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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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1005;2.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烟台，264005）
摘要：“边疆之治”关注的核心场域是不同个体之间紧密的共生单元和共存状态，通过
由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的逻辑，从而构建不同个体之间互信、互惠、互助的共生关系。
它既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互联互通关系，又促进了边疆多民族地区 的融合与发展。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边疆之治”实践中的干预、
保护主义、文化渗透、暴恐犯罪、族际分裂等阻滞性难题依然严峻。“边疆之治”必须
赋予“共生”的理念，构建一种以责任、利益、文化、命运、族际为共生单元的治理逻 辑，推动“边疆之治”迈向共建共治共享的共生图景。
关键词：边疆之治；民族地区；共生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681（2020）06-033-008
作者简介：罗敏，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研究、政府绩效管理；廉睿，烟台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法学与民族政治学研究。 一、弓I言
“边疆之治”从属于“中国之治”的范畴。边疆訛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分界线，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接壤地带，“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空间载体和特定民众的活动舞台”②。有学者将“边疆”释义为“靠近国界的领土”③“临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④“靠近国界的地方”⑤“国内和国际安全风险的叠加地带”⑥等内涵。随着学者们深入研究，边疆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并逐步形成了昊楚克的“边疆范畴观”⑦、周平的“边疆层次观”⑧、陈霖的“九个边疆说”⑨等有关边疆的概念学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边疆”的概念如何界定，边疆的冲突与矛盾始终从属于国家的主要冲突与矛盾，边疆的发展战略始终离不开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边疆之治”始终离不开“中国之治”的整体逻辑。换言之，“边疆治理转型与重构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国家层面的边
收稿日期：2020-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困境与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XZZ006）；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贵州民族地区社会韧性建设及其联动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GZYB5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8批面上项目“国家安全视域下民族地区社会韧性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M680833）。
①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本研究涉及的中国边疆地区主要包括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省（自治区）。
②朱碧波，李朝辉."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对立抑或共生?一与杨明洪教授商榷[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2）:78-86。
③罗中枢.论边疆的特征[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47-53。
④马大正.中国边疆治理：从历史到现实[J].思想战线,2017（04）:56-66。
⑤张术麟，宋才发.中国边疆治理法治化的关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4）:166-170。
⑥谢贵平.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J].国际安全研究,2020（01）:131-156+160。
⑦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52。
⑧周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7。
⑨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15。
疆治理战略的构建”訛，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方略和理念的延伸。随着岁月年轮的不断演进与变迁，中华民族关于边疆治理的政策也在不断演变与调整。总体而言，边疆治理由王朝国家时代“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逐步向着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②构建的根本性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体相互依存的责任观、利益观、文化观、命运观、族际观的集中体现，这不仅与“共生”的理念如出一辙，还是边疆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表征。
共生的概念来源于生物学家安东尼•德贝里，他认为“共生”是基本属性不同的生物种类生活在一起且相互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关系訛，即“共生”关系。从进化论的角度，林恩•马古利斯认为，对于许多不同种类的生命体来说，与其他生物间相互的机体接触是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需要訛。尾关周二也认为，共生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譽。黑川纪章则提出，在人
类步入21世纪以来，由于否定单一理想化、模式化，否定二元对立，在未来的“生命时代”里，“共生”是最根本的思想訛。袁纯清认为，社会共生就是指社会系统中的人、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与自然之间，在一定环境中按照一定的模式生活在一起訛。胡守钧提出，共生是不同的个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实际上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訛。还有学者从价值观与共生构建的角度阐述共生的概念，比如：钱宏认为，共生就是法则、关系、智慧、价值观讁。李思强则提出，所谓共生构建就是人们按照共生的特点、原则、规律进行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訛。上述研究成果对共生理论的内涵与外延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共生不但是一种生物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对边疆共建共治共享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本质上，“边疆之治”关注的核心场域即是个体之间紧密的共生单元和共存状态，通过由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的逻辑，构建不同个体之间互信、和谐的共生关系，形成边疆共建共治共享的共生治理格局，而如何全面审视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带来的现实挑战则是描绘“边疆之治”共生图景的前提要件。
