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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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对建国初期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带领全党认真实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1953年6月，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的提议，制定了以“一化三改造”为中心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底，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从此，和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一、新中国的成立与执政党地位的确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与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在国际上，新中国的成立，得到苏联、东欧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的承认、同情和支持，这有利于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不但坚持敌视和拒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还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我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我国并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新中国来自外部的主要威胁。 在国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这是当时形势的主流。但是，还有许多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首先，在全国尚有三百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台湾的全境和福建、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的局部地区尚未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些地区还保留有二百多万政治土匪，妄图在大陆建立所谓的“反共”基地，继续与人民为敌。其次，在广大新解放区农村(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还没有进行，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尚未废除，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再次，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溃逃时，还遗留下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妄图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亟待清理和镇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济形势也是十分严峻和困难的。由于长期战乱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和摧残，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陷于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局面。1949年工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50％(其中，重工业生产下降魁蒿70％，轻工业生产下降30％)，农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25％，工厂关闭，农田荒芜。关内的铁路没有一条能够全线通车，有的路段连路基也荡然无存。城乡贸易停顿，市场物资奇缺。由于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浩大，以及政府负担的公教人员的迅速增加，还有重点恢复和救济灾民的需要，国家财政开支数额巨大。然而由于生产的破坏以及正常税收制度尚未建立，国家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国家被迫增发通货。这样做，虽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却引起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加之， 投机资本的火上加油，兴风作浪，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出现了4次大的物价上涨风。其结果是，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处境困难的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受到冲击，人民众叫苦不迭。
在我国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和国民党残余势力断言中国共产党无法克服这些困难，等待着我们的失败。当时在一些资本家中间也流传着种种说法，诸如“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共产党“军事上一百分，政治上八十分，经济上零分”，等等。
上述情况表明，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是人民大众同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矛盾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尽快地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乃是涉及到新的人民政权能否存在与巩固的更为困难、更为紧迫的大事。因此，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并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以最大的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二)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斗争
建国初期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工作千头万绪，集中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当时一项牵动全局的中心任务。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1．恢复国民经济的努力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又把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确定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向经济转移，这是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深刻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不少人担心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确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放在第一位，同时经济建设则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阻碍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我们只有坚持自力更生才能打破封锁，依靠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
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党和政府一直把重点放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农村的完成，解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的发展。在充分注意发挥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党还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开展劳动互助，到1952年底，已有40％的农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些农户普遍增产增收。国家还从减轻农业税收、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发放农贷、奖励丰产等方面，特别是动员农民兴修水利方面，积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政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巨款用于水利建设。三年中用于水利工程的投资达8．25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0．5％。在这些水利建设中，比较著名的有治淮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和官厅水库工程。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三年中中央人民政府用于交通建设的投资达17．7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6．7％。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在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上，到1952年底新建成的铁路有成渝(成都到重庆)、天兰(天水到兰州)、来睦(来宾到睦南关)等线，正在修建的有宝成(宝鸡到成都)、兰新(兰州到乌鲁木齐)、丰沙(丰台到沙城)等线，使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4万多公里。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新建公路3 846公里，使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67万公里，其中有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有沟通新疆和内地的兰新公路等。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党和人民政府主要依靠国营经济的发展，特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为此，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这样就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国营企业中开始体现出来。在生产改革中主要是在经营管理中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在生产中大力推广和使用新技术。通过改革，使国营企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合理调整工商业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有重要作用。人民政府在打击投机资本、限制私营工商业消极作用的同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大力扶持。但是，到1950年春物价稳定后，由于长期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的消失，致使私营工商业出现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多、劳资关系紧张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国家采取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调整税收负担，使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
种，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用协商方法解决劳资纠纷等措施，合理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通过这次调整，不仅使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而且有很大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私营工商业户数增加11％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资本家所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聚合mdi22年的任何一年。但是，尽管资本家的利润大大增多，他们中的不法分子却不满足于获得一般利润，出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他们采取向干部行贿等手段来牟取暴利。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中共中央不能不决定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王学左派
“三反”运动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长期斗争的初战。通过“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通过“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开始造成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私营工商业的局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反”、“五反”运动也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增强了广
大干部和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树立了新社会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良好风气。
“五反”运动后，党和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合理利润，使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4％。特别是1953年上海私营工商界几十个行业都消除了亏损，全部获得创纪录的赢利。所以，工商界人士称为“难忘的1953年郭杰自杀”。
3．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项任务已全部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好转。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递增率为21．1％。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年产量，钢产量134．9万吨，比建国前最高水平增长近代汉语46．2％；发电量72．6亿度，增长21．8％；原煤6 649万吨，增长7．4％；粮食3 278亿斤，增长9．3％；棉花2 607．4万担，增长53．6％。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稳定，这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获得根本好转。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人数逐年增
加，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 580万人；职工年平均工资到1952年为446元，比1949年增加70％左右。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使职工的社会福利有很大的提高。农民收入平均每户增长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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