民不仅可以在城市“安身”，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立命”，成为推动城市共同体发展重要的主体因素。因为，身份认同可以促使城市新移民在新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一种蕴含和谐共存、共建城市、共享幸福的共同体理念。这种理念在城市新移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其内心，驱散其内在的离散思维，成为主导其言行的核心理念，从而使得新移民在城市中重新到“自我和社会归属关系的感觉”[12]，自觉自愿地融入城市共同体，汇聚力量，最大程度地推进城市共同体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共同体理念并不会完全抹杀城市新移民的原生“印记”，一般来说，它遵循和而不同的逻辑，在不影响城市共同体发展的前提下，是允许城市
新移民富有异质的原生“印记”存在的。不仅如此，很多的原生“印记”在不背离共同体理念的前提下，还会被城市共同体吸收、改造并利用，转化成为新的发展动能，例如：移民文化就是典型的例证。所谓新移民文化，就是新移民原生文化“印记”在流动中通过适应、融合与裂变而成的一种新文化，它先天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等特征使其创造性地改变着城市共同体“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并通过这些改变为城市共同体的发展注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永久性草地
三、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是确定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现实秘钥，决定着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实现方式。因为“实践逻辑能借助一些彼此密切相关且在实践中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原则，组织起各种思想、感知和行为，”[13]为城市新移民建构身份认同规划出有效的行动图式。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指出，“个体没有现成的认同，认同需要个体自身去建构并为之负责;换言之，个体并非‘拥有一种认同’，而是面临一项长期、艰辛、永无止境的同一化的任务。”[14]因此，建构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并不只是表现在符号与象征系统，更需要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生活过程中加以明确。
（一）发挥集体记忆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集体记忆是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建构的核心依据，也是涵养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内在基因。这里的集体记忆主要是指城市共同体“我们”共同经验的累积，其所包含的事实、文化、情感、信仰等元素往往会在城市共同体“我们”的相互融合与作用之中，转化为一种具有归属意义的内在基因，这为新移民在城市重新建构身份认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使其能够不断地通过学习、创建与强化集体记忆来化解身份认同的危机，实现身份认同的价值。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哈布瓦赫明确指出：“当他们失去目标时，过去给予他们方向;当他们在外漂泊时，过去给予他们归属;当他们感到绝望时，过去给予他们力量。”[15]75如若离开集体记忆，新移民便无法在城市到身份认同的核心依据，与城市共同体“我们”之间的裂缝也会不断扩大，焦虑、恐慌与迷惘充斥着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这样的境况下，身份认同只能成为新移民的一种奢望。因此，建构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新移民对城市集体记忆的“在场”。
二、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价值逻辑
价值逻辑是确定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关键秘钥，它贯穿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整个
过程，规划着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发展趋势，展示了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在个人权益、社会和谐与共同体发展等层面上的功能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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