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
晚清学术文化是历史上“极绚烂”的时期，是一个“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梁启超语）的时期。面对西学之冲击，中学的发展开始挣脱了传统的汉宋之争和今古文经学之争，在汲取西学的同时开始了废弃旧学创建新学的时代更新。 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如涵养转深沉，’盖于旧学所入愈深，乃益以促其自觉之心，增其自壮之气，而完其独立发明之业”。①旧学是新学的基点和前提，没有旧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源于旧学的经世之学对于以“实用之学”为特征的西学的认同和最初的接纳，就不会有近代新学的起步；没有源于中学的今文公羊学与西方进化论的结合，就不会有康、梁比较完整的新学理论形态的出现；没有旧式书院和科举八股自身更新变革的现实要求，没有洋务以后新学堂体系与旧学体系的双轨并行及其渗透，就不会有近代新学制度上的重大成果。
陈其泰在论述梁启超和夏曾佑的学术文化转向过程时说：“在晚清新学创造的实践中，梁启超、夏曾佑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他们接受了由龚自珍和魏源奠定、康有为所发扬的进步公羊学说的传统，站在哲学思考的高度，信奉万事万物处在变易之中和人类历史朴素进化的观点，强烈要求革新政治、以救亡图存为已任，同时，他们热心学习和传播西方进化论和其他进步学说，决不以公羊学家自限，不墨守清代经师附会经义的旧规，并且摒弃主观武断的方法，努力运用近代进化论这一新鲜哲学观探求新知。”②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寻求对接点，并借以完成新的学术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当然不只是梁、夏的特征，凡属近代的新学家们，无论是比较激进的康有为，还是相对守成的张之洞，尽管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不同，使他们对于西学和中学的具体内容的取舍有所不同，但他们创建新学时兼取中西会通古今的路径却基本一致。
因而，近代新学实际是新时代中西学术文化交汇过程中的新生命体。诚如梁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aza ②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启超所预言：二十世纪是中西文化“结婚”的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吾家
她来自台北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①
一 “即中即西”之学
“故者方灭，新者即起，谓之迁变。”《国学讲习会序》的这番新旧更易的论述，从历史变迁的大势上简赅地说明了近代新学的时代意义。从学术文化的历史演进角度而言，“新学”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并体现了时代的内容，正如旧学所标志的是一个旧时代及其内容的完结一样。但近代新学却不是中国旧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而是中国旧学回应西学的冲击，在自身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势下，不断引入西学，整合中西的结果。在弃旧图新的历史变动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并以实用为特征的西学，成了中国士人更新学术、重建体系的主要资源。“中国新学是在西学输入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西学’与‘新学’这两个概念有若干同一性。……转而学习西方，引入许多新的技术艺能、思维范畴、学说体系和社会理想，以至中国近代新学从内容到形式都
深受西学的熏染，不少新学家亦言必称西学。这样，人们往往把新学看成全然是‘外铄’的意识形态，看成是西学的东方翻版，当作没有民族文化根基的‘海外奇谈’。”②把西学直接等同于新学，不仅史有其陈说，而且今也不乏其论。葛荣晋在《中国实学史研究》中仍持此说：
当1840年中国跨进近代门槛之后，中国便由封建社会转变成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新学（西学）逐步代替实 学，而成为学坛的主流，代表着时代前进的趋势和方向。③
在这里，作者径直把新学等同于西学。因而，只有厘清新学与西学的相互关系及其区别，才能真正把握近代新学的历史特征和民族定位。
首先，西学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对稳定的，通常所指是西方各国的学术文化。尽管由于时代和学识背景所致，人们对于西学内容的认识也有所不同，
①《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龚书铎：《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②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龚书铎：《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第42页。
③葛荣晋：《中国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三叶草成人如郑观应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张之洞也曾将西学分为“洋务五学”等。但它所揭示的学术文化内容却主要是以地理、民族特征为主要依据的，所以
vea它是与“中学”相对应而互为参照的，如李鸿章所说“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①的“洋学”与“华学”，一般士人所说的“泰西之学”与“中华之学”的对应等。新学却主要不是从地理、民族特征上，而是从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上揭示其学术文化内容的。近代新学所表达的意义及其特定的内容，昭示了学术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时代的变迁。梁启超在《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中，以学术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说时了时代特征对于新学的意义。如下表：②
