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评述|273
墨虽旧学，其命维新
——序顾如《立墨一一墨子经义解诂》
◎黄蕉风
虎鼬
顾如穷多年心力撰作而成的《立墨一〈墨子〉经义解诂》，是墨学复兴浪潮中空前绝后的作品。他在阐述墨家核心义理、考证《墨子》原典字义等方面，均取得了不让 于前辈学人的突破性进展。该书在坚持“以墨解墨”解经原则的基础之上，又充量延
展了墨学现代性诠释的可能性与空间。就近代中国墨学研究的谱系而言，既可将之 归位于传统治墨理路的基础性、还原性的工作，又可目为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自觉
以中国墨学对话普世诸宗教文明的“思想实验”。
今天，当代中国诸思想学派，都在思考重新建立中国学术新范式的问题，在先秦
时代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的墨家，显然应该有“三个自信”， 不能自甘于支流，自外于主流。顾如等当代新墨家，并非提倡“中国文化墨家主干说”，而是在当前人们普遍以为儒家儒学为中国传统文化唯一正统代表的观念之下，
通过还原墨家真精神，来洗刷因儒家言说传统的偏见%如孟荀“辟杨墨”的遗传）所造
成的对墨子学说的千年泼污"该书行文充满战斗性，开创了自墨子之后的、独属于墨
家学派的“护教文体”，亦为墨家取回自身学派发言权、话语权的一种尝试。墨虽旧学，其命维新。墨家古学通过活化，得以介入中国现代性秩序，该书在未来中国墨学
发展史上的地位，将在这一点上得到最终的判定。
解诂并重
清末民初，经学瓦解，子学复兴，墨学复兴在大时代背景下被开启出来"常规而言，理解近代墨学复兴有两条路径"
其一，干嘉学派学风的影响。儒生希望通过谨严的训诂考证来还原古圣先王遗
2721语言与文化研究（第八辑）
传经典的微言大义，以解决义理上的争端。对经的考辨扩展到诸子百家，历来号称古奥难懂的《墨子》因之受惠。此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墨辨逻辑学、《墨子》城守篇、《墨经》的概念核定上。学人争相训诂《墨子》，俨然成一小圈子的“神智游戏”。研发支出
集大成者为清末大儒孙诒让。他们的训诂工作，固然对读懂墨学作用不菲，然亦由于不少训诂者“以儒解墨”路径依赖之缘故，使得墨学经义出偏，闹出不少笑话"
其二是儒学权威不再，孔孟之道不敷应对西学冲击。墨学和西学在博爱、民主、科学、逻辑、自由、平等、人权诸多方面的“若合符契”引起国人的关注，国人转而向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墨家寻求可资接引西学的思想资源。其成果体现在墨学十论义理的诠释和文明对话上。突出贡献者有胡适、梁启超等人。然而也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倾向，使得此一方面的墨学复兴，存在粗疏比对、牵强附会的问题。他们的墨学复兴工作，并未完成新“经世之学”的使命。而今观之，主要还是在于把墨子学说当作孔孟之道的替代物，而非具有独立学术身位的、独特学派特点的思想学派。孱弱的民族自尊心使胡、梁等人再一次生搬硬套“中体西用”的儒家范式，以至于儒家会通西学失败的经历，也重演在了墨家身上。
孙、胡、梁等学人在经义诠释上的出偏和训诂考证上的不足，究其原因盖出于儒家式思维的窜入。例
如遵循孟子的“无父论”“禽兽论”来解墨，则不免以儒家层层推恩式的仁爱为最具可操作性的伦理道德而大加标举，将墨家的兼爱价值观扭曲为满世界输出革命、爱别人爸爸和爱自己爸爸一样的国际主义乌托邦空想。或如港台新儒家大师牟宗三批评胡适的墨学研究所说的那样，仅以墨学中肤浅有限的光学、逻辑学、力学、机械学等科学元素，来拼贴、对接、比附工业革命发展成熟的西方文明及其精神物质遗产，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组合创新，绝非严谨审慎的墨学学术研究。解经如果缺乏必要的训诂支撑，就会成为创造力满溢却满纸荒唐言的创意竞赛；训诂如果不能结合全文义理给予融贯，也很难掌握《墨子》单个字词释义的原始义和扩展义。事实上要还原一个整全的墨学之维，本就应该“解”“诂”并行，同时用力。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墨一墨子经义解诂》不但是“我注六经”、抉微大义的墨家经学，还是一部取材广泛、资料详实的墨学训诂书。顾如没有重蹈覆辙，最大限度规避了前辈学人研治墨学的误区。
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本书在训诂上提出新原则，就是“以墨解墨”、“以经解经”，首重《墨子》五十三篇文本内部可资互证的地方，其次才是典外文献、出土文献的证据。这种训诂方法，构成了一个网络化的论证系统。全书内容处处相互论证，圆
1跋评述274转无碍。国学历来是从训诂开始。只有训诂定了，经义才能发明。过往解墨之失，就
