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春秋笔法”
王俊杰;赵金广
【摘 要】司马迁对孔子有种特别的崇拜，他撰《史记》自比孔子著《春秋》，《春秋》在他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司马迁学习孔子以布衣之身敢为万世立法的宏伟气概，以及与之相匹应的“春秋笔法”。“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就是“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继承与发展。司马迁以“春秋笔法”书写历史，行使史家对历史的裁决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皇家的世俗权力与史家的历史裁决权力，进行着此消彼长的拔河式的较量，最终史权会从皇权的奴役下翻身。%SI Maqian had a special worship for Confucius,and compared his writing Historical Records to Confucius ˊwriting Spring and Autumn. Spring and Autumn had the lofty position in his mind. What SI Maqian learned from Confucius was Confuciusˊgrand spirit that dared to set up the cultural criterion for our nation,and the corresponding "Writing Technique in Spring and Autumn "."Lodging Judgment in Narrativ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Writing Technique in Spring and Autumn". SI Maqian used"Writing Technique in Spring and Autumn"to write history,and exert his historian power to decide on history,and had paid a he avy price for this. Imperial authority and historianˊs historical authority had been carrying on the tug-of-war style contest, eventually historical authority defeated imperial authority.
【期刊名称】《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25)002
【总页数】5页(P71-74,82)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孔子;春秋笔法
【作 者】王俊杰;赵金广国际会计
天津百货大楼肺炎【作者单位】轻纺城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 【正文语种】中 文
笑星大联盟【中图分类】I206.2
中华民族是一个道德伦理型的民族，中国史学也是道德伦理型的史学。行使对历史的裁决权，评断历史的是非曲直以抑恶而扬善，是史家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义务，而“春秋笔法”则是史家实现此目的的一种手段。“春秋笔法”由孔子开创，而由司马迁发扬光大。
司马迁对孔子有种特别的崇拜。孔子本是一介布衣，是落魄不得志的“教书匠”，司马迁却将他列于世家。许多列国世家本与孔子毫不相涉，司马迁在写这些世家时却常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这是因为司马迁认为孔子一人系天下之轻重。《史记》对孔门后学设有三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使其学统脉络清晰，绵延不绝，先秦诸子中没有哪一家能享受如此待遇。司马迁取材的标准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孔子整理六经是其一生成就的大事业，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司马迁以六经作为评判历史的尺度，他还征引孔子言论臧否史事与人物，这些都寄托着司马迁对孔子的深情。自从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出“史公三失”后，关于司马迁崇儒还是尊道的问题就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不能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思想误当作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谈是尊道的，而司马迁则主要是崇儒。在《孔子世家》的论赞中，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一唱而三叹，他尊孔子为“至圣”，肯定了孔子穿越历史时空的巨大影响力，在司马迁心目中孔子就是教化之主。
司马迁把自己撰《史记》作为孔子著《春秋》事业的继续来看待，《春秋》在史公心目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李长之曾说：“在司马迁看来，《春秋》原来代表一种。你看他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1]56-57原来这部《春秋》是和打倒桀纣的汤武、打倒秦始皇的陈涉同类的，那么，它已不止是一部空洞的书册了，而且是一种行动，孔子也不止是一个文化领袖了，而且是一个政治领袖——开国的帝王了！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才能了解《春秋》在孔子整个人格中的关系，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才能了解司马迁寄托于《史记》中者之深远。
《论语》没有记载孔子作《春秋》，最先透露出孔子作《春秋》信息的是《左传》。第一次明确记录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155孔子著《春秋》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序》、《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诸篇中都有载录。司马迁对孔子著《春秋》是深信不疑的——虽然后世疑古过勇的宋儒开
始怀疑孔子拥有对《春秋》的著作权。
司马迁受业于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羊学派思想对他浸润很深。公羊学派认为，《春秋》足以当一王之法，是“素王”事业，不仅是个体立身处世的教科书，还是君王治国平天下的宪纲，它不只是编年体史书，还是渗透着孔子深沉思考的政治书、哲学书，是映照丑陋现实的一面镜子，是可以用来打鬼的“钟馗”。司马迁撰《史记》自比孔子著《春秋》，就是要追摹孔子的这种文化气概，司马迁想做孔子第二，《史记》要成为《春秋》续篇。当然，孔子是孔子，司马迁是司马迁，从二人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来看，司马迁没有成为孔子第二，孔子是“大成至圣先师”，司马迁则是“史界太祖”。《史记》也不同于《春秋》，《春秋》被奉为经，《史记》则是历代正史之开山。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表述的抱负落空了呢？非也。司马迁的话有它的真实性，不是在事实上，而是在文化心理上。司马迁与孔子在命运上有某种相似性，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后，退而著《春秋》整“六经”，司马迁遭宫刑之辱后发愤著《史记》，“发愤著书”是两位文化巨人悲剧人生的重合点。
司马迁对孔子的学习，最根本的是学习孔子以布衣之身敢为万世立法的宏伟气概，以及与
之相匹应的“春秋笔法”。最早对“春秋笔法”加以概括的是《左传》，《左传·成公十四年》曰：“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3]870《史记》中关于“春秋笔法”记述的篇目有8篇：《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序》、《晋世家》、《孔子世家》、《匈奴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儒林列传》和《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眼中，《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以“当王法”，是“拨乱世反之正”的精神武器，“辞微而指博”是其修辞策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是“春秋笔法”的精髓。刘勰对“春秋笔法”也有评述：“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4]284 刘知几也说：“《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5]591可以说，劝善惩恶是“春秋笔法”的本质，它的思想倾向不是用议论性的文辞直接表达，而是通过史事的记述排比自然显现；它还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达爱憎之情，微言大义是“春秋笔法”的灵魂；“春秋笔法”是史官行使历史裁决权的一种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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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历来为史家所推崇，司马迁也深得“春秋笔法”之妙。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6]150邹方锷说得更明白：“《史记》书法，《春秋》书法
也。”[7]132《史记》中有“春秋笔法”，这早已为古人所指出。
“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就是“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继承与发展，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史家笔法。顾炎武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8]卷22将史迁的这种笔法概括为“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第一人是顾炎武，而真正对这一命题开始做深入研究的则是白寿彝。顾炎武所举例证只有篇末借别人的话来评论一种形式，白寿彝指出：“司马迁 ‘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放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或反面的话；不光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9]又说“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实，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来写，落墨不多，而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9]“寓论断于序事之中”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论断，有论断就意味着对史事人物要褒贬是非，劝
林产化学与工业善惩恶，这在精神层面上与孔子的“春秋笔法”是一致的；其二，于序事中寓论断是实现褒贬是非、劝善惩恶的方法与技巧。孔子在《春秋》中并不抛头露面而是通过对史实的排比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好恶，二者在技术层面上是相通的。本文还要强调的是，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在技术层面上是大大超越了孔子的“春秋笔法”，它不仅包括顾炎武、白寿彝等人已经指出的那些手段，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形式，如体制破例寓褒贬，编排次序蕴微义，互见法里辨人事，委婉曲笔明是非，只言片字别战绩。(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撰《“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多种实现形式》对此详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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