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四英语天命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惟有人类精英——圣人才能知天命。圣人死后，圣人对天命的认识就在他们留下的经典书籍中。对经书的学习、解释，形成一门中国特的学问——经学。汉代汉武帝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法定的意识形态，从此后两千多年里，经学始终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崇奉。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往往通过对经书的不同解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产贯彻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这种以经学为形式展开的政治理论斗争贯穿中国经学史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 经书。经书就是儒家学派所尊奉并为中国封建时代官方政府法定的几部典籍的总称。在先秦时代，儒家学者们所学习和传承的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汉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遂被立为五经，因为乐是空有其名而无典籍留传。宋代一度扩大到13经。值得提出的是，宋代儒家学者继承唐代韩愈的做法，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四书形成后，特别是朱熹作《四书集注》以后，其在经学上的地位和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都远远超出的五经，构成经学史上极重要的范式转换。
经学是以经书为文本、以孔子儒学为解说的官方法定的意识形态载体，是思想统一的标准，只能学习、解说，不准怀疑、违反。(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77页。)经学确立后，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
两千多年的经学史，可说是一部经学内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大的有汉学、宋学之争，汉学之中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中又有齐学、鲁学之争，齐学中又有不同的师法、家法之争。这些派别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经学问题，而实质却是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政治利益在学术上的反映。但经学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经学的范围内，通过对中国封建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经典的解释来展开论争的，都尊奉孔子为圣人，都服务于现实的封建政治。
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汉代经学的义理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伦理道德最高本原的论证，一个是自然和社会整体的内在秩序的探索。用董仲舒的话说，前者叫“求王道之端”，后者是“观天人相与之际”(《汉书·董仲
舒传》)前一主题在“春秋公羊学”中有突出的表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公羊学对这个本原有两个称号：一是元，“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玉英》)一是天，“天者，万物之祖”(《春秋繁露·顺命》)元指时间上的开始，伦理上讲是神圣的；蕴涵着封建的伦理政治制度是神圣的思想观念。天是就本原是人和万物创造者、主宰者的意义上说的。从天寻一切社会政治行为的最后根据是汉代公羊学家的最重要原则。
依据经学文本变迁、经学流派演化特别是依据经学影响政治力度的强弱，本文将经学史分为汉学系经学、宋学系经学和清学系经学三大阶段。
汉学系经学从汉武帝独尊儒学、立五经博士起到唐代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五经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以通经致用为目标，在当时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中影响巨大。汉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宋学系经学从北宋新儒学复兴起到明末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四书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从通经致用逐渐转变为以经学培养人的德性，在当时的教育和思想文化方面影响巨大。宋学系经学的代表是理学派的《四书》学，代表人物是朱熹。
清学系经学从明末清初到晚清戊戌变法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集历代经学之大成，经书已经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载体转化为一般性的文化典籍，各学派对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主动迎合现实政治，有的有意回避现实政治，有的则主张改革现实政治。清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晚清《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康有为。
控制与决策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经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是多层面的，大致可以分为统一思想、培养人才和制订制度几个方面。
汉武帝时期之所以确立经学的官方学术地位，其根本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要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董仲舒在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明确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
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其道，勿使并进；邪辟（pì）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宋代王安石主持对《诗》、《书》、
《周礼》的重新注解，号为“三经新义”，统一社会思想。朱熹编《四书集注》亦有此意。经书是上古、三代社会生活的记载，其中尤其侧重于对古代政治的记载，在后代经学家眼里，那时的政治是圣王之政，是后代必须学习的理想目标。所以，经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研究经书中记载的圣王之政，将其应用到现实的政治制度建设上来，使上古、三代的圣王之政再现于当时的封建王朝，这在古代就叫做通经致用。如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汉大将军霍光废掉昌邑王而立病已(汉宣帝)即位，理由是病已学过《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王莽以《周礼》改制。
政协提案以经学改制，早期成功者多，后期失败者多，原因是中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大的变化，再用上古形成的经书来改制显然是不行了。于是宋学系经学则减弱了五经的地位，而更推崇讲求个人修养的四书文本，从早期经学的经世致用转变到以经学培养人的道德情操，这是顺应时势的经学范式转型，这种转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从外向开拓型向内向收敛型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温室气体排放经学与政治的双向互动关系。经学从总体上讲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两个领域，
