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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对策》，那时候汉王朝的“大一统”专制政权已经确立，武帝的策问的目的，则是为这个专制体制到理论根据，以之为统治思想。当时的思想界，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通过思想学术间的混合和杂交，在秦汉之际的政治大变化后，已经偃旗息鼓。政治上的统一的实现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一，这是时代的大趋势。所以汉初时的统治思想的主调是黄老之学，而武帝想改变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基调。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策问”分三次进行，每次武帝策问的意图都不同。第一次的意图，以统治基调为“天命论”为前提，提出怎样才能保住天命，怎样才能统治民众，所谓“求天命性情”。对此董仲舒答以“天人感应”和“灾异之说”但是不是重复以往的说法。董仲舒所说的“天”，是依据他的“天道论”建立的至高无上的神祗和乳胶思想的哲学本体，而且这个“天神”又和儒教理念具有一体化结构。同时董仲舒主张的“天人感应”和“灾异说”跟传统的“天人相与”说不一样，是要天和人平等感应。为此，针对汉武帝的“天命和性情”的策问，董仲舒的回答，首先根据“天人合一”说，设计“灾害”“怪异”“伤败”等三个阶段的灾异说，并以这些灾异为对“天”“道”的君主的恶政的谴告。其次回答这个“道”是什么的时候，董仲舒根据自己的“天道”论，认为“道”是“天神”之道，而在他那里天道是和儒家理念一体化了的，所以“道”实际上就是儒教伦理道德。再就是根据阴阳五行说，讲“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任德不任刑”，就是说，儒教德治主张的根据在于天道阴阳。故说“王者承天意从事，故任德不任刑”结论是“道者，所系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ecp协议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生也。”只要修饬儒教理念的核心“五常之德”则可以保天命，实现“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之帝王万世伟业。
武帝的第二次策问的意图，针对以前儒家宣传的圣王的两个类型，提出为“什么治道不一样”的疑问，寻求自己怎样作才能寻求到像圣人那样治理天下之现实政治的方策。对此董仲舒首先回答说：“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希望武帝实行政策转换，进行改革，并提出两个改革方案。一个是“心求贤尽”，再就是“与大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总之，是以儒学为国教国学，应从儒者中选任国家官僚。
第三次武帝策问的意图，和第一策相同，从天人相应、阴阳之化的角度，详细询问天命、人道以及相应关系。对此董仲舒说，天道和人道之“道”具有永恒不变性，但人事又有变化性，圣人的责任在于“法天而立道”。最后，董仲舒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提出了以儒教为国教，从而实现思想的统治的建言。可见《贤良对策》的主旨，在于天道建立以儒教为中心的人道。
董仲舒将儒家改造为儒教，实现儒教国教化的理论贡献，大致经历了一下过程。首先，董仲舒对儒家的改造，是从他的春秋公羊学着手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整顿了以前的传统儒学经传，在春秋“法古”精神之下，季节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本质和意识形态性。在此之上，对儒家思想注入“奉天”“法天”之新精神，实现了从“法古”到“奉天”的转换。因为自殷周时代以来，“天命论”是历代统治思想的主要支柱，儒家伦理道德及其前身周代的宗法伦理思想，则是和中国古代的“天”思想相乘离的，要想成为新时代的统治思想，必须和“天”思想相结合。但是再春秋学那里，董仲舒还没有来得及论述“天”，他的春秋公羊学的“天”，只是春秋经传历史批判的精神支柱而已。
其次，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开始着手改造中国古代“天”概念。董仲舒把周代开始分离的自然崇拜意识，也就是以“天”为宗的观念，和以祖先崇拜意识，即以“孝”为宗的观念在结合一起，建立了至高无上的神祗“天神”。碎纸片的拼接复原
随后，董仲舒把这个“天神”导入从前的儒家基本观念和道德理想，使之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至高无上的神祗和哲学本体。于是在儒家思想中“天神”和天之道“天道”一体化，变身为新的思想体系——儒教，进而成为汉“大一统”帝国的国教，成为了新的统治思想。
在此之上，董仲舒详细论述了“天神”“天道”的内容和实质，外延和内在构造，这叫做“上揆天道”。又对儒教的作为国教的任务作了论述，这叫做“法天”“继天”“因天之性情”，来立“人道”，所谓下质人情。青青草网站
董仲舒为了建立这样的天道思想，采用了“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这两个价值观和表述系统。所谓“天人合一”，指把天道和人道放在同一价值系统中，探究天人关系的天人观。为何天和人可以平等地感应交流，为何“因天之性情”“法天”“继天”就可以立“人道”，为何神秘的天神可以成为儒家的哲学本体等，换言之，怎样才能求得“天命和情性”的问题等，董仲舒用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求得天道理论的实践功能。董仲舒为了观见“天道”“天意”“天志”，为了改造儒家的基本观念和道德理想，又引进了战国时代以来流传于世德阴阳五行说。通过“明”“辩”阴阳五行，知晓“天道”“天志”，用之来改造先秦儒家的基本观念和道德理想，“天人合一”为天人交流形式的儒教思想体系。所以才有，“景武之世，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说法。
大卫 布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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