二、“边疆之治”的阻滞性难题：一个事实的判断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什么时期，边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不言而喻輥。在“边疆之治”的场域里，政府不但要满足边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必须正视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日益复杂的现实挑战，这将是“边疆之治”共生图景有效实现的必由之路。闪电f40
(一)干预：一个影响边疆政治信任的罪魁祸首
政治信任是边疆共生治理的关键。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全球问题的挑战，逐渐打破了国界的限制，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輰。国家之间的冲突或矛盾都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天然性的特征，这是国际关系一直无法改变的事实o在这种天然性的冲突或矛盾里，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形态，即民族敌对势力，这股敌对势力绝大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流亡他国的力量，而且他们往往会采取形式各异的手段不间断地对国内公共事务进行渗透和干预訛，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对“母国”的政治干预、打破“母国”的政治制度、侵袭“母国”的政权稳定。当前，影响中国边疆政治信任的敌对势力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可以说，这三种敌对势力不仅是破坏边疆居
①青觉，吴鹏.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研究：内涵、价值与路向［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01):1-12+213。
②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N］.人民日报,2015-04-23。并联电容补偿装置
訛Angela Douglas.Symbiotic Interac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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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美］林恩•马古利斯著•易凡译•生物共生的行星——进化的新景观［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5。
⑤［日］尾关周二著•卞崇道，刘荣，周秀静译•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思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20。
⑥［日］黑川纪章著•覃力，杨熹微等译•新共生思想［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46o
⑦袁纯清•和谐与共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2o
⑧胡守钧•走向共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32。
⑨钱宏•中国：共生崛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2。
⑩李思强•共生构建说：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36o
武英高速公路⑪周平•边疆政治——社会变迁与边疆治理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01):39。
⑫张翠，刘玉娟•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探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3):64-69。
⑬唐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矛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51o
民对国家政治信任的罪魁祸首，还是阻碍新时代边疆共生治理的罪恶之源。这些敌对势力往往以
社会热点的敏感问题为核心，教唆蛊惑境内人员策动实施以维护“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的“街头政治”，组织境内边疆地区众上访、请愿、静坐、游行、示威等“街头活动”，妄图挑起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争端，增加民众对政府的负面情绪，逐步削弱政府的众基础和政治权威，侵蚀众对国家的政治信任，直至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无论是“街头政治”，还是“”，抑或是“和平演变”，其最终目的都是在宣扬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打着“客观”“中立”“公益”的幌子，却企图实施干预他国内政的事实。诸如：2019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制定并通过所谓的“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该法案蓄意诋毁新疆的人权状况，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影响边疆政治信任。从空间区域概念来说，边疆属于国家的边缘地区，具有地广人稀、多民族杂居、信仰各异等特征，被视为是敌对势力潜入中国境内的“首站”，尤其是受干预比较严重的“藏独”“疆独”等敌对势力，严重影响着边疆人民对国家的政治信任。可见，敌对势力的干预严重影响着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固，削弱着人民众对一个国家政治信任的根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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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护主义：一个阻碍边疆经济繁荣的元凶巨恶
