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道 爱国恤民
高风亮节 后世楷模
阿尔泰山区垂直自然带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北宋将乐人，世居县城北郊封山支龟山下龙池杉田。生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卒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享年83岁。神宗熙宁九年（1073）进士，先生一生讲学不辍，传播理学，倡道东南，桃李遍天下，杨时曾历任徐州、虔州司法，余杭、萧山、浏阳知县，瀛州防御推官，无为军判官，荆州府教授。七十一岁被荐入朝，任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徽猷阁直学士。南宋时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先生学问渊博，有经邦济世之才，道德高尚、气节轩昂，为官政绩卓越，爱国恤民，清廉正直，先生历官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在知余杭、萧山、浏阳县离任后就有百姓为其画像建祠祀奉之。杨时在世时名扬海内外，北宋1123年宋使臣路允迪，付墨卿出使高丽时，高丽国王特地关心询问：“龟山先生安在”。表达了高丽国对龟山先生的关怀和敬仰。杨时极为关心老百姓疾苦，关心国家命运，犯颜直谏，反对割地求和，力主抗金。杨时是集“道学、经济、文章、气节四者合而为一者”（清张伯行《杨龟山先生文集》序），先生卒后南宋朝庭赠左大中大夫、谥文靖，加封太师，又追封吴国公。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敕立“龟山书院”，度宗御书匾额，赐祭田，春秋祭祀。元至正二十一年诰封吴国公。明太祖朱元璋令重修将乐龟山书院。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敕建延平道南祠。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追封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孔庙，位司马光之下、胡安国之上。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圣祖玄烨皇帝亲笔御书“程氏正宗”赐于将乐龟山书院加 中国网众
以褒扬。先生生前德高望重，声名远扬，死后极尽殊荣。杨时墓于1985年被福建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在将乐县政府、县政协的关心下成立了“将乐杨时研究会”，并举办了纪念杨时诞辰940周年学术研讨暨经贸旅游恳亲会。2003年隆重举办了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座谈会，海内外杨时后裔及许多研究杨时学术的专家学者云集将乐，寻根探源，瞻仰龟山先生遗址，接受先生余韵的熏陶。龟山先生虽然逝世900多年，但先生的高尚德操仍是后世人之楷模。
正如龟山陵牌楼两联曰：
承程氏正宗，开闽中理学，时与关濂媲美，
201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撷武夷灵秀，攒玉洞精英，地同邹鲁齐名。
清源正本，倡道东南，国粹弘扬昭天地，
钦祖敬宗，造福桑梓，中华崛起壮山河。
一、尊师重道，倡道东南，承前启后，完成了由洛学至闽学的过渡
京津冀一体化
、文学等）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精华。儒学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大概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的兴起奠定了儒家学说的义理纲维。孔子指出了人的真生命、真精神——仁，豁醒了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使人能在实践仁义时了解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孟子提出：仁义礼智等道德的理都是在人的心中的，人保存和涵养自己的本心善性，不断从自己思想生命内部用功夫，不断升华自己的人格，人人都可以实践仁义礼智而成为圣人。而把本心善性推出去用于家国天下则可实现理想的政治。这便是儒学的义理智慧。
到西汉，董仲舒代表的公羊学，形成了系统的天人政治论。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学”，使儒学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题，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到宋代，程朱理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高峰，程朱理学是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是以“理”为哲学思辩结构的最高范畴，程朱理学是宋元明清数百年封建统治的政治主题，也是科举取士的思想理论根据。杨时在程朱理学的发展中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时，理学起源于周濂溪（敦颐）、张载等人，但主要是以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为代表，元丰四年（1081）杨时28岁被授徐州司法“闻河南程明道与弟伊川讲孔孟绝学于河洛，遂弃仕，与建安游定夫往颖昌，以师礼从学焉”。杨时与游酢、谢良佐、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清代福建巡抚张伯行说程门四大弟子中“独推先生（杨时）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杨时辞归时程明道送之曰：“吾道南矣。”
