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黑族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研究动态·
34*56789:;;<=>2?@
廉洁指数789:A4B*CDEFGHI
欧阳哲生
今年是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６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文学部联合主办的“百年回看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人文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国内外的７０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交流五四运动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次论坛共收到论文５３篇，其中有１６篇分三场被安排在大会发言，其他３７篇论文按内容分六场在小组报告。参加这次论坛的学者来自历史、哲学、中文、政治、教育、科技、外语等学科，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跨专业取向，专业背景的多样化可谓这次论坛的最大特点。提交论坛的论文关涉的内容和取得的学术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大力拓展五四运动史的国际视域，将五四运动置于世界视野加以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世界存在
新自由主义
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新文化之所以为“新”，主要是援西入中，充分吸收欧美近世文明的优秀成果，窥取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过去五四运动史研究在这方面比较薄弱。王笛关注到诸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考察了五四运动以后至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他特别提到美国媒体在考虑支持中国时，把支持当前中国政府还是扶持中国人民走向法治和民主区别得很清楚，并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孙江指出，“五四事件”在日本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正时代的著名德谟克拉西代表吉野作造与众不同，对“五四”学生抗议“侵略的日本”深表理解，提出了“和平的日本”与中国国民“提携合作”的诉求，并为此写信给李大钊，派人与《晨报》记者渊泉、李大钊联系。“五四事件”一年后，北京大学学生组团访问日本，但两国学生的思想出现了新转向，大家更关心的是“过激思想”———苏俄革命。这篇文章披露了五四时期中日知识界互动不为人知的一段史事。臧运祜指出，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著述在“五四”前后的民国学界进入一个高潮时期。他选择这一时期出版与再版的有关近代中日关系的五个版本的著作，围绕“国耻”意识之下的历史书写问题分别进行了论析，认为民初学界在“国耻”意识之下对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书写，同样是近代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之一步、塑造工程之一部。侯中军注意到，英国驻华外交情报系统在五四运动前就开始监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活动情形，五四运动后加强了此类监视活动，监视对象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工人运动背后有无俄国革命者的支持。英国将中国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视为传统中国政治运动的延续，不认为中国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土壤。陈友良认为，从辛亥到“五四”期间的政论家通过同人报刊积极论政，尤其是《甲寅》《太平洋》等杂志的办刊理念受到英国同人政论报刊的触发和影响，并立志予以效仿。他们朴实说理，勇于发表，敢于主张，用一种科学客观的态度致力于改良政治和启蒙社会。毛明超考察了早期《新青年》杂志中的德国想象，他发现自１９１５年创刊以来，《新青年》始终关注德国，但侧重与态度有所变化。对德国的兴趣最初主要集中于军事层面，德国在一战初期的胜势使得军国主义被视
为重塑青年与民族救亡的必由之路。同时，《新青年》所提倡的独立自主与个性解放乃至“新思潮”之核心的批判态度，其基础正来源于德国哲学家。此时《新青年》中的德国想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以之为镜，效法而自强；另一方面对德国社会主义政党与自然主义文学的关注，最终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儒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问题，涉及如何理解儒家思想与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张西平以“世界看儒学”为出发点，详细论述儒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在更为宏阔的文化场域中揭示儒家文化的世界影响及其现代性意义。顾钧评述了最早介绍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英语文献。上述论文都是作者长期经营和关注的领域，运用了大量外文文献材料，可谓精心打造的力作。这一组论文还有来自日本竹元规人和韩国孙成旭的论文，他们对五四时期中日之间社会思潮的互动与比较以及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韩国对五四运动不同声音的转变作了探讨，显示了特有的国别视角。
二是对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历史关系提出了诸多新观点，加深了对新旧文化交替的理解。耿云志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出新的解读，认为不可简单地将该书归结为文化保
