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丽珍
来源：《纺织报告》 2015年第9期
陶丽珍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摘 要 常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工商业名城，在纺织业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对古代和近现代常州纺织业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分析了常州纺织业经历的丝织品的向棉织品发展的过程，也分析了常州纺织业经历了土纺土织、手工织场、机器生产到纺织染共同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关键词 常州纺织；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TS9 文献标识码：Ｅ
常州历史悠久，如果从圩墩遗址的马家浜文化算起，常州已有6000 多年历史，从那个时代出土的用
具和陶片看，当时的常州先民除了以种稻、捕鱼和狩猎为生外，还从事一些简单的纺织、服装手工艺生产。如此看来，常州的手工纺织可追溯至6000 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季札受封于延陵，常州由此载入史册。当时，由于北方战乱，大量人口南迁，为常州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也带动了常州工商业的发展。常州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工商业名城，在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重点探讨盛唐以来常州纺织业的历史演进。
1 古代常州纺织业发展历史
1.1 唐宋时期，常州丝织物闻名天下
唐代，常州的纺织在全国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常州已向朝廷朝贡绸、绢、纻、红紫绵巾、紧纱、皂布、龙凤席等手工产品[1]。当时，全国各地的织物按质量高低分为九等，常州的细青纻被列为二等，杜佑《通典》就有“晋陵郡贡细青纻布十匹”的记载；而以“晋陵”行政建置命名的“晋陵绢”也为稀有之物，闻名全国；一种用生丝织造的“透额罗”在唐代广为盛行，唐诗人元稹“新妆巧拌画双娥，慢裹常州透额罗”的诗句可以证明常州“透额罗”的知名度。唐代的常州纺织品以手工丝织物和麻织物为主，这也反映了当时纺织业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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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常州出现了封建官府办的官府手工业。据《毗陵志》记载，当时常州已有造船场、杂造局、惠民药局、织造局等官府工业。在官府作坊之外，还有一种家庭手工业者被注籍为官匠户，如“织造户”，“织锦户”等，宋代的“晋陵绢”，一部分就是这些官匠户生产的，多数是善于织造的机户生产的。明成化《重修毗陵志》上所说的“宋有机户善织，号晋陵绢”，就是指仍散见于城乡的个体机户，反映了民间手工业的发达。这时，常州已成为江南五大丝织产地（苏、杭、湖、松、常）之一。
1.2 元末明初，手工棉织品（土布）开始兴起常州的手工纺织，除了早期的丝织品外，还有新兴的棉织品（土布）。在元末，朱元璋占领江南后，下令广种棉花，刺激了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明初，棉布被列为贡物，促使了手工棉织物的迅速发展，常州土布应运而生[1]。据《常州绸布业历史沿革》记载，“远在元末明初，仅有邻县江阴乡间土壤宜于植棉，自纺自织狭幅小土布，运至本市北门外销售。”常州“北乡土壤亦可植棉，是以农民效仿江阴，自种自纺自织小土布。”以后土布生产转向东南各乡，织布成为农家的副业。随着土布生产的发展，土布商人接踵而至，纷纷设立布庄和布行。布庄“专收农村之土布，或以纱易布，或放纱收布”，然后卖给布行或托布行代售，促使土布业日益繁荣起来。 当然，明朝政府同时也大力鼓励农户养蚕，用蚕丝作为原料，市面上流行的丝织物主要有“罗筛绢”（因被选为贡品，亦称“常贡绢”）、“银罗绢”、“纱罗绢”、“孟河绉”等[2]。明代的常州是全国33 个较大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之一。
