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详细地记载了13世纪蒙古草原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不仅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更是蒙古民族的一部英雄史诗。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中的人，这是任何史书与其人物之间的关系，《秘史》亦不能例外。然而《秘史》展示给我们的人物却并非是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和单纯纪事性的人物形象，也并非完全是客观历史人物的再现，而是《秘史》借助于典型性特征塑造的文学化的人物，正如司马迁的《史记》一样，《秘史》中人物的言行、命运以及喜怒哀乐，同样能够引起读者的赞赏、愤慨，甚至是共鸣。本文以成吉思汗和札木合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秘史》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性。 天开水库一、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生活在一个蒙古草原上诸部落间相互征战掠夺的时代，在他出生之时，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正沉浸在对塔塔儿人的胜利当中，并且为了纪念这场胜利，特以帖木真命名——“因掳将帖木真兀格来时生，故就名帖木真”［1］。少年时代的帖木真，就经历了一般孩子所不曾经历的痛苦，环境可以压垮一个人，同样也可以锻炼一个人。九岁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帖木真没来得及看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就面临着被泰亦赤兀惕人抛弃后的艰难生活。“帖木真哭将出去”［1］，这是泰亦赤兀惕抛弃他们孤儿寡母后，帖木真哭着离开察剌合家的情景。《秘史》用简洁的语言，叙述了一个坚强中透着无奈的帖木真的形象，“出去”是为了要坚强地生活，“哭”是对现实的无奈。
在《秘史》卷二第88节，作者借锁儿罕失剌之口说出了少年帖木真的聪明和机灵，“正为你这般有见识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妒害你”，帖木真“恐怕人见，又入斡难河水的溜道里仰卧着，身在水里，但露出面来”［1］。在家里的八匹马被盗贼偷去后，他“骑着那甘草黄马，踏着那八个马儿的扫道袭将去”［1］。《秘史》通过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件，塑造了一个贵
《蒙古秘史》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性
张荣刚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它详细地记载了13世纪蒙古草原上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蒙古民族的重要历史著作。作为历史文学著作，《蒙古秘史》以典型性特征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至今在草原上仍广为传颂。成吉思汗与札木合既有“安答”之谊，又是战场上的对手，他们分别作为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形象，即体现了《蒙古秘史》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性特征。
关键词：《蒙古秘史》；成吉思汗；典型性；札木合
* 收稿日期：2019－1－11
日凌作者简介：张荣刚（1978－ ），男，河南南阳人，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科举与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明代‘八股’时文与古文关系研究”（16BZW100）阶段性成果之一。
第28卷第3期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Vol.28 No.3 2019年9月 Journal of West Yunnan University Sep.2019
第3期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第28卷
族家长子、拥有继承部落首领资格的帖木真的艰难生活的人物形象。
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数百次，或主动或被动，能战则战，不能则退；或远距离袭击，或严阵以待，或顺手牵羊，或瞒天过海，或攻心为上，或兵不厌诈。如果查看一下13世纪世界地图的话，那么称其为世界征服者是毫不夸张的。其中著名的战役有十三翼之战、阔亦田之战、与王罕的拉锯战及与乃蛮部的纳忽崖之战，《秘史》通过这些典型环境、场面和事件，由此塑造了作为杰出军事家的成吉思汗英勇善战、多谋善断的形象。