守主义。梁漱溟明确承认接受西方文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赞成调和的态度。从抽象的议论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除了赞扬孔子之说，其余议论与“西化派”“新文化派”并无太大分歧。张旭东以“白话革命”为中心，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给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结构秩序带来的奠基性影响。他认为，离开白话文，就没有新文化、新国民和新社会。在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意义上，白话革命不仅再造了一种新的、具有制度意义的国民语言，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思想空间、政治空间乃至“道德—情感—审美”空间。这种新的“符号秩序”（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ｏｒｄｅｒ）既是现代文化的形式基础，也是它的道德基础。方维规着重考察了“封建”一词的历史涵义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变异以及后来人们以之对新文化运动的定性和追认。李帆论述了民国初年北大内部桐城派与章门弟子的关系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得以在北大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就史实而论，将桐城派驱除出北大客观上起到了为“文学革命”扫清障碍的作用，使得北大整体上趋向新文化运动。这一举动源于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骈散之争”，背后实质是“汉宋之争”。章门弟子对桐城派的种种责难，既基于文学和思想主张的差异，也夹杂着“学者”对“文人”的轻蔑态度。就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前提和时代语境而论，为“新”文化做铺垫的一些思路和作法仍为“旧”。马勇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或偏于守成或坚守中立而已。就此而言，所谓的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评估的那样严重，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状态，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的“新”，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的“旧”。邹小站指出，新文化运动在兴起之初的思想倾向、思想议题都与民初的思
期刊数据库
想格局直接相关，关注个人权利与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路向选择、对于儒学（孔教、礼教）的激烈批评态度都渊源有自。他指出，这一时期的思想有两个重要转向，即从国家主义、“强有力政府论”转向关注个人权利和国民的自我发展，从侧重政治改造转向侧重于社会改造、思想文化改造。民初的孔教运动以及围绕孔教问题的思想争论广泛而激烈，是后来新思想界激烈批评传统的重要缘由。罗检秋批评目前的“五四”研究大抵偏重于思想观念和政治事件，对其学术根基则缺少探讨。在思潮变幻、主义风行的激情岁月，学术的社会角被无形遮蔽了。“五四”思潮的发动、参与及稍后的诠释者大多是知识精英，他们大体注重思想革新而又浸润于古今中西之学。当研究者着眼于中西文化的特殊性、纠结于中西文艺复兴的差异及其政治关联时，中国“文艺复兴”之说不免牵强附会。但如果探析学术基础及源流，注意其与近代学术多元化的内在一致性，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则鲜明可见。张昭军认为，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文化转向既是清末文明史研究的继续和深化，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新文化运动相关，
它与新文化运动立足现实而展开的文化讨论需要从历史上寻求论据和解答有关。在新文化运动所促动的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史学是重要成员。在胡适等人将“国故”整理成现代学术的方案中，文化史研究担当了枢纽和转换器的角。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文化转向，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外源，以胡适、梁启超倡导最为有力，以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成就最为突出。文化转向涉及学术观念、理论方法、研究对象、学科体制等方面，影响广泛。王风认为，以“人”为中心的文学主张的提出，为新文学注入了实质性内容，使其与以往的文学尤其是白话文学区别开来。以往的白话文学作为通俗文学，
基本上是为迎合社会心理和商业需求而作，但关注于“人”的新文学则有自己鲜明的内核。也正是这个“人”字，使得新文学脱离了历史上白话文学的惯性，由俗文学转化成雅文学。翁贺凯认为，学界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存在泛化倾向，不加区隔地将“研究系”知识分子在整体上视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奉者与传播者。细审“研究系”诸人在五四时期的相关言论可见，张东荪确是当时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重要主张者；蒋百里虽一度倾心基尔特社会主义，但他对费边社会主义同样持欣赏的态度；梁启超事实上从未公开表示倾向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而张君劢更多次明确批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职能民主”思想不可行，明确倾向于其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与之亲和的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细细品味，上述观点对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面相及其源流研究作出了诸多新的拓展和阐述。
三是重新梳理了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关系，别开生面地对“五四”政治史的内容作了新的发掘。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诸多方面，但是过去有关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研讨尚不能令人满意。张宝明认为，就对中国现代政治模式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走过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从专注于西学知识的引进到超越西学知识进而上升为文化政治的运作与政治文化的建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引领的先进政治文化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生根开花。梁景和认为，五四时期是思想文化的开放时代，这一文化开放时期形成了一股影响深远的婚姻自由思潮，正是
