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极为推崇道家，司马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但同时司马迁又曾受教于董仲舒，曾有“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孔子世家》）的想法，在他那里，儒和道并不矛盾。老子的自然观，公羊学的天人观念与“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得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冷静思考人与人、自然、社会、天道之间的关系，突显出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1]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学就是研究在不断变化中的人生和为其产物的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文化产物的人文精神，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要纪录这一过程，唯有史学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才能承担。历史是纪录过去，开创未来的。让它得以保存着人文精神的形成轨迹。当然这种轨迹是需要我们通过历史客体去认识、理解的。史书中的人们按照各自的意图开展历史活动，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的过程。也是广义上的历史创造者接受某种观念、思想，形成内在于自身的品格，从而指导历史实践活动的过程。而这种观念、思想，它形成于历史运动之中，经过多次积淀和检验，为人们所接受，它便是人文精神。
纵观《史记》，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人事，坚持“天人相分”的理论。《史记》的主干部分是“历帝王岁月”的本纪和“录人臣行状”的列传，通过揭示传主的行为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图景。它给中国古代史学重人事而轻鬼神的传统提供了一种良好的编撰体裁。他力图从历史事实中出促使历史人物做出某一抉择的客观依据，对各种宿命、天意之说给予严肃的批评。他对项羽寄予无限的崇敬和同情，但对于项羽败亡之际说的“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提出了批评，他从人事的角度分析了项羽败亡的原因：“自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战用兵之罪也’，岂不缪哉！”。（《项羽本纪》）司马迁努力冲破历史局限，从人事的角度去探讨历史兴衰，具有明显的人本或民本彩。 第二，为社会下层人物立传。《史记》中的人物有天子、诸侯、贵族、官僚，也有农民起义领袖、刺客、游侠等。司马迁把这些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并通过他们还原时代面貌，让时代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显现。为了替盛世“立言”，叙述盛世完整之风貌，司马迁注意探讨下层人物的历史作用，并为他们立传，记述相关事迹。在《陈涉世家》中盛赞“
生物教具制作由涉首事”的秦末农民起义；在《太史公自序》中写到“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乱，风起云蒸，亡秦族”，这里，将陈涉起义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提到了同样的地位。《史记》中还有《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都是记录下层人们的事迹。正是对下层人民历史的重视，才能够真实地全面地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存状况。
第三，有时会从社会下层人民的立场来判断是非。
大爆炸理论 《蒙恬列传》中详细记载了蒙恬为促成秦朝统一做出的历史贡献，但在赞中却说：“吾适北边……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而恬为名将，不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对蒙恬“轻百姓力”，不顾“百姓之急”的行为进行批评；《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骠骑将军霍去病“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即还，重车馀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对霍去病急功近利，不顾士兵死活的行为进行批评；《李将军列传》中，赞扬“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的大将风度。李广自杀后，
hpoa记载“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用哭声来替为广大士卒爱护的李广鸣不平。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上来判断是非，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难得的。社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这个“人”便是广大人民众，只有作为体的人们的利益得到维护，社会才能够发展。司马迁突破时代、阶级的局限领悟到了这一点。
第四，“良史之忧”的忧患意识。
司马迁对汉武帝一朝的土地兼并、本末倒置、贫富分化、穷兵黩武等社会矛盾作出了深刻的揭露，对于当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他能够做到“不虚美，不隐恶，文直事核”，如《封禅书》中忠实记载了汉武帝迷信鬼神、宠信巫觋的行为。这些无不是忧患意识的反映，表明了司马迁对于社会治乱、国家兴亡、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司马迁注重书写民族史也体现着他的忧患意识。先秦时期有《禹贡》的五服说和《周礼》的九服说，均提倡华夷相分，羁縻而治。但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南平南越、北讨匈奴、诛灭朝鲜等战争一刻也没有停歇过。这种以武力开疆拓土的方式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地域，但同时也使中央政权的实力有所削弱。司马迁详细记载四裔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汉朝关系等正是对战争所造成的国库虚耗、边境局势的重重忧虑。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表现为对人和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命运的关注。“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也是史学中人文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2]司马迁敢于在盛世之中倡危言，冷静地思考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对统治者发出警示，不仅实践着史学功能，也昭示着一种不惧强权、心系社会命运的人文精神。
第五，赞扬正面人物，以树立蓬勃向上、积极入世的社会精神。
司马迁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歌颂那些热爱祖国，为国家的统一、独立、富强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爱国人物。如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爱国的崇高品质大加赞扬，他认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其操守“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通过对正面人物的描写，使正面人物的人格魅力得以显现。一旦这种魅力为人们所认可，人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去仿效，社会就会潜移默化地得到进化。
玉米蛋白粉 在赞扬正面人物的同时，贬斥负面人物，以示警示，规范社会风气。《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白起为秦王所赐自裁时语：“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司马迁录入此句，向世人昭示恶者的下场；在《平准书》中记载张汤之死，“而民不思”，鄙薄张汤“附上困下”的行为；在《酷吏列传》中，对王温舒的滥杀，司马elsajean挑战最粗极限
迁激愤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些语言都表达了司马迁强烈的爱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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