1.3 明清时期，土纺土织向布庄、工场形式转变清朝中叶，常州的部分布商采用前店营业，后设土布工场的形式进行催工生产，随着商业资本的积累和织户的两极分化，出现了由独立织户发展成工场，呈现了包买主的雏形。包买主是指将小手工生产者集中在一起，并向其提供原材料以至工具，给予一定酬金或工钱，然后收取成品转向市场销售的商人。据《中国棉纺织史稿》分析，“在织户两极分化已经相当发达的地区，最普遍的莫过于向包买主领纱织布”[3]。常州的土布庄逐渐演变成以“放纱收布”为主要经营，即向织户发放棉纱，收回成品，付给工资，这样使得布商比贩卖商获取更高利润。布商也从土布的购买人变为织户劳动力的购买人，凡向布庄领纱织布的生产者，实质上已成为包买主雇佣的劳动者了。为了满足客商对产品规格和数量的需求，包买主性质的布庄日益扩大，乡村手工业者的独立性开始丧失，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开始流行起来。同时，资本主义手织工场逐渐产生，既有包买主自己办的，也有从独立织户发展成工场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手工织业中开始萌芽。
上海电视大学教学平台 明清以来，常州的布行有主要两大类，即为以纱成布的白布庄（又称纱布庄）和加出售的布号。常州布庄不仅接受本地来货，更接受邻县无锡、江阴、常熟、宝山、南通等来布，更有邻省浙江的平湖、石门等产品，常州在当时不仅是手工纺织土布的产地，更是土布的汇集运营之地。
至清中叶，随着常州土布业的快速发展，土布的产品要求也不断提升，土布染得以发展。当时土布染已分为青蓝坊、玄坊、灰坊、红绿坊、砂绿坊、印花坊六种染坊[4]，并集漂白、染、印花，是外地所没有的，常州加工的布，远销大江南北。
2 近代常州纺织工业发展历史
2.1 常州机器织布厂的创立和发展cnki
1840 年战争后，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多数织户在“领纱织布”的形式下出卖劳动力，受制于包买商性质的布庄，更多的农民受雇于城市手工业工场和作坊，资本主义工场随之增多，规模也随之扩大。
常州的土布虽然历史悠久，其土纺土织在全国有一定的声誉，但其土布产品的质量、规格和品种花长期滞留在短、狭、粗、疏的状态，因外国资本入侵和“洋布”的输入，土布的生产、销售受到了较大影响。为了寻求土布的生存发展，土布业通过改良织机，将投梭机改为手拉机，提高功效；改进布匹规格，改宽门幅、长度；试制新产品，加强后整理，增设染坊和印花工场，增加花品种，使得土布面貌一新，销路转旺，生产逐渐开始回升。
为了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常州的一些有识之士有意举办大型资本主义工场。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吴幼儒等人在东下塘创办晋裕布厂，为常州第一家机器织布工厂[5]。它的产品长五丈，阔二尺二寸，名叫条布，又称“爱国布”，与土布不同之处在于先染纱后织布，即为现在的织布。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赵锦清与蒋盘发、蒋鉴霖三人合资1500 元，在常州南郊梅龙坝创办裕
纶布厂，共备置30 台手拉机和一些摇纱车，日产布匹15 匹。因销售良好，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三年后织机增到280 台，并配置了200 台筒纡车和手工浆缸、染缸等辅助设备，工人增至600 余人，日产布匹最多可达150 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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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迪 通过蒋盘发等人的悉心经营，裕纶布厂利润翻番，三股东决定拆股增资，扩大生产。1915 年，裕纶布厂拆股歇业，赵锦清在南郊赵家村开设锦纶染织厂；1916 年蒋盘发、刘国钧、刘宝森等人投资90000元在东下塘创办大纶机器织布厂，蒋盘发任经理，刘国钧任协理[6]。大纶织布厂拥有200 台电力布机，此为常州现代纺织业的先驱。蒋盘发在开办大纶布厂之初，前往日本参观，买回110 台“大英车”和1 台浆纱机，同时购买燃油蒸汽机，开创了常州最早的动力机械织布的先河。
和大纶布厂的创设于同一时期的，还有锦纶、天泰、振余、公信、广丰、汪永裕、天孙等手工业布厂，到1919 年，常州已有布厂20 余家。
2.2 常州棉纺业的发展历程
1919 年10 月8 日，蒋盘发以大纶布厂所得利润在大南门外购地60 余亩（国棉一厂原址）筹办大纶纱厂；1920 年2 月，在旅沪邑人刘伯青的支持下，集资62 万元成立大纶纱厂，有纱锭1 万枚；1921 年11 月，开机纺纱，由蒋盘发任经理。但是由于资金、经营和外部环境的影响，1925 年经股东大会决议，将大纶纱厂的旧股拆作二成，加上上海保大、利大银团贷款，共75 万元，改组成立大纶久记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为10s 和32s 自纺纱，商标定位为“六鹤”。