经济是否繁荣是决定边疆能否实现共生治理的核心要素。面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抬头，“地球村”的观念正被一些国家以贸易保护、边境“修墙”等行为掩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被某些国家作为打击其他国家发展的工具。自2017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就开启了“退”模式，先后退出了许多国际性合作组织，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等。尽管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依然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保护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边疆经济发展显得更加艰难。目前来说，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下行压力，加之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冲击，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违反国际社会潮流。近些年，接连发生了西方发达国家“封杀”中国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诸如：2018年4月，美国政府在一定时间内禁止中兴购买美国部分通讯产品，对中兴实施“封杀”；8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中兴在澳建设5G网络；11月，新西兰政府同样以“网络安全风险”为由，禁止新西兰电信运营商Spark使用华为的5G技术设备；12月，日本政府以作为美国盟友的理由，决定将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的产品排除在政府采购清单。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以莫须有的“国家安全”为幌子实行保护主义的行为，其目的是垄断国内市场，打压国外竞争对手，抢占国际市场。实际上，边境贸易往来历来是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当贸易保护主义蔓延至边境贸易时，作为与周边国家贸易往来的主力军，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贸易伙伴国的政策，一旦贸易伙伴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仅会损害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而且会严重影响两国边境的经济发展。
(三)文化渗透：一个制约边疆文化自信的助虐帮凶
文化自信是边疆共建共治共享有效实现的必要条件。新时代边疆治理更多地依赖于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构建而成的“软实力”譹，但这种“软实力”却容易被“西化”O西方国家企图在其它国家极力推行以“西方
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制度、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通过“西化”“泛化”“分化”等多种方式，颠覆其它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并使人们丧失对自己国家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往往通过“品牌文化”“消费文化”“节日文化”等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目的是将西方的文化价值渗透在中国文化中，进而逐步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利用其各种文化产品和消费品以及西方节日的大量输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公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消费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非常自然地谈论着“脱口秀”“肥皂剧”“绿食品”之类的“西式现象”。更进一步说，以苹果为代表的“电子产品文化”、美国影视剧为代表的“影视文化”、迪士尼为代表的“娱乐文化”、星巴克为代表的“咖啡文化”、可口可乐为代表的“可乐文化”、肯德基和麦当劳为代
①闫国疆.信仰教育、边疆治理与国克家安全[J].马思主义研究,2016(10):120-127。
②李士珍，曹渊清，杨丽君.警惕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渗透[J].红旗文稿,2018(05):34-36。
表的“汉堡文化”等的“西式消费文化”以及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之类的“西式节日文化”o事实上，边疆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着许多内涵丰富的民族特节日和文化，诸如：古尔邦节、鲜花节、部落文化、草原文化等。可是，在国家治理场域中，由于“中心一边缘”的区域结构关系，边疆治理往往滞后于边疆形势的变化，再加上边疆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多文化习俗的特征，西方国家一贯的伎俩
是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幌子，在边疆地区培育或扶持其文化宣传“代理人”，进而逐步地向内陆渗透，企图隐蔽性地推行其政治战略目标，最终以遏制中国的崛起。西方文化的渗透对边疆本土文化、主流价值、民族传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许多边疆特有的民族语言、文化传统、艺术形式走向衰落，严重制约着人们对边疆多民族的文化自信，影响边疆共生治理的成效。
（四）暴恐犯罪：一个妨碍边疆社会稳定的极恶祸源
社会稳定是边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可持续的前提条件。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缓慢、教育水平滞后是边疆作为“老少边穷”最显著的特征，以及边疆与内陆较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导致边疆地区的部分人对地区发展状况的心理失衡，在西方思潮的教唆和怂恿下，可能走向暴力或极端，以宣泄对社会的不满，进而影响边疆社会的稳定。边疆是一种动态的、流动的地带，在这种动态性和流动性较大的边疆地区，西方国家往往热衷于以这样的地方作为发动暴恐的“圣地”，挑唆那些对国家和社会不满的普通众加入他们所谓的“圣战”。这些暴恐事件严重妨碍着边疆社会的稳定，制约着边疆共生治理的秩序。另外，边疆还是非传统安全（如跨国犯罪、边境走私）的高发区，这也是影响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关数据显示，在“国门利剑2016”联合专项行动中，广西共查获各类涉嫌走私案件6726起，涉案金额达13亿元譹;2016年内蒙古共破获各类走私违法犯罪案件597起，如野生黄羊角走私、化妆品夹藏走私、入境走私等，总涉案值达3.94亿元②;2017年云南省边防针对边境走私猖獗的问题，先后出动警力4.8万余人次，查获走私案件1434起，缴获走私物品8542.9吨、活体牲畜8537头，
案值超过1.6亿元譻。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在利欲熏心的状态下，为了牟取暴利人们不惜铤而走险，导致边疆地区的跨国犯罪、跨境走私等现象十分猖獗，严重影响了边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和边境贸易合作关系，威胁和侵害着边疆民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影响边疆治理的可持续性。
（五）族际分裂：一个破坏边疆族际认同的始作俑者
族际认同作为边疆多民族融合共生、和谐共存的前提条件，是实现边疆共生治理的社会基础。边疆分布着中国大部分的少数民族，担负着保卫边疆稳定和发展边疆经济的双重任务，边疆在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防建设以及对外开放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边疆作为多样化民族和多元化宗教聚集区，族际分裂活动时有发生，遏制族际分裂的活动刻不容缓。以达赖集团为主要代表的“藏独分子”和以东突分裂势力为主要代表“疆独分子”依然在暗地里建立和扩大其“军事基地”，通过远程操控、组织实施族际分裂的暴力恐怖活动，严重影响着全球的安全稳定和各国的国家主权完整，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影响着边疆共生治理的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被西方国家大肆宣扬鼓吹“中国威胁论”，进而对中国进行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渗透，企图培育和扶持中国境内民族分裂分子从事分裂祖国、危害社会和人民的活动。亦如“一带一路”倡议被西方某些国家描述为一个“幽灵”，而这个“幽灵”在西方的世界里不断徘徊，正是由于害怕这个强大的“幽灵”，也有人称之为是“新殖民主义”。可见，族际分裂严重影响了边疆多民族融合共生、和谐共存构建的社会根基，破坏了边疆族际认同的国家归属。