在于孙诒让等儒生“以儒解墨”，其后墨研学者步其后尘，就将一些错误的解法继承下来；使得当代墨学在和儒学相互辩难的时候，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墨子》原文内证的
论点论据。辩论基于训诂，始有根基；辩论始于义理，难免无章可循。
固然，顾如自述该书之宗旨主要在“训诂”，我却以为其“经学”的意义大于“训诂”。对具体字形字义的训诂考证，历代学者各擅其长，所得之结论，或为万古不刊之论，或历时不到一代就贻笑大方之家。是故训诂学的演进，自有其家法和规则，是非
对错留待时间和后人去验证。经学则不同，古往今来，任何学派真正能在思想或者组
织上建制而成型，都是总成全体大纲，凝练核心教义，追溯思想源流，开创言说传统。
顾如的《立墨一墨子经义解诂》充分昭彰了墨家学派的声音，提供了诸多墨学中可
资调用来介入当下社会、介入意识形态场域的思想资源，且其所述句句皆有《墨子》文
句训诂的支撑，实可称为“用墨学来说话”的实战手册书。就立足本土、活化古学、开
创新思的角度而言，顾如《立墨一墨子经义解诂》在新墨家思想学派的建制成型上
所做的工作，实可与蒋庆先生《儒家公羊学引论》开创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新局面
的贡献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用墨学说话
持平而论,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墨学发展，都面临一个问题，即无法挺立墨家自
联想家悦h3605身的学派主体性。换言之，就是不懂得“用墨学来说话”。49年以前，也就是共和国
纪元以前的墨学复兴，是学者一旦离开对西学或者基督教的援引，似乎就无法向五四
自由派和新文化运动健将申明墨学在彼时仍有价值，有以对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贡
献在哪里。此阶段的墨学复兴，失之于缺乏文化自信;49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段
时间，则是斯大林历史五阶段论等马列教条主义史观对墨学研究的干扰，如为了迎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将墨家和儒家之间的学派之争解释为农民和地主
之间的阶级斗争。此阶段的墨学研究，沦为政治表态；改革开放至今的墨学复兴，则
赶上传统文化回潮、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时代。儒学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推崇，渐
有意识形态上的独尊之势。论到国学复兴，但有孔孟之道，不见百家争鸣。墨学复兴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唯儒学，不敢扩张墨家作为具有独立身位的国学学派的
遵义县教育局2731语言与文化研究（第八辑）
骗人的把戏思想版图。即便是放到文化对话场域，也只能在“儒墨互补”上做一些小心翼翼的、众所周知的文章，连提出“儒墨之间有绝对互斥的地方”的客观事实也被目为破坏国学内部统一战线、破坏墨学复兴团结局面的政治不正确之举。此阶段的墨学复兴，在局部上堕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如果去除掉西学、基督教、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儒学的思想奥援，就无法向人们讲清楚墨学是什么、墨学的价值何在，那么这样的墨学复兴，其实际果效是需要质疑的。矢志弘扬墨学的学者，如果于今仍然没有自信用墨学来说话，那么这样形式的墨学复兴，永远只能居于当下国学浪潮中毫不重要的一隅。墨家固然不会无聊到要和儒家争夺中国文化的主导解释权而另外建构一套“中国文化墨家主干说”，不过从自身学派立场出发为当下时代建言献策的勇气和自信应该是要有的。墨学的声音，如果完全为建制所吸纳，或勉为其难成为儒学的一支，委实意义不大。墨家如果在当下仍然自甘居于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地位，那只能说明我们几代人复兴墨学的工作是彻底失败。
本书中也进一步延续了我和顾如以及其他几位墨者在前年3月份与大陆新儒家论战的一些探讨。由我主编的“墨教文丛”第一辑《非儒一该中国墨学登场了》，深度还原了这场火花四溅的“儒墨论战”，当时引起了学术界、思想界的极大震撼，有力推动了内地以及台港澳、海外的墨学复兴运动。有些人以为
