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秦朝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后，一些儒生和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又建议封子弟功臣以为枝辅，其依据的理由即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认可。当时所焚之书包括两部分：一是统一前的列国史记，二是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至于秦国的史书、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百姓家藏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之书，则不在此列。所禁书籍都必须在三十天之内上交地方官府焚毁。为此还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如偶语《 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等。焚书对于古代文化典籍是一个极大的破坏。由于六国史记被焚，战国纪年至今还不能完全搞清楚。
喻嘉言
焚书的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从性质上来说，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但起因有所不同。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寄希望于方士寻觅仙药。因此，方士侯生、卢生等很受宠幸。后来，侯生、卢生无法继续行骗，便以始皇贪于权势、未可为求仙药为由，相约逃亡。秦始皇闻讯大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黔首，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受株连的儒生达四百六十余人，最后都被活埋于咸阳。这一事件发生后，连始皇的长子扶苏都觉得过于残暴。他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百姓尚不得安宁，这样做恐怕会引起骚动。秦始皇听了，反而把扶苏贬到上郡去监督蒙恬军。坑儒激起了儒生的普遍反抗。陈胜、吴广起义后，孔子的后裔孔鲋立即怀抱礼器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就说明了这一点。
焚书坑儒暴露了秦政的暴虐以及当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离德。秦始皇想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最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思想的统一，只会锢闭思想，摧残学术文化的发展，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焚书坑儒的结果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2、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的专制政策，这一政策是由董仲舒提出的，被汉武帝采纳而施行。从此，儒学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秦始皇焚书坑儒采用暴力手段统一思想，借以消除民众的反抗情绪，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但此举并没能彻底灭绝儒学，此后儒学继续广为传播，儒生到处活动，并且加入到反对秦始皇的农民起义军当中。陈胜手下的孔鲋、刘邦手下的陆贾就是当时儒生的代表人物。陆贾经常在高祖刘邦面前称颂和引用《诗经》、《尚书》，刘邦生气地责斥说：“我是在马上夺得天下的，要《诗经》、《尚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凭借武力固然可以夺得天下，但是凭借武力就能治理好下天吗?商朝国君成汤、周朝国君周武王都是用武力夺取天下的，得天下后，他们又顺应民心用仁政治理天下，文治武功并用，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假如秦王朝能懂得效仿古代的圣主，陛下怎么能够夺得天下呢?”刘邦听了这番话，虽不高兴，但觉得有道理，便让陆贾写成《新语》一书。此外，当时任博士的步孙通，通晓儒学，他也对刘邦说：“儒生虽然不能参与打天下，但是治理天下是绝对用得着的。
”当时，汉朝刚刚建立，还没有礼仪制度，叔孙通征集了儒生三十人和他的弟子们共同制订了汉王朝的礼仪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在举行朝会时，皇帝在森严警卫下高高上坐，王侯将相文武百官在司仪引导下各就各位低头端坐，自始至终不得喧闹，一改当初君臣平起平坐毫无礼貌的状况，使高祖刘邦感到了当皇帝的尊贵。自此，儒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且逐渐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
汉武帝继位后，汉朝经过前几代皇帝的精心治理，国力已经相当强大，汉武帝一改当初的“无为施密特触发器仿真”政策，主动进攻，北击匈奴，对内削弱诸侯王权，千方百计地巩固了大一统的局面。同时，增加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致使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此时，作为统治者，感到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维护统一的皇权，加强对人民的防范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就完全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阶级需要，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和采纳。
铁一院
董仲舒(约公无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著有《春秋繁露》等书，董仲舒自小攻读《春秋》，景帝时做过博士官。汉武帝继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学大师身份应召，从此，他多次给武帝上书、
对策。他在上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他提出了“天下三策”思想，宣扬经过改造的新儒家学说，认为这是夏商周三代得以各巩固其几百年统治的指导思想，批评法家理论是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错误主张。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一，应尊崇儒家学说，把它作为唯一的指导理论，罢除其它各家异说，以求统一人民思想，维护汉王朝的王权统治。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赞赏，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致影响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
秦始皇和李斯也曾打算统一思想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加强皇权，但是他们采用了暴力镇压的方法，留下了失败的教训。而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统一思想计划却获得了成功。根据董仲舒建议，公元前136年(中小投资武帝建元五年)，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博士以儒家经典“五经”在太学教授弟子。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每年考试一次，合格者授予各种官职。命令各郡国普遍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典，选拔其优秀者担任地方各级官吏。从此以后，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多。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的，为汉武帝所采纳，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这项措施虽然不象焚书坑儒那样残酷，但强行统一思想这种做法，与秦始皇并无
二致。所不同的是二者的打击对象不同，秦始皇打击的是儒家，汉武帝打击的却是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朝文化专制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当时，对于巩固封建王朝统治，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此后的一段时间，儒学又长时期起了禁锢了人们思想的作用。
3、明朝——八股取士
这是明代科举考试的重大变化，是君权加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体现。明朝规定，科举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并以宋儒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米娅和米高人见解，所谓“代圣贤立言”。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体用排偶，谓之八股文。这种高压专制、严格控制的奴化训练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但又是考试向标准化的重要发展。
4、明清——
据说有个文人给朱元璋写篇贺表，恭维他“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看了大怒，
说“生”与“僧”同音，“光”是没有头发，这是骂我做过和尚；“则”与“贼”同音，这是骂我做过造成反的贼。于是下令把这个文人给杀了。
我们把这种因为文字而引发的案件叫做。这种到了清朝则发展到了极限： 乾隆时，湖南学政胡中藻在《坚磨生诗》中写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了亲自批驳说：“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下旨处死了胡中藻。理念识别
这是文人的诗句引发的杀身之祸，其实，即使是朝廷官员也一样脱不了这种命运：雍正时，礼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乡试时出了个考题：“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这本是《诗经》中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的国家十分辽阔广大，人民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但是雍正却把它曲解成：“维”字是去“雍”头，“止”是割“正”首，意思是要砍掉雍正的头。这还了得？于是被定为“诽谤大逆”将查逮捕下狱。查又惊又吓，死于狱中，雍正还不解恨，下旨将查嗣庭的戮尸示众。
乾隆自称“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有一次自称“古稀老人”即被绞死。
事实上，明清两代因为一两句诗或一两个字而弄得抄家、杀头、灭族的事屡见不鲜。在这种文化专制下，天下文人闭嘴犹恐不及，谁还敢越雷池一步？就象一把剑，悬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压抑了人才，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同时也使读书人牺牲了对社会对人
生的批判性思考，使社会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这也正是中华帝国最后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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