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06-07-27 作者： 编辑：化成天下 龙宗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非常高兴能主持我校78级校友蒋庆先生的演讲，蒋庆先生是当代中国的大儒，在儒学方面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盘山文存──儒学与现代》等著作，并独力与合作翻译了《基督的人生观》、《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自由与传统》、《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多部西方学术名著，还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十二册）。关于蒋庆先生的详细介绍请登陆其网站。现在欢迎蒋庆先生演讲。
蒋庆（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大家好，今天能回到母校同在座的各位学校领导、老师、同学和师弟师妹们共聚一堂，心里非常高兴。今天我被邀请参加“金开名家讲坛”并作首场演讲，心里有些不安，毕竟近一二十年来我的研究领域已经离开了法学，对法律已经比较生疏了。但是，我们大学的法学研究应当扩充自己的人文视野，研究法律离不开历史、理论等基础人文学科的支持，只有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才能更深刻的理解法律。其实，法律在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随着西方近代以来学术分科出现后才
独立出来，而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法学家、法律思想家、大法官、大律师都不只精通具体的法律技术，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历史、理论、文化、宗教等人文素养。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自己虽然离开了法学，也还是可以在这里作一个开拓人文视野的学术演讲。下面，我就开始演讲，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首先，从字面上解释一下演讲的题目。什么是中国文化？按道理，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讲中国文化是不需要对中国文化的概念进行专门解释的，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已经面临衰亡的境地，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了，这才需要专门解释。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许多学派，就如同西方文化中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家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家文化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
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解释；而所谓重新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另外，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现代农业科技，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即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书》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这个道理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说。总之，儒家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上面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我们简单提一下。一、在精神方面：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我国历史上称“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其核心内容讲的是“天道性理”，用今天的话来说讲的是超越神圣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除表现为古人所说的伦常日用之道外，更表现为超越神圣的“天道”、“天德”、“天理”。二、在形式方面：中国文化表现为以礼乐刑政为特征的大一统政教礼法制度，即古人所说的“圣人之制”、“王制”。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就是这个意思。具体来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在精神方面就是“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在形式方面就是“王道政治”。以上中国文化特质的两个方面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最独特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有价值最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地方，违背了这两个方面，即违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与礼乐形式，就背离了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变质。
下面再简单讲一下文化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包括文化的疲惫、文化的歧出和文化的变质三个方面。文化的疲惫是指一种文化丧失了生命活力，徒有形式而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文化的歧出是指某一文化偏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偏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向另外的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的方向演变发展。
文化的变质是指某一文化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在其它文化的影响下变质异化而成为与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质不相干的另外的文化，用中国古代儒家的话说就是“以夷变夏”，用现在西方流行的话说就是“文化殖民”。文化危机的一般规律是先文化疲惫，然后是文化歧出，不能解决文化歧出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即出现文化变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文化歧出，但还未出现过文化变质。也就是说，文化解决的是人的生命信仰、社会道德以及制度建构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衰老而丧失了活力，解决不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出现了文化疲惫；如果这一文化疲惫状态继续下去就会使该文化丧失回应非正统文化与异文化挑战的能力，从而走偏方向，进入歧途；如果不对进入歧途的文化进行矫正与救治，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会丧失“自性”，发生文化的变异，即变成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那么，怎样解决这种文化危机呢？文化危机的解决之道首先是要唤醒一个国家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意识与文化觉悟，努力给已经衰老疲惫的文化输入新鲜血液，使之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然后通过知识分子的体努力把已经误入歧途的文化拉回正轨，克服文化的歧出与变质，使歧出的文化又重新回到本民族文化的正轨，恢复本民族文化的自性特质。这就意味着，把本民族文化从文化殖民的重压下解放 出来，使本民族的文化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使变质的文化“复性”（恢复自性）、“复位”（恢复正位）、“还质”（回归文化的精神特质），从而使本民族的文化又重新成为具有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正统文化。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讲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文化危机及其解决之道。中国文化的历史非常悠久，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四次危机，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