王罕之子桑昆在札木合等众人的鼓动劝说下，试图以结儿女亲家的机会除掉成吉思汗，后因事情败露，
于是双方在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摆好阵势。战争中因桑昆受伤，王罕遂停止进攻，也因而失去了彻底歼灭成吉思汗的机会。忽剌安不剌合惕战役，激烈而又惊险。经过此次战役后，成吉思汗的实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人员离散也比较严重，最后和成吉思汗退于巴泐渚纳海子的仅有19人。
胜利并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实力，政治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汉文著名历史著作《左传》对战争的记载，就非常注重战前政治的作用。针对忽剌安不剌合惕之战的失利，为了扭转败局，成吉思汗首先派使者遣责了王罕的不义行为：俺在统格黎小河东边下了，草也好，马也肥，父亲，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责？如何这般怪责？将俺家业破了［1］。（卷七第177节）
义正言辞、大义凛然，既将王罕置于不义的一方，又在心理上麻痹王罕。王罕听了成吉思汗的话，果然是悔恨和哀叹，叹息着说：“帖木真的儿子行有不可离的道理，我已离了。”于是心内艰难，将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桦皮桶心说：“‘我若见帖木真儿子害他呵，似这般教刺着’，遂将那血与去的使臣将来了。”［1］（卷七第178节）在忽剌安不剌合惕的战斗中，弟弟合撒儿与帖木真失散了，后来终于到了巴泐渚纳海子，而合撒儿的妻子、孩子仍在王罕处。因此，帖木真进一步又以合撒儿的名义派出使者，对王罕说：我兄弟形影望不着，踏着
道路也寻不见，叫他呵他又听不得，夜间看星枕土着睡。我的妻子见在父亲皇帝处有，若差一个可依仗的人来呵，我往父亲行去［1］。（卷七第183节）进一步迷惑王罕，使其愧疚、放松警惕。而成吉
思汗呢？则随使者之后，派兵袭击王罕：王罕不提防，见今起着金撒帐做筵会，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袭他［1］。（卷七第185节）
这次袭击是成功的，成吉思汗以弱势的兵力击败了强大的王罕，进而导致了王罕父子俱客死于异乡。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与王罕矛盾的发展是其一生中困难的阶段之一，甚至可以说决定了成吉思汗最终的成就。成吉思汗能够反败为胜，正如楚汉战争中的刘邦一样，凭借的并非是纯粹的军事斗争。
纳忽崖之战是《秘史》描写的战争典范，是整部作品艺术成就的精华，从纳忽崖战役场面的描绘上，让我们看到《秘史》描写战争场面的艺术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作者不仅具有当时蒙古人中最高的语言文字驾驭能力，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纳忽崖之战虽说是由乃蛮部挑起的，但也是成吉思汗与塔阳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乃蛮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的最后一个障碍，也是当时草原上最强大的部族。
此时太祖正在帖蔑延客额儿的地面围猎，知了这话，就围猎处与众人商量，多说马瘦，如何可好［1］（卷八第190节）。针对不利情况——马瘦，通过“与众人商量”，成吉思汗在思想上统一了蒙古人。接着，成吉思汗进行了军事整编，以此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然后祭旗出征。开战前同样用了迷惑麻痹敌人的战术，故意“被乃蛮人将这里骑破鞍子白马的人拿了”［1］，向敌人示弱——马瘦，从而造成了乃蛮士兵轻敌的情绪；又针对塔阳汗外强内弱的特点，多设疑兵，于宿营处“令人各烧火五处，彼人虽多，其主软弱，不曾出外，必是惊疑”［1］，造成了乃蛮部塔阳与诸将之间的不和。
果然，战争一开始，乃蛮部的内部矛盾就表现出来了。塔阳汗的欲避其锋，他的拖垮战术遭到了他的儿子及部将的嘲笑和鄙视。于是，塔阳怒着说：“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躯，都一般。您那般说，咱迎去与他厮杀。”成吉思汗则“整治军马排阵了，自做头哨，教弟合撒儿主中军，斡赤斤管人马”［1］。《秘
史》对此次战役的描绘并没有从战场的正面着笔，而是从塔阳与札木合之间的一问一答中写起。通过对话来叙述战争，间接地描写人物，是《秘史》的独特人物塑造艺术，既塑造了成吉思汗身先士卒的英雄形象，又展现了其运筹帷幄的统帅之才。
