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学报
董仲舒《春秋繁露》简析
《春秋繁露》是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所作的政治哲学著作。《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蕃”与“繁”古字相通。《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一、《春秋繁露》的创作初衷
作者董仲舒是汉代的经学大师，他不仅博学多识，担任过朝廷的大官，而且“居庙堂之高则思其民”，决心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促进国家的强盛。而且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人民因为战争而终日慌乱不安的心也终于平静。
经济得到发展，政治上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急需一种理论体系来巩固，于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应运而生。
董仲舒在当时的社会上不仅是远近闻名、人人尊重的大学者，而且他做官理事的能力又非常出，他曾两任汉朝分封国的国相。因此，有这样一位能力不俗，又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为汉代武帝出谋划策，皇帝当然会欣然接受。《春秋繁露》作为董仲舒的代表作，主张在以往儒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集权统治，这样的思想正是汉武帝想要的。 汉武帝有着建立千秋大业的雄伟壮志，首先就要有支持他统治的完备思想体系的支持。而经董仲舒潜心研究《公羊春秋》，以《公羊春秋》中“春秋大一统”为主旨，把儒家尊崇的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以及阴阳五行家的学说贯通起来，并且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思想精华，为《春秋繁露》打下了深厚的写作基础。
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武帝尊重。
达菲林二、董仲舒的所营造出的新的儒学体系
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影响不言而喻。而最初百家争鸣局面盛行时，儒家仅仅是众多学说里的一个学派，并没有突出。而儒学之所以能够达到后世的繁盛，与董仲舒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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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武帝早在未继位之前，就对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加上董仲舒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完善，在《春秋繁露》中细致分析了儒家学说之后，汉武帝心中早前的那
株儒学的幼苗得到了滋养，发展成长，于是他迅速又投入到向天下宣扬儒家活动里。由此看来儒家能对古代中国产生这么显著的作用，董仲舒无疑是背后的大功臣。
儒家思想的“礼治”主要体现为一种有区别的“异”，这种“异”体现在多种方面，包括富贵与贫贱，长辈与小辈，亲人与友人等差异。新形成的儒学体系通过这种差异，形成仿照周礼而推及的儒家礼治。
对于儒家而言，社会的动荡往往由于礼治的实行不善，要想使社会长治久安就要把完善礼治作为重要工作。这种“异”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变相的等级制，虽然百姓不能够自由越级，但是被固化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制度下的人民得以过上安稳的生活，统治者的专制主义统治也能有所加强。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这选自《春秋繁露》，大意为，春秋的道理是信奉上天和效法古制。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主张中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统一是必然的，并且对“天”表现得尤为尊崇，认为自然界存在着神，把王权和神权结合起来。
使得王权神化，受统治的百姓更加信服，都臣服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因此《春秋繁露》
是深受统治者欢迎的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这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新发展方式也使新儒学体系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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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秋繁露》反映出董仲舒的神学唯心思想
填料函董仲舒的思想主张主要可以阐述为“三统”和三正”。由于他不仅继承了儒家礼治思想，还吸取了阴阳五行家学派的精华，所以在《春秋繁露》中他把人文自然归结出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有着儒学的“骨”和阴阳五行家的“血肉”，并且做出了多种多样的牵强比附。董仲舒主张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
这种神学体系在后人看来可能是较为落后的，但却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具有较强先进性。为了发扬完善神学唯心思想，董仲舒又将其细化，创造出了以神学唯心为中心的分支思想。
比如“人副天数”说，把人与天构成联系，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被他比附作一年的日数、月数，或者是五行、四时之数；根据人身体内的五脏六腑和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进而获得了“为人者，天也”的结论。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研究，董仲舒认为上天是给予人类生命和所有事物的馈赠者，上天的力量无边。
人们常知的是人性有善良的一面，相反也有丑恶的一面。董仲舒将人性与神学相结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说的是“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大意为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功用，人也同时具备了贪婪和仁爱两种本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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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和“性三品”。他其中的一部作品中，就说明了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便是他“阴阳”思想的体现。“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总体来看这就是封建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且他把 “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和金、木、水、火、土这样的五行相比附，阐发为“五常”的主张，这便是“五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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