杨时归福建后大力传播二程理学，元佑元年（1085年）杨时获息程颢逝世，“设位哭于寝门，而以书讣告同学”。元佑8年（1093）杨时已41岁，在赴湖南浏阳任知县途中，又再次与游定夫绕道去洛阳，拜程颐为师，“一日伊川偶暝而坐，公与定夫侍立不去，及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出门，雪深一尺”（宋，吕聪《问书册》），“程门立雪”成语典故即由此而来。当程颐受到当朝权臣的排挤打击“以罪流放涪陵，其垂言立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当时许多尊崇儒学的士大夫因避祸而改崇佛学，唯独杨时始终如一，坚持研究和传播洛学（二程理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杨时尊师重道的精神至今仍激励千千万万之学子。当时福建地处偏僻，文化落后，杨时将二程之学载道而南，将洛学过渡到闽学，最终使福建成为与孔孟之 乡相媲美的“海滨邹鲁”。北宋灭亡后“中原沦于夷狄，虽以嵩洛间人，亦不复知有程学，幸而奎文道脉，中兴于南，朱子者出，其中道仍大鸣于瓯闽之间，使天下后世，知有圣贤全体大用之学，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万世行而无弊者，其功大矣，后人推其所自，咸归其功于龟山先生”《道南祠记》。
杨时对宋代理学的主要贡献有：
（一）对“理一分殊”这个哲学范畴的提出有其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阐述“理一分殊”与体用的关系方面有创造性发挥。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张载著）时首次提出了“明理一而分殊”这个哲学范畴，但并没有进一步论述，而第一个对“理一分殊”进行论述的是杨时。杨时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二
面子理论者不同，但又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时将“理一分殊”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曾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杨时不但阐述了仁与义是理一分殊的关系，而且提出了“分殊”不明，则“理一”不精的重要思想。他说：“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等施之……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这就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说明，从而论证了亲疏尊卑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杨时从体用关系出发对“理一分殊”说作的创造性发挥为尔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新思维，开辟了新道路。在杨时的启发下，后来朱熹更进一步提出“理一用异说”。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以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熹高度评价杨时对“理一分殊”哲学论述时说：“年高德盛，所见益精。”
（二）编集“二程粹言”和校正“伊川易传”。
二程生前未完成自己的著述，逝世后，杨时以“先生之门余无人，某当任其责也”，尽力收集二程流散的著述，有的已“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但他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整理、润及校正，终于编辑完成“二程粹言”“伊川易传”。二程的著作学说得以流传后世，并为朱熹“四书集注”、“周易本义”等许多著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观点。
（三）杨时师承二程，高度重视和推崇“四书”。杨时曾说：“余窃谓《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
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非尧舜之道不陈于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于事，思以道授于天下，绍复先王之令绪，其自任可谓至矣……世之学者
，因言而求其理，由行而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而渐而进矣”。对《中庸》则说：“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道学之传，有是书而已”。杨时的论述对朱熹集注四书有深刻的影响。据陈荣捷教授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引用了三十二位学者731条语录，其中引用杨时语录73条（引用二程225条），杨时的言论是构筑闽学体系的重要依据。二程的理学靠杨时发展传播，而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则是师出杨时，为杨时三传弟子，“杨于程所谓见而知之，朱则闻而知之”（清朱任弘《杨文靖公文集序》）宋史杨时传说：“朱熹、张拭之学，得程氏之正宗，其原委脉络皆出于时（杨时）”明程敏政指出，杨时“有功于前圣，有功于后学”，“无龟山则无朱子”。
在当时的封建历史社会中，儒学的伦理道德对维护封建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经济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杨时学被后世认为是“真大儒之学”“真有用之学”（清陈延统语），连反对“假道学”的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也大加称赞杨时“大才卓识，有用之道学也”。安全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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