我们倡导的墨学复兴，是以“非儒”、“反儒”的文化激进主义面目出现。殊不知墨子也曾“称于孔子”，也言孔儒有可取的地方，所谓“是亦当而不易也”。顾如在《非儒一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中提及新时代的儒墨关系时说到，“墨学归真在非儒，墨学复兴在立墨”。诚哉斯言！“非儒”意在矫正清末民初以来学者“以儒解墨”的思想惯性，“立墨”则在建构一套能回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墨家学说，道并行而不悖。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儒墨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儒学势大就曲意逢迎，企图搭上儒学复兴的快车道。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以“儒墨共生”而非“儒墨互补”来定位儒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当前所谓“互补”，更多是强调墨家有以补足儒家，或曰墨家为儒家支流，显见此间关系的不对等。
而“共生”则是多元共在，在同一思想领域做开放、透明、理性的对话，甚至辩论。这也才符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的时代精神。
学会用墨学说话，也是建构大乘墨学的应有之义。2015年6月份，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新子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当代新墨家宣言》。宣言提出“告别路径依赖，建
寄语市长
1跋评述274构大乘墨学”，展望墨学在当代发展的可能性。新墨学需要摆脱旧有思路，向更深层
次的义理转进，其目的就是建构公共场域内公共议题的现代化墨学。墨学大乘化有
其自身的优势，具备内在资源以回应普世文化的宏大命题，并给出回应方案和解决策略。表现在其能
够对接全球伦理，能够参与宗教对话，能够充实国学体系。墨学的“大乘化”就是“学会用墨学说话”，新时代的墨家，应有自信进入公共场域，建构一套
脱离儒家言说传统的墨家叙事方法"
国学“反对派”
顾如和我对当代墨家的定位是有共识的，即“国学内部的反对派，文化主流中的异见者”。2015年11月，由我作为学术召集人的“普世价值再思国际研讨会”在香港
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召开。会议邀请了自由主义、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新墨家、左派等学者，就“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在当前中国的思路取径进行探讨，其中
当然也涉及了儒墨关系、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之争等国学界热门话题。我注意观察了诸学派学者的发言观点，并跟踪会后媒体舆论对会议的报道情况，发现相比于作为新墨家长期论敌的大陆新儒家的“针锋相对”以及新左派的“乐观其成”，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港台新儒家似乎对墨学复兴思潮的动向表现出一种不置可否、甚至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是不是新墨家的政治光谱定位以及学派归属厘定,
产生了因外界和自身的“讯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处境错置”。
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新墨家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全盘性反传统”的遗传，本来应该是“自己人”。但墨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那么既然自由主义“全盘性反传统”，儒墨就俱为一丘之貉，谁更好一些，不过是矮子里面挑将军的问题罢了。既然打倒了孔家店，就没必要再树立墨家店。孩子和水一起泼掉。
而对于港台新儒家而言，墨学复兴不复兴，不在关注范围内。由于港台新儒家将
精力锁定在学术界，加之影响主要在港台以及海外，使得他们的思考言谈在某种程度
上隐隐有和中国大陆腹地的实际情况相互脱节处。这个情况像极上世纪*0年代初
期一批去国怀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仍保持着强烈的现实关照和旺盛的学术激情，但对当下中国现状和未来中国发展的判断，常与国情南辕北辙。盖因孤悬海外太久冲国社会关切的问题意识，早已和他们书斋里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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