一、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危机是在春秋时代出现，到汉武帝时代结束，历时五百余年，解决方式是董仲舒建立了“天人之学”，通过三诺n50g“复古更化”的文化政策解决了这次文化危机。我们知道，周代开国之初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有效地统治了中国，但到了春秋时代中国文化已经疲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周文疲惫”状况，无法解决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最严重的是周王朝的公权失落，导致了礼崩乐坏及诸侯混战的局面，社会失去了统一合法的秩序。到了秦代，虽然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在治国方略上却采纳了法家学说，具体落实到政策上就是焚书（儒家经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用残暴的严刑
峻法治国，结果导致二世而亡，亨国才十多年。由于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背离了中国三代以来以圣王仁义之道治国的文化传统，用今天的话说是奉行极端的专制集权主义，所以法家在此前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三代圣王传统中）没有根，史称法家的治国之道背离了“周孔之教”，即背离了中国的文化正统，而陷入了中国文化的歧出。到了汉初，采用黄老之术治国，虽然与民休息在一定时期内有恢复社会生机的正面效果，但由于道家主张无为，主张无为具体到当时的历史现实中就是政治上不改革，因循以前政治上的弊病，即史书所称的“汉承秦弊”。所谓中国糖酒招商网“汉承秦弊”就是汉代沿用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严刑峻罚等违背中国正统文化的做法来治国，这种做法不符合历代圣王以仁义之道治国的儒教传统，所以以非正统的黄老之术（道家）治国不仅本身就违背了中国文化的正统，黄老之术主张的无为而治在客观上不改革也导致了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弊”，这也违背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正统。所以，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歧出。虽然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贾谊，但是由于当时时机尚未成熟，黄老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没有办法进行政治改革，“秦弊”仍然存在。到了汉武帝时代，这种“汉承秦弊”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汉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导致汉政权在统治合法性上遇到了三重危机，一是天道的危机，一是历史文化的危机，一是民心的危机。所以董仲舒应时而出，
以《春秋》“天人之学”中的“王道政治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作为汉代国家的立国之本，采用“复古更化”的文化政策建立了汉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复古就是恢复尧舜周孔等古圣人之道来治理国家，更化就是革除暴秦遗留的法家弊病而改变国家的根本文化政策），把中国歧出了几百年的文化重新拉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正轨上来，解决了中国第一次文化歧出的危机。可以说，汉代建立在董仲舒“天人之学”上的“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足以同古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庞大帝国制度相媲美。
二、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汉朝末年至唐代初期，大约四百年，直至文中子建立“河汾之学”解决了这次危机。我们知道，东汉末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混乱，而最重要的混乱则是文化的混乱，进而变为文化的歧出。首先，文化的歧出表现为曹操为篡夺汉政权但碍于儒家的纲常名教与忠孝大义，故排斥儒家治国思想而重新采用法家思想，即主张治理国家不强调道德名分与君臣大义，只看能力军功而不看人品德行，大量起用鸡鸣狗盗之徒来治理国家。其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普遍流行，不光一般老百姓信佛，连政府官员与皇帝也信佛，梁武帝三次舍身入寺出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梁武帝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不去考
虑如何造福百姓、如何建设好中国文化、如何管理好国家，而是侫佛，只关心自己的生死果报问题，把统治者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与文化责任都抛弃了，这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在中国古代，朝廷是风教所出的中心，所谓风教就是人伦风俗与道德教化，朝廷是影响全国民众道德风俗至深至巨的地方，但在当时，皇帝、大臣、官员在朝廷上不讲儒家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圣人文化，而讲道家佛家等出世的非正统文化和异文化，并且还把寺庙修到了宫中，这成何体统！这不是文化歧出又是什么？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所谓玄学，即“三玄”：老学、庄学、易学。当时有些学者如竹林七贤看到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在政治上不合作，借诗酒玄理进行消极反抗，追求个人的解脱和逍遥，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加剧了文化的歧出，因为“三玄北京和颐酒店女生遇袭”正是产生于非正统的道家文化。在这样一个文化歧出的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儒，姓王名通，历史上称文中子，隋朝末年人，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文中子见通过自己从政出任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遂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av大片“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文中子通过讲学活动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辅佐唐太宗打天下，史称“迭为将相”，成为建立唐朝的功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文中子的学生在唐初时将其思想运用到治理国
家上，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唐初时专门对国家的立国思想进行了大讨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文中子的学生主张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则认为唐承乱世而来，乱世用重典，必须用严刑峻罚治理国家。唐太宗最后采取了文中子学生们主张的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的文化政策，颁发《五经正义》，崇尚儒学，以儒家经典取士，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拉回了东汉末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岐出，解决了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有人认为唐代是佛教的天下，我则认为唐代在治理国家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是儒教的天下。因为佛教文化解决的只是人的个体生命生死无明的信仰问题，不解决社会的道德问题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儒家文化除能解决人的生命信仰问题外，还能解决社会道德问题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所以唐代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主导性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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