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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黄朴民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秦汉时期人们的政治理想追求之一，乃是致力于“大一统”之梦的构筑与实现。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经儒、墨、法等先秦诸子学派的倡导和弘扬，“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到战国末年，终于在统一条件基本具备的基础上，由秦国通过战争这一暴力手段，横扫六合，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现实，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即使是在分裂割据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仍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居。又如清统治者也将其入主中原、底定天下看作是“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范文程 《
入定中原状》)之盛举。而当时的知识阶层，更是突出地流露出了盼望统一的心态。如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十六国春秋》、《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等著作的编撰范围，都不以当时某一小朝廷的统治区域为界，而以“大一统”国家为准，这明显反映了当时人们要求统一的深切愿望。由此可见，“大一统”观念作为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一 “大一统”之梦的历史渊源与思想主旨
“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在这里是推崇或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管子·五行》尹知章注)。换言之，“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和颂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也即对“一统”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后来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或规模。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在解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时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此处何休所说的“大一统”，指的就是统一的规模与程度，是上述“大一统”的第二层含义。这已经和原义稍有不同，词组由原来的动宾结构变成了偏正结构。但因后一种理解比较合乎现代汉语语法，所以普遍为今人所接受。其实两者的意思并无根本的区别。避雷系统
“大一统”所包含的具体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有所丰富发展。一般而言，其地理概念是指国土统一，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其政治概念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即所谓“天下若一”，“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时间概念是长久统一，江山永固，即所谓“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其文化概念是指文化习俗六合攸同，仁义德泽流布宇内，即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仪）行也”(《战国策·赵策三》)。到了宋代欧阳修、朱熹等人那里，又将“正统”说纳入“大一统”的理论体系之中，这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书法范例·正统例》中有明显的反映：“凡浑一天下为正统，正统者，大书纪年。继世虽土地分裂，犹大书之。其非一统，则分注细书之。虽一统而君非正系或女柱，亦分注书之。”很显然，这是强调“大一统”必须以“正统”或“有德”者为中心，从而设法弥补早期“大一统”说之不足。使“大一统”理论更好地适应社会政治的现实。
导弹打飞机“大一统”的思想产生于先秦，早在殷周时期，这一观念即已开始萌芽：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诗经·商颂·玄鸟》)
维禹之绩，四方攸同。(《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尚书·立政》)
到了春秋战国，这一思想遂进入基本定型的阶段。在当时，西周礼乐文明遭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大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称雄，混战绵延，人们饱受这一政治无序所造成的苦难，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于是出现了《禹贡》、《左传》所称道的“九州”说，虚拟所谓的黄帝“大一统”，想象所谓的夏代“大一统”：“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尚书·禹贡》)。
在“大一统”思想确立过程中，先秦诸子曾发挥过突出的作用，在其学说中普遍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要求。虽然诸子各家在统一的方式和内容上存在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他们的共识。如法家积极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墨家竭力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后来的秦统一与汉统一，才有秦始皇的“行同伦，车同轨，书同文”之举。
当然真正在“大一统”理论构建中做出特殊贡献的，应首推儒家。孔子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奠基者。面对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局面，他一再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抨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他褒扬管仲，着眼点也落在管仲能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维护华夏名义上的统一这一点上：“管
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论语·宪问》)。为此，他提倡“克己复礼”，反对“犯上作乱”，主张重建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将“大一统”理念作为微言大义隐寓于自己所整理修订的《春秋》一书之中，遂成为儒家、乃至整个古代“大一统”思想的不祧之祖。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取舍相反不同”，但对于“大一统”的理念，却是一致认同的。如孟子与荀子，一个大声疾呼“（天下）定于一”，另一个也明确指出“四
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间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孟子·梁惠王上》；《荀子·王制篇》)。在他们和其他儒家人物的努力倡导下，“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
在“大一统”思想形成过程中，《春秋公羊传》曾起过重大的作用。《公羊》学强调“大一统”，建立起相对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就是“大一统”思想的集中反映。它的本质属性是进步的，是属于为中国统一事业的发展而呐喊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它所主张的“王者无外”的理想境界，为儒家的“一统”观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发展到新的水平。
《公羊》的“大一统”理论是对先秦诸子“一统”观的总结和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讲，
是儒家对中华文化、政治日趋成熟的一大贡献，并对秦汉以降中国历史的演变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汉代儒者继承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重视揭示《春秋》中有关“大一统”的微言大义，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王吉传》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所反映的都是这一现象。然而汉代《公羊》学对“大一统”思想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它作形式上的肯定或推崇，而是对其内涵作了实质性的丰富，从哲理的层次上对其进行了抽象和升华，使孔子所创立的“大一统”观系统化、哲理化和实践化。如董仲舒就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集中阐述和发挥了“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以及“尊王大义”：玩命关头3东京甩尾
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春秋繁露·重政》)《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王道》)这样，就从哲学的高度，也即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思想的神圣性与合理性。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同样把“以元统天”、
“立元正始”作为自己宣传、弘扬“大一统”主张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宗旨：“一国之始政，莫大
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用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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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磁指数预报综上所述，“大一统”是中国古代人们的普遍心理认同，其思想存在于先秦诸子的学说体系之中，而以儒家的阐述最为系统而深刻。《公羊》家通过解注《春秋经》，丰富了“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使之在哲学的层次上得到提炼和升华，从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 “大一统”之梦笼罩下的秦汉政治与文化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先后诞生，使“大一统”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践。尤其是当汉王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丰富深化。换言之，秦汉以降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一切政治文化现象，都笼罩着“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大一统”始终为“天地之常经”：“《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首先是学术文化的统一。秦汉时期的中央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维系“大一统”，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这在秦代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西汉初年是尊崇黄老之学：“其治要用黄老术”；“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风俗通义·正失》引刘向语)；“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史记·儒林列
传》)。自汉武帝起，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上的整齐统一直接影响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规范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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