国 势 君 主 学 术 民科尔曼 德
清 外族同化 雍正、乾隆 士以考据、词章自 庸懦、卑怯
主权、专 以阴险威下 遁、不复知学，其 狡诈
制力甚强 黠者以腐败矫伪之
伪虎鲸朱学文其奸
现 文明之外 四十年来主权 旧学澌灭，新学未 混浊达于极
族侵入、 者以压制敷衍 成，青黄不接，谬 点，诸恶俱
今 主权无存 为事，近而益 想重迭 备
甚
梁启超文中所说的“现今”是1903年，正是“新学”风行之时。由表中对照可知，“新学”是一个学术文化新时代到来的标志，同时也是宣告旧学时代终结的界碑。它是一个具有时代内容的新的学术文化体系。但是，时代的发展虽然已经将旧学逐出了现实生活的领域，新学却仍然未能取代旧学，完全占领新的生活领域。一个学术文化的“青黄不接”之际，旧学体系的澌灭与新学体系的成型并不同步发生。所以这里所说的新学，是中学发展历史阶段上的一个更新物，它经历了萌生、成长、成型的历史过程。在戊戌年间，就有人以“新学甫萌芽，
势尚孤，不获大伸其志”③来描述“新学”的状态。此后，在20世纪初年仍有类似的
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
②参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③《戊戌变法》（四），第79页。
说法用以表述新旧学交错更迭的情状：“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
青黄不接之叹。”①新学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新的学术文化形态，此时尚在形成过程中，人们还不能确切地把握它的特征，但却在与旧学的对比中认识到它是一个正在萌芽生长中的事物。“新学甫萌芽”所表达的是正在成长中的一种学术文化，而此时的西学传播则已十分普遍，正是“如火如荼”（梁启超语）处于强锋之势，当然不能以“萌芽”喻之了。所以，近代新学是经过旧学的蜕化将成而未成的“新生物”，而不是西学本身的引入，因为就其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言，并不存在“旧学澌灭”基础上的“西学”“未成”问题。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看，
西学的大量引入是中学“旧学澌灭”的前提，而不是“旧学澌灭”才导致“西学”的“甫萌芽”；而“新学”萌生的前提却是“旧学”的“澌灭”。
当然，广泛译介外来学说和思想是创建近代新学的前提条件，也是20世纪初年进步思想家们的主要功绩。“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然而，引入西学的目的在于更新中国的旧学，而不是遗弃中学，“非彼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②因而，新学是创建中的产物，其特点贵在“创”，即“以能创新学为优”，③西学是译介的产物，其特点则贵在引入。
其次，近代新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脉系经联，是中学本身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西学则专指西方各国的学术文化，与中学没有前后相继的历史关联。
西学的输入为近代新学创建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也引领着中学的发展发生了方向上的变革，但西学的引入本身却不能构成“新学”。洋务运动中各种旨在译介西学的机构，引入了大量的西学书籍，“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学生留美之举，”然而，“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④只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
种”，为新思想即新学的创建者们提供了“枕中鸿秘”而已。
新学，是指具有反叛旧学精神的一种系统的思想、观念和体系，它源于对旧
学的深刻批判、反省和超越。因此，从学术文化的渊源上说，近代新学是从晚清
①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三编〉自序》，《国学萃编》第５期。
②参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③《汪康年年谱》，《戊戌变法》（四），第204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9页。
中学的“经世致用”学风和公羊今文学直接抽演发展而来，所以无论是新学创建者的梁启超还是新学反对派的王先谦、叶德辉等旧学派们，都认为近代“新学”
与倡导公羊今文学以经世的龚自珍、魏源关系甚大。“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
吾见并世诸贤，能为现今思想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远溯龚、魏。”①叶德辉在《叶吏部与石醉六书》中谈到“新学”与中学演变的相互联系时说：
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沈文起所谓书短而易习，义浅而易推者。……盖尝论之，日中则昃，……有康雍之纯朴，而后有乾嘉之文治，有戴、段、毕、阮诸人之实事求是，而后有魏、龚诸人之嗜奇争胜，有东塾之平实而后有新学之猖狂。……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何论文字之粗迹乎？
从中可知，新学是中学不同发展阶段上交相起落兴衰的不同学术文化特征的特定产物，与中学上有渊源下有流变，当然不是“西学”所能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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