在这一思潮的激荡下，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传统婚姻文化存在诸多陋弊之处，需要加以变革与改造，而改造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满足个体的情感需要，因情感需要是人性的本质之一。五四时期倡导的婚姻自由思潮具有提高个体生活质量、增强个体生活幸福感的功能，应当予以肯定。欧阳哲生利用档案文献对北洋政府如何处理五四运动的历史面相作出新的揭示，力图呈现当时北洋政府与运动人士互动关系的复杂面相，以对五四运动的戏剧性演变情节作出周到、深入的挖掘，从而避免对北洋政府作出简单化和脸谱化的理解。郭双林从传播学的角度，对１９１９年的“五四事件”作出新的解释，内容涉及“电报与共时性场域的建立”、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提出、“五七”国耻日与“五四事件”的关系、“支电”与上海六三运动的关系等，从而对“政治时间”即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务处理的时间性问题作出新探讨。王续添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再造和重建的历史进程，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民族复兴的新航向。“五四”前中国现代国家初创和改造的挫败以及对欧美式共和国的幻灭，引发了人们开启中国现代国家非西方模式的新探索。金安平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后来的分化与发展为案例，说明五四运动对许多青年学生来说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重要事件，但他们的政治成长是经历多次选择和多种选择才完成的。有的人在被“五四”唤起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热情中奋斗了一生，更多人则是从“五四”的波澜壮阔中回归日常，或在中国近现代的整个政治转型时期另有政治选择。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并没有表现出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强烈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偏好。程美东认为，五四运动是新知识体对于国家被列强蹂躏、社会被无能腐败的官僚阶层统治失望的悲情意识的激情表达，标志着新式知识精英体以整
社会经济因素
体的自觉来承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也标志着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运动开始发挥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田嵩燕认为，作为一个政治、思想派别的国家主义派是在“五四”一代分化重组的背景下出现的，起源于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分裂及其成员在政治上的重组，在思想上起源于新文化阵营的思想分化及后五四时期的思想观念之变迁。在“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主义派也从一个松散的思想同盟转型为正式的政党组织。总之，过去人们谈论政治史的话题通常都是宏大叙事，而上述论文则大多以具体史事为研究对象，叙史方式主要以材料为依据，而不是大量地阐释理论，这对拓展政治史研究不啻为一种新的尝试。
四是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教育、科学等专门领域的推进，拓展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范围。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宗教、教育、科学关系极为密切，过去在这方面虽有一些成果，但与会者都指出还比较单薄。王中江从不同的方面呈现新文化运动中的宗教观的复杂面貌和内涵，证明它为什么是多元的，并借此扩大和深化对新文化运动“多元性”的历史认知。王扬宗从科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学会和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建立以及评议会构建的学术独立体制三个方面，论述了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的关系。科学何以能够在中国战胜儒学，赢得胡适所言的“无上尊严的地位”？周程考察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大潮的特征后发现，民国初期之所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主要是因为科学与儒学相比在研究对象、宗旨设定、研究手段和方法选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明显占据优势。但是，科学与儒学均有各自的社会功用，既不能以儒学抵制科学，也不能用
科学取代儒学。科学与宗教关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议题。自近代新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后，知识界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思考和争论。张永超认为，五四时期的“反孔”“非耶”等思潮不应被孤立看待，应当寻求不同个体事件之间的“一贯之道”。从思想演进层面看，从“反孔”到“非耶”是一种逻辑进展；从思想依据层面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理性传统则是“非耶”的缘由之一。人们可以在“非耶”思潮中看出“复古”思潮的再现，“反孔”“非耶”与“复古”思潮由此形成一种三重奏局面，从而构成了五四时期思想理路的内在困境。岳亮以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为例证，以１９２２年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大讨论为中心，探讨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新型关系。《晨报副刊》主张科学与宗教的二元并立，提出宗教与科学的互相容纳与互相吸收，破除了旧信仰旧文化后新信仰的构建可以包括宗教在内，将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许多著名人物卷入其中，掀起前所未有的讨论热潮。新文化运动的诉求与教育密切相关，但是迄今为止，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很少涉及教育思想，而陈洪捷则尝试从总体上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教育观念，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教育观念呈现三种既相关又不同的取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政治、道德教育观，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教育观，以陆费逵、黄炎培为代表的实利主义及职业主义的教育观。相对来说，这一组论文的专业知识含量比较高，作者多为这些领域的专门学者，带有强烈的专业化倾向。
五是对“五四”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持续推进，在材料和阐释两方面都作出新的发掘，集中研讨的人物为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成舍我。胡军从蔡元培既同情又不满学生运动、