塔阳问：那赶来的如狼将羊，直赶至圈内，是什么人？（卷八第19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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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木合说：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曾教铁索栓着，那狗是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鐶刀做马鞭，饮露嘶风，厮杀时吃人肉。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四狗是者别、忽必来、者勒蔑、速别额台四人。
遂退去跨山立了。
又问：那后来的军，如吃乳饱的马驹绕他母喜欢般来的是谁？
札木合说：他是将有刀的男子杀了，剥脱衣服的兀鲁兀惕、忙忽惕二种人。
又令上山去立了。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
又问：随后如贪食的鹰般当先来的是谁？
札木合说：是我帖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似贪食的鹰般来也。你见么，你曾说若见达达时，如小羖䍽羔儿，蹄皮也不留。您如今试看。
塔阳但说可惧，又令上山去立了［1］。
如贪食的鹰般的成吉思汗，身先士卒地率领着如狼似虎的蒙古兵步步进逼，如排山倒海一般向乃蛮部进攻。而乃蛮部则步步后退，乃至于无路可退。战斗似乎也在慢慢地进入白热化，犹如看一场战争的独幕剧，即将进入高潮。“其夜乃蛮欲遁，人马坠于山崖，相压死者甚众，明日拿住塔阳。”［1］突然幕落灯息，剧终人散，而观者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如前所述，在成吉思汗的身上表现的并不都是英雄和军事家的本，利用政治活动扭转战局也是成吉思汗所擅长的。《秘史》所展现的成吉思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少年时代的成吉思汗也会怕狗，青年时期曾射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别克帖儿，晚年作了全蒙古人的可汗后，“见母亲到，好生惊恐”［1］。当他父亲的堂兄弟不里孛可早先追随主儿乞人，后来才归顺他时，成吉思汗便借摔跤的名义，让别勒古台将其脊骨折断，“别勒古台一边压着，回顾太祖，太祖将下唇咬着，于是别勒古台知其
意，……用力向后折，折了脊骨”［1］。当成吉思汗打败其仇敌塔塔儿人时，将其似车轮高的尽数杀了；当通天巫阔阔出威胁到他的权力时，毫不犹豫地令斡惕赤斤将其脊骨折断。此外，成吉思汗对钱财、美女的追求和贪婪也是无止境的，每一次战争的胜利，都伴随着财物、美女的掠夺。成吉思汗所拥有的妃子，在《元史》中有记载的就有六十多位。当“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笼格赤城，将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处的分子”，“太祖三日不许三子入见”，于是“三子恐惧流汗”［1］。
《秘史》通过一个个典型环境、典型事件和典型动作，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一个真实的草原王者形象。他是众多的英雄之一，又在众英雄之上；他具有可尊敬的优点，亦有本性深处的缺点；他具有英雄的气概、天赋的军事才能、政治家的气魄，又残忍和冷酷；他机灵智慧，又狡猾和奸诈。所有的形象融于一身，所有的品质集于一身，这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这就是一个世界征服者的形象。内外网数据交换
二、草原悲情英雄札木合
对札木合形象的评价，以往研究者大多是将其置于反面人物形象而出现，甚至有将其形容为阻碍历史潮流的形象。当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是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札木合和成吉思汗一样拥有统一蒙古草原的能力，其之所以失败，既有客观的原因，但更多的在于人物的性格。性格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的命运，但性格可以影响到个人的能力和命运。与其说时代选择了成吉思汗，不如说成吉思汗更加适应于时代。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关系，正如刘邦和项羽的关系，同样作为失败的英雄，札木合和项羽有着共同致命的弱点——政治能力的欠缺。
在札木合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和帖木真就成了安答（本文注：汉语意为结拜兄弟），但札木合在《秘史》中直到卷三第105节才出现。那时，帖木真一家被篾儿乞惕人突袭，并且他的妻子孛儿帖也被掳走，帖木真求助于王罕和札木合，札木合一听到使者带来的帖木真的话，便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也听得帖木真安答的妻被人掳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这三种篾儿乞惕脱黑脱阿，在不兀剌客额儿地面里有，歹亦兀儿孙在斡儿洹薛凉格