三、迈向“边疆之治”：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共生图景
①新华社南宁分社广西一年内查获涉嫌走私案6700余起案值约13亿元[EB/OL].新华网,2017-01-20.http:〃huanet〃le-gal/2017-01/20/c_1120352773.htm。
②内蒙古新闻网.敲定了内蒙古今年重点打击的走私是这些[EB/OL].内蒙古新闻网,2017-04-17.ws/system/ 2017/04/17/012326438.s html。
③云南日报.云南边防：开拓进取谱写反走私壮丽篇章[EB/OL].云南日报,2018-07-19.yndaily.yunnan/html/2018-07/19/con-tent_1231476.htm?div=-1。
“边疆之治”从属于“中国之治”的范畴，是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凸显。“边疆之治”需要在边疆多民族地区构建一种以责任、利益、文化、命运、族际为主要共生单元的共生模式，从而实现“边疆之治”的共生图景。
（一）责任共生：一种维护边疆政治信任的共生模式
边疆政治稳定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共生是地球上一切生灵的最高“政治约定”，“在当今社会风险层出不穷的现代社会语境里，任何一种合作型共生关系追求的价值都是最大化地实现利益共享和责任共生”訛。责任共生作为新时代边疆共生治理的关键，是维护边疆政治信任最基础的共生模式，而“边疆
之治”
—野蛮和文明的交汇”②，在维护边疆政治信的共生本质是维护边疆政治信任。“边疆是浪潮的外部边缘—
任的过程中，国家要充分认识到这种“野蛮”和“文明”的冲突和碰撞，建立一套有助于维护边疆政治信任的责任体系，进而寻能够促进这种“野蛮”和“文明”共生发展的途径。事实上，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一东盟战略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性组织、合作关系、全球倡议都为解决这种“野蛮”和“文明”的冲突和碰撞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得以认可的充分条件。民众支持和信任政府是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新时代边疆共生治理需要以政治信任为基础。根据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訛，中国的清廉指数由2014年排名100上升至2017年的第77位，这不仅说明党和政府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党和政府进一步巩固了新时代边疆共生治理的政治基础。伴随着新时代中国政府在全球政治地位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增强，中国政府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有助于提高边疆多民族地区民众对国家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为“边疆之治”提供政治基础。
面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对边疆共生治理的不断干预，维护边疆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社会稳定是每个中国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践路径包括：一是全面提高边疆各民族和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识。只有当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人们真正地理解了国家政治生活，才能巩固边疆的政治信任，边疆广大人民众才会肩负起共同抵御势力政治干预的责任和使命。二是促进边疆各民族和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公民政治参与是国家赋予每个公民神圣的职责和义务，边疆治理需要构建一种政府与社会互利合作的责任共同体,“治理就意味着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一种新的组合和多元参与”訛，而多元参与是边疆共生治理的重要表征。在应对干预的时候，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协同的原则，打造权责统一、风险防控的“平安边疆”责任共同体。三是加强边疆各民族和宗教独立自主、行动自律的意识，在思想和行动上增强抵御干预的自觉性。同时，加强边疆多民族、多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牢固抵御干预和渗透的社基础，巩固党和政府同民族、宗教团体的爱国统一战线，从而增强其维护边疆政治信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利益共生：一种促进边疆经济繁荣的共生模式
有国家差别，就一定存在利益差别。2013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部环境，促使边疆（战略区）转化为核心区，这也是当今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譽。当今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国与国之间
①罗敏.合作与共生：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创新机制研究［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05）:58-64。
②［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著.董敏，胡晓凯译.美国边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12。
③“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是依据世界银行、环球透视、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专家的评估，以及对居民和商业领袖进行调查后制定的，反映的是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透明国际”在衡量腐败程度上主要用两种指标，即“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清廉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以企业家、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据他们的经验和感觉对各国进行由10到0的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
④李俊清，黎海波.中国的跨界民族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J］.公共管理学报,2015（1）:8。
①黄达远."长城-天山”商路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东西轴线一兼对拉铁摩尔的“区域研究法”的探讨与应用［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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