对学生运动素抱的“成见”、认为学生的重任在于研究学问等三方面，讨论了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席云舒根据胡适英文论著中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系统论述，将胡适与五四时期留日知识分子加以区分，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加以区分，并将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与法国和德国两种启蒙主义思想资源进行比较，论证了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并非来自１８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他所阐述的是中国宋代以来的人文主义和理智主义的再生运动，这一运动与欧洲１４世纪至１６世纪的文艺复兴具有历史的内在一致性。彭姗姗基于新发现的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系列讲演的
英文原稿、当时发表的四个不同版本的中文记录稿以及一个版本的英文记录稿，考察胡适在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年间关于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系列讲演的策划和翻译，揭示了胡适这一翻译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有目的的政治行为，即进一步回应“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意与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争锋，与陈独秀竞争《新青年》的主编权。姜异新谈到鲁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抵抗性问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鲁迅何来抵抗之说？原来鲁迅对于“五四事件”的无记载、零叙述是对主流新文化叙述逐渐敷衍出渲染性与转喻性的抵抗，反讽叙述模态是对蕴含着线性进化观的新文化思维的有力抵抗，对于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话语维度的反思都是鲁迅“抵抗性”的表现，而其抵抗的精神支点立基于自决的主体。王宪明考察了李大钊《青春》一文的写作时间与语境，研探了李大钊《青春》等文的思想主旨及“青春”思想的主要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李大钊“青春”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
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和地位。侯杰等指出五四运动对正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成舍我的人生观和职业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成舍我的办报理念和办报活动，可以从一个侧面见证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时代风雨的洗礼以及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和自我选择、奋起与抗争，为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独特案例。韩策讨论了梁启超和章宗祥的关系，发现二者其实有不少公私交往，且并非无足轻重，勾勒出二者比较“隐晦”的关系，成为该文的主要学术贡献。此外，还有学者发掘了一批钱玄同与钱秉雄、钱三强父子之间的未刊家书，解读了内含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的信息。
六是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与历史纪念作出新的阐述。汪荣祖反思了五四运动的三点负面影响，指出“五四”的最大影响是西化，唯西方马首是从；“五四”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不知西方也有其现代化的过程；新文化运动由于爱国运动的激荡，浪漫压倒启蒙，所谓“启中国之蒙”的西潮是１９世纪以来的浪漫风潮，已失却１８世纪的启蒙精神。陈漱渝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线性延伸，而是中华文明的再造，相当于凤凰涅?、浴火重生。这火种不是采自清末，更不是采自明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世界潮流冲击下的产物，引发中国文化发生现代性质变的不是“传统”而是“西潮”。王晴佳从学术美德、学术角、学术风气等三个维度考察了处于成长期的“五四”一代学人发生的新变化，认为三者之间辩证而复杂的关系值得重视和进一步研究。刘一皋以１９４８年平津地区的“五四”纪念为分析对象，以报刊为主要材料依据，指出作为这一变革时期的重要历史资源，“五四”纪念所包容的意义更为丰富且复杂，原因之一是此类报刊材料数量较大，内容多样化，基本能够反映“五四”纪念的
各个层面；原因之二是“五四”纪念作为一种不断强化并调适的集体历史记忆的形式，公开材料能够更清晰地反映历史重塑的特点与疑点。杨琥通过梳理国民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和诠释的材料，发现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话语，国民党内部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完全一致，这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在思想舆论领域失败的原因之一。李学智从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性质及其历史意义、关于“全盘反传统”与“全盘西化”、关于人物评价以及五四运动研究的内容、视角、方法等方面，回顾了近７０年来不同时期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认为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社会状况影响了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
精神专科综上所述，为期一天半的人文论坛日程紧凑，收获满满。论坛的论文材料丰富，视角独特，知识密度大，体现了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参会学者提供的高质量、高水平论文和精彩迭出的报告，是这次论坛成功的原因所在。会后将结集出版论文集，以向学术界展示这次人文论坛的丰硕成果。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责任编辑 吴志军）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