张荣刚:《蒙古秘史》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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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两间。塔勒浑河勒的地面里有，合阿台答儿马剌，在合剌只客额儿地面里有，咱每可用猪鬃草拴做筏子，径直渡过勤勒豁河，到篾儿乞惕脱黑脱阿地面里，自他房子的天窗处入去一般，将他百姓可尽绝掳了 ［1］。（卷三第105节）
札木合所说的话有三层意思，首先，表达了自己对成吉思汗所遭遇的心痛，其次，告诉了敌人的所在，最后，讲了自己的战略战术——远距离快速突袭。从这三层意思里可以看出，札木合是一个慷慨磊落的汉子，对朋友拔刀相助，没有虚情假意的同情。不仅相助处于困难中的帖木真，而且还毫无保留地讲出了策略，他的相助是不求回报的。这正是一个草原英雄所具有的品质，既展现了不凡的能力，又表现出坦荡的胸怀。这一点和成吉思汗是相反的，成吉思汗常常谴责别人的忘恩负义，而札木
合一直到死，都没有试图从帖木真处索求过回报。在札木合的心中，“但凡作安答呵，便是一个性命般不相舍弃，做性命的救护么道”［1］。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也正是如此，与刘邦和帖木真相比，他们倒有点像孤独的霸王、草原上独行的侠客。也正如札木合所说：“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儿，帖木真是散归的告天雀儿。”［1］据《辍耕录》记载：“白翎雀，生于乌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鸣，自得其乐。”［2］而“告天雀”，蒙古语为鸿雁之意。
舆情管理《秘史》对札木合军事才能描写得并不多，但联合袭击篾儿乞惕、营救孛儿帖之战，札木合则是作为联军的指挥官。上文已经论述过札木合的作战思想，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治军能力。《秘史》卷三第108节记载道：帖木真、王罕、札合敢不三个自那里相合了，起去，往斡难河源头原相约会处孛脱罕孛斡儿只的地面里。到时，札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见了王罕每的军，札木合将他二万军整搠立着，王罕每也将他的军整搠着到来，都相认得了。札木合说：“约会的日期，虽是有风雨呵，也必要到，曾这般说来，咱达达每答应了的话，便是誓一般。若不依着呵，同伴里也不容，共说来。”王罕说道：“约会的地面里，我是后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罚的从你。”［1］
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看出，札木合治军严格，是一个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的人。当针对篾儿乞惕抢走孛儿帖的战役结束后，札木合与帖木真重温了安答的友情，“两个相亲爱，同住了一年半”［1］。然而正是这一年半的相处，导致了札木合与帖木真的分道扬镳，帖木真带着百姓连夜兼行地走了：一日，自那营盘里起时，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一同车前头行，行间，札木合说：“咱每如
今挨着山下，放马的得帐房住；挨着涧下，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帖木真噤声立住落后，等他母亲诃额仑来时，将札木合前头的言语说了道：“那言语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话，特来问母亲。”他母亲未言语，孛儿帖说：“札木合安答，人曾说他好喜新厌旧有来，如今咱每行厌了也。恰才的言语，莫不欲图谋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着善分离了好。”［1］（卷三第118节）
札木合所说话的意思，在研究《秘史》的学者中，历来存在争议。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放马和放羊、放羔儿的应该分开了。那么马和羊、羔又分别代表什么呢？以孛儿帖的解释是：“札木合安答，人曾说他好喜新厌旧有来，如今咱每行厌了也。恰才的言语，莫不欲图谋咱每的意思有。”孛儿帖认为札木合“喜新厌旧”“欲图谋咱每的意思有”，既没有史事的支撑，且也不合情理。事实上，从成吉思汗对札木合的评价，可以了解到札木合的为人，在札木合临死之前，成吉思汗曾说道：“札木合安答虽是另行，不曾有真实害咱的言语，是可以学的人。”［1］
至于帖木真与札木合分开的原因，王素敏教授认为“帖木真却在暗中争取札木合的人马”［3］。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当然仍需要史料来证实，但札木合欲图谋帖木真的话，显然是不到证据的。需要指出的是，《秘史》在记载帖木真连夜走后，原在札木合处的百姓也连夜追随帖木真而去，而与《史集》《圣武亲征录》中所记载的不一样，《史集》和《圣武亲征录》中都说是过了一些时候，原先追随也速该的那些百姓陆续来了。原先追随也速该的百姓在也速该死后随着泰亦赤兀惕人离散了，后来又跟随了札木合。而在联合对篾儿乞惕作战前，帖木真接连遭到泰亦赤兀惕人和篾儿乞惕人的袭击，仅剩