道和政彼此间矛盾、不一致是驰名难免的，作为现实的政治统治集团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直接出面干预经学的理论问题。汉代的皇帝利用政权力量统一经学。汉宣帝在公元前51年参加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于公元79年，又大集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这次会议的记录由班固写定为《白虎观通德论》，由朝廷颁布全国。
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具体讲，从学派上说，今文经学相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更关注现实政治；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学对政治的影响较为广泛，特别重视通经致用，积极干预政治，而后期的经学如宋学则侧重于经学对人的思想、道德的熏陶，如心性修养等。且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
过去对董仲舒一直有误解，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从此禁绝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其实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汉武帝就采纳了丞相王绾(wǎn)的建议，罢黜了专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之言的
贤良。建元六年(公元前145年)武帝启用“好儒术”的田蚡(fén)为相，放手让他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以优厚待遇延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儒学从此成为官学。并建立太学(国立大学)，教授五经，从学官弟子里选拔官吏。经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正在逐步形成。经学成为当官的敲门砖。
注释与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作为一门政治彩极为浓厚的正统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从汉武帝起，历代帝王所需的儒术或经术，主要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包装的统治术。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以符合孔子所憧憬的不变的天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通经致用是途径，即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为现政权进行辩护、粉饰，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由于这种特殊背景，汉武帝以来经学日趋昌盛。
谶纬(chèn-wěi) 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
曹德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依据经学文本变迁、经学流派演化特别是依据经学影响政治力度的强弱，本文将经学史分为汉学系经学、宋学系经学和清学系经学三大阶段。
汉学系经学从汉武帝独尊儒学、立五经博士起到唐代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五经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以通经致用为目标，在当时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中影响巨大。汉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宋学系经学从北宋新儒学复兴起到明末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四书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从通经致用逐渐转变为以经学培养人的德性，在当时的教育和思想文化方面影响巨大。宋学系经学的代表是理
学派的《四书》学，代表人物是朱熹。
清学系经学从明末清初到晚清戊戌变法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集历代经学之大成，经书已经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载体转化为一般性的文化典籍，各学派对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主动迎合现实政治，有的有意回避现实政治，有的则主张改革现实政治。清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晚清《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康有为。
简而言之，儒家知识分子努力地试图认识仁的完整意义，仁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公共行为，一种对超越的回应。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将古代小因政体这一转型的特点归结为文官制度的儒家化，却又是片面的*当儒家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汉代文官制度时，他们所珍惜的价值也明显政治化了。将儒家价值政治化以加强汉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加入政府的儒家知识分子出于理想主义的理由将政治道德化，是汉代政治文化中两服相互冲突的思潮。前面提到的陆贾、直言不讳的学者兼官员辕闭生、著名的通人董仲舒、文人哲学家扬雄即是显例，都想比政治为他们的“道”服务c他们都关心学习圣贤在汉政府的实际运作中如何得到保证f他们想将政治道德化的意愿时常遭到挫折．但是，他们坚持传播儒家学说，大大有
助于儒学逐渐确立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i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政治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包括少数统治者在内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为原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直接进入权力中心就已做到了这一点。主义要求导致了显而易见的结论：政治、道德不可分，而且道德比政治优先c然而，不可否认，“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是无法付诸实践的．只有圣人才有资格为王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汉代没有一个皇帝，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个皇帝是圣人。尽管据说汉武帝曾转而信奉懦学，但他仍然粗鄙残暴．完全依仗严刑峻法，最坏的是还出奇地迷信。儒家伦理在现实中极少触及统治者的内在生活，它经常被当作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武器而滥用。天子本人未必愿意修身，但是，他可以充分意识到确保大臣们修身的政治利益。虽然掌权的学者兼官员自己也许并不会将儒家伦理付诸实践，但是，他们肯定明白，倘若平民树姓真那么去做丁的话．保持社会稳定的任务就相对容易完成了c
孔子自许为古人的爱慕者、传统的传播音，而不以传统的改革者自居。山他赞同人必须靠自我努力学做完人的占老智慧，因此，掌握和精通文化，超越人的本能天性，是人的基本活动。动物的命运是注定的，几无选择可言。人，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则享有广泛的MJ能性c人性有个无言的特征，就是可塑性．由此也就有了可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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