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期末论文——中国经学发展史概略·导言 ·经学发展概况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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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经学作为传统国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上至先秦，下迄今日，无时不
影响着我们的思维、生活等各个方面。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徐复观先生呼吁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并认为“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 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读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
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经学的重要性便可
麦哲伦海峡想而知了。
本文便从思想领域概述中国经学史的发展。
第二部分
经学发展概况
首先了解何为“经”。“经”，按其本意讲，是纵丝的意思。章太炎道：“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
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
关于经学，日本著名经学家本田成之认为，“所谓经学，乃是在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的基础上加以文学的、艺术的要素，以规定天下国家或者
个人的理想或目的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正如他所言，广义的经学几乎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经学既是制度，又是风俗伦理，还是精魂。对于经学
史的研究，既不能仅仅把经学看作是封建帝王实行统治的权术，也不能矫枉过正，把一部经学史简单化成一部经学思想史，甚或变成哲学史的蹩脚的替代品。经学是五千年中国文明所形成的规范和指导中国人生存的大经大法，对它的探讨就是从整体上探讨传统中国文明的本性及其可能性。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通常所讲的经学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研究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一门学问。
既然研究的是儒家经典，就必须对其发展历史有清晰的认识，下面就结合儒学经典的发展浅谈经学发展史。
现在所谓的儒家经典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一、先秦经学
春秋时期，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
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不过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导了编辑地位，原始文本则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经”作为经典解释，始于战国，而当时称“经”的，并不限于儒家典籍。把儒家典籍称作“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在战国时期，百家争
鸣，儒、墨、道诸家并起，《墨经》、《道经》等与儒经并行于世。
二、秦汉经学
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六经除了《易经》以外也未能幸免于难。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从经籍发展来看，西汉时，六经之中，因《乐经》失传，《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又以《孝经》、《论语》与五经相配，合称《七经》，但汉初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依各家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
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可以将经学视为先秦原初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今文经”，其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
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
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
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
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三、魏晋南北朝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
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
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
四、隋唐经学
迄至唐代，将《春秋》、《礼经》各分为三，立三传、三礼之名，儒家经典演变为九部，即《诗》、《书》、《易》、《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称为《九经》。
王充论文与道
语音通讯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运用经学确立了他的政治法统地位。
五、宋朝经学
宋初，于《九经》外，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四部，“《十三经》之名，遂一定而不可复易矣。”
宋代理学开始兴起，自晁迥之后，理学家们以重新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以疑经、改经、删经来进行回归先秦经典的活动，阐发他们的主张，或保守、或激进。此时期，出现以《论语》、《孟子》加上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合称的“四书”，因为被界定为还原圣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为超越五经的思想著作。
六、明朝经学
明代延续了宋代的理学路线，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例如王阳明即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劾，与腐败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盗、商人与士人，以日本为重要根据地，进行活动，连带将日本的经学进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阳明皆被各粝与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响了水户学派的政治论调，进而在明治维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七、清朝经学
清代初期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士人开始思考王阳明路线的弊病，另一方面因为清朝皇帝实施、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经学中较不介入政治的的实学与考据路线，遂特别发达，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方式来研究经书，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划分学术流派，可以说，清代初期的经学思想是被明朝遗老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影响主导的。清末基于时代需求，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最为有力活跃的人物。
配合力
八、民国以后的经学
到民国时代以后，西学、政治运动思潮强烈冲击了传统经学地位，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遂下降，经学也就逐渐式微。
两岸分治之后，经学在中国大陆上受到毁灭与破坏，特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对之下，当时的台湾对于经典思想的保存较为完整妥善。
今日，中国大陆开始重新检视经学内容，企图以经学立场建立足以与西方价值对抗的中国价值。台湾方面则因政党轮替，在去中国化以本土化为主的思维下，经学研究反而显得低调。
第三部分
结语
中国经学的思维具有极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和复制的，例如“疏不破注”、例如“述而不作”等等。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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