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圣诞老人
[革命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畸变]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是
房龙网“革命”即英文中的“revolution”这个词产生于西方，但其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逐渐东传，由俄国到中国，以至于在20世纪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一大面相。“革命”一词更成为了时代流行词，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更是“革命”的集大成者，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再到灵魂深处的革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让人不得不追问革命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到底产生了怎样的畸变，以致对原有概念产生了极大颠覆。
一、“革命”在中国
自近代以来，西方意义上的革命概念开始传入中国。“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语来的。旅美学人陈建华，在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干涉光刻
革命的话语在传入中国之后与原有的儒家陆王心学和公羊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的革命学说。提出了陆王心学促成儒家革命精神的个体转化，发圣王变为当圣王、法圣人变为做圣人，公羊一派的革命精神得到深化和推进。内在革命论的第一要义就是人人可以成圣人，第二要义就是明心见性成圣人，这两点打破了之前儒家的传统观念中我们永远只是效法，尊崇圣人的观念。同时又到了构成圣人之心的三个要素：明心见天理、济世救民、保三代文教之制。这其实比西方提出的革命论所包含的更为广博和深远，儒家是有其内在革命的气质在的，并非是一种固守，更多是想“保有”传承下去，单纯以革命废除会造成混乱产生，历史就在循环。在日朝鲜人
二、中西革命观在近代的相互格义
由于革命论本是儒教本家的学说，西方revolution经kakumei译入中国思想界时，就会发生一场革命的相互格义。在晚清时代中西思想相遇之前，公羊学已成显学。公羊学复兴是在宋明理学-心学丰富发展的思想背景下出现的，既有儒学内部发展的原因（对朴学的反应），又有清代异族入主中华的处境有关。虽然清儒贬宋学，然宋学仍是儒生的当然修养。从文教制度的织体来看，汉宋两学已是儒教的基本思想质料。儒家革命精神两大思想资源的融合，是儒生应对突来的制度危机的思想基础，也是儒家革命精神与西方近代革命思想相互格义的思想资源。 在现代性语境中，儒教政制的正当性面临的危机对于儒生来说，又的确是一场民族性危机，民族生命与政教制度同时出现破裂：当儒生发现欧洲人有与中国至少程度相当的文明，“就开始不安了”。对于儒生来说，民族生命就在儒教政制中。儒教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民族性思想，即把华夏民族生命视为文化生命，而所谓儒教生命正在儒教的政教制度，维系这一制度成为思想的首要负担。如此一来，儒生
保三代之制政教理想的论证负担，就艰巨得要命：“今所谓外夷者，非复古之外夷，迫我不得不图改变”。随之而来的问题，如何改变？与哪一种现代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抑或人民民主相融构？如果儒教政制理想中本身就有人民民主的（德治）的传统，与现代民权政制理念融构，不就即可改制，又能保有儒教礼制之精髓？
晚清之际对付危机的思路不外两种：改制（变法）与创制（张三世）。在现代语境中，改制与创制都不再是单一的制度选择。托古改制论有托华夏之古，亦有托西洋之古；亦有分托两古。创制亦有所本：或本于华夏的大同理念，或本于西洋的自由民主理念，或本于西洋的社会主义理念。但是，无论改制论还是创制论，均未摆脱儒家革命精神：即以圣人心态创制或改制。梁任公流亡期的革命论倡制度的现代性更革，《释革》一文指出，“革”的含义有“改革”（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底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任公以为,
阿伦特儒家文典中的“革命”一词不足以用来译“revolution”，因为汤武革命中的“革殷受命”只是“王朝易姓”，并非真的改制，改制与易姓与否无关。因此，日人用“革命” 译“revolution”是搞错了。“Revolution”的意义重在“革”，是制度理念的改变（梁氏称为变革），而非天命循环中的革“命”。担任公也承认，《易经》的革命有两义：改革或变革，他提倡“变革”义，称“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维新改良的任公以儒家革命精神来消化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法理，革命之事乃天子之事，是道义――宗教化的社会改造。
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人民民主的改制理念和道义――宗教化的改制方式）与公羊家的革命思想的亲和不是偶然的。
生产测井三、余论
儒家革命精神与西方近代革命思想的相互格义绝不仅是思想性的，更是历史行动性的，从十九世纪末延续到如今，就不用多说了。相互格义的历史演化表明，一、儒家革命精神是中国现代性革命的精神基础和选择西方现代性改制方案的释义学背景；二、中国现代性革命偏向法国革命的人民民主理念，有儒家革命精神传统的释义学背景，现代儒家革命精神西方近代的现世――神圣革命精神有亲和性说明了这一点；三、现代性制度变革的自由民主理念与儒家革命精神传统及其政教理想不相融，这是儒家革命精神与西方近代革命思想的相互格义最重要的思想结果。任公的思想转折说明了这一点。儒教礼制思想可以开出人民民主政制，却难以开出自由民主宪政。
注释：
参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历程，见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同前，第3-11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3页。
夏晓虹，梁启超文选卷上，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同上，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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