1918 年春，刘国钧撤出在大纶布厂的投资，在新坊桥下独资创办了广益布厂。广益布厂尽管只有80 台木织机，规模较小，但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洋货进口锐减，民族工业得以喘息发展，开工不到一年就盈利3000 余元，以后也年年获利。到1922 年，广益布厂又扩大规模，扩建创办了广益染织厂，成为当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建立了日后大发展的起点。1930 年2 月15 日，经营广益染织厂得以发家的刘国钧先生，集资50 万元，接盘了大纶久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并进行设备更新和改造，成立大成纺织染公司，任总经理，成为当时常州最大的企业。1932年初，刘国钧将独资经营的广益布厂并入大成纺织染公司，成立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将原厂称为大成一厂，广益染织厂称为大成二厂[7]。在短短8 年内，企业资本猛增至460 万元，为常州轻纺工业企业之冠，也成为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常州织布业对于棉纱的需求，促进了棉纺业的迅猛发展。
1919 年，商会会长钱琳叔与源大盛布行业主于瑾怀和女婿江上达，集资筹建常州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也称为常州纱厂[6]。1925 年曾经租给无锡荣家，荣宗铨把它改为申新六厂，该厂于1931 年4 月改组为民丰纱厂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有纱锭14264 锭，除生产16 支纱外，还生产20s 经纱和20s、22s 纬纱，供给常州各织厂使用。
1922 年建立了利民纱厂，该厂先后改为通成、大明纱厂。至此全常州市棉纺业的纱锭已有3.6 万多枚，使常州市棉织业用纱依靠外地供给的情况有所转变，为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3 常州染织业的发展
近代以来，常州近郊家庭开设的各式染坊很多，不下百家，主要分布在南门的浦前附近，开设染坊的主要是蒋、周、贺等诸姓。随着纺纱、织布产业的发展，常州的染织布厂也得以不断壮大，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州出现了使用机器的印染工业[8]。
根据1928 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常州当时染坊达545 家，从业人员有2000 余人，主要状况如下表所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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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抗战前夕，常州代表性的印染厂主要是纺织厂的扩建，有大成二厂（即原广益染织厂）、九丰染厂、恒丰盛及民丰纱厂染部4 家[6]。
常州纺织业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已具相当规模，染织布厂增至40 多家，纱锭6 万多枚，布机7000 多台。抗战期间，常州的民族纺织工业遭受了重大打击，1937 年日寇占领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遭到严重破坏，刘国钧被迫转战武汉大成四厂；大东染织厂、华昌染织厂、民丰纱厂等都付之一炬。但是，同时也新建了一批工厂，如益丰昌染厂、九丰染厂、民生布厂等，最出的是赵一海所创办的志远厂[9]。
抗战胜利后，常州民族工业虽然摆脱了日本殖民主义的统治，但是发展较缓慢。为了寻求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实业家又投资于染织工业，大批纺织厂先后组成投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5 年刘国钧赴美考察，订购美国先进的前后纺纱锭，选派高管人员赴英美学习，组织夜校培训工人和技术骨干，改革管理制度，狠抓品种质量，扩大市场占有率，至解放前夕，大成公司已拥有纱锭5 万多枚，布机1180 台，年产5000 匹布的印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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