母亲、兄弟妹和几个伴当。事实上，札木合也并未避讳原先也速该的百姓，联军袭击篾儿乞
惕之前，札木合曾说“帖木真安答的百姓在我这里有”［1］。
日本蒙古学家莲见治雄先生从民间文学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孛儿帖的话是来源于民间“贤惠妻子”的故事。故事大致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夫妇，妻子是位聪明的女子。有一天某人向其丈夫发难，正当其丈夫苦于无策时，贤慧的妻子想出了良策，替丈夫解了围，丈夫不久便作了帝王或当了官人。莲见治雄先生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孛儿帖能马上理解札木合的话，而成吉思汗自己“不省得”，让成吉思汗“不省得”的是《秘史》作者。事实上，借助于民间故事叙事、塑造人物形象，是《秘史》的一个显著特征。《秘史》以文学的笔法和文学性的叙事方式来记述帖木真与札木合的分道扬镳，其情理是不难理解的。然而也正是通过对这一典型事件的分析，证明了札木合“喜新厌旧”形象的文学塑造手法。
如果比较一下刘邦和成吉思汗的成功，就可以知道项羽、札木合失败的必然性。《秘史》注解说道：“札木合之权略，次于项籍、田横而远胜于袁绍、公孙瓒。”［1］这里虽然对札木合的军事才能予以肯定，但仍然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正如札木合自己所说，他是自得其乐的白翎雀，在广阔的草原上能有其一片安身之地。然而，当时草原牧民渴望统一是历史的事实。事实上，成吉思汗的每一场关键战役，都有札木合的影子，正如成吉思汗所说，“在前你虽另行，却是我有福有吉庆的安答，若真
实厮杀时，你却自的心痛有来。我初与王罕厮杀时，你将王罕的言语说与了我，是一次有恩于我；及与乃蛮部厮杀，你以言语将乃蛮惊动，又是一次有恩于我”［1］，而《秘史》也并未将札木合置于反面形象的位置，也未以成败而论，它仅仅是将其作为成吉思汗的对立面而出现。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札木合被伴当送于成吉思汗处。札木合说：咱年少做安答时，不可消化的饮食曾吃，不可忘的言语曾说，因人将咱离间，所以分离了。想起在前说的言语，自羞面，不敢于安答相见。如今安答欲教我作伴当，做伴时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将众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无可作伴。你若不杀我呵，似衣领上虱，底衿内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间心不安，夜间睡不稳。……如今恩赐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后，于你子孙行，永远护助也者［1］。（卷九第201节）
活着的时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成吉思汗也说他“是大名头的人”［1］；死的时候，也如豪杰般死去，这就是草原英雄札木合的一生。《秘史》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描绘了众多的草原英雄形象。正如前文所言，《秘史》并未将札木合作为反面形象进行刻画。因此，在脱去成吉思汗神圣外衣的一面时，恰恰证明了《秘史》塑造人物的文学手法，从而也使我们看到一个草原悲情英雄之悲情所在。
综上所述，《秘史》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并非是客观历史人物的再现，而是借助典型性特征文学化的人物形象，其典型性既包括典型事件表现人物、典型环境衬托人物，还包括通过人物语言、动作展现
人物典型性格，甚至具有汉文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式的人物塑造手法，如通过民间故事展现了札木合“喜新厌旧”的形象。实际上，借助民间故事、谚语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既是《秘史》人物塑造的典型性，又是其独特民族性的体现。
《秘史》中的人物是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合一，将特殊的历史事件，借助文学的手法典型化，从而再现典型历史人物。作为蒙古民族第一部书面历史文学作品，《秘史》中的人物形象对后世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七百多年过去了，众多的蒙古民族英雄仍然栩栩如生的活在每一个草原人民的心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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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北新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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