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择到契约_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_奥立弗_E威廉姆森

从选择到契约: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
美 奥立弗 E.威廉姆森
igs赵 静 丁开杰 译
内容提要:威廉姆森主张从选择视角转向契约视角,对企业组织理论进行研究。他针对理性体系中的宏观组织理论,提出了从组织理论到契约经济学的五个内容:(1)在更现实的条件下对人类行为者进行描述;(2)对所有重要的行为规范保持警觉;(3)治理的替代模式具有分立的结构方式;(4)多数属于微观分析法的行为分析;(5)合作适应性的重要性。最后,威廉姆森认为,采用契约视角来分析企业组织,就很自然地要求对企业进行重新的定义,作者认为,企业不是作为选择理论传统所说的一种生产功能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出现的。
关键词:治理结构 契约 交易成本经济学 组织理论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3947(2003)03 0079 16
长期以来, 组织是重要的,并且是可以分析的 等命题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怀疑。当然,也有明显的例外,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 产业与贸易 (Alfred Marshall,1932),约瑟夫 熊彼特的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Joseph Schumpeter,1942)以及弗里德里希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945)关于知识的论著。像
索尔斯坦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904)、约翰 R 康芒斯(John R.Com mons,1934)和罗纳德 科斯(Ronald Coase,1937)等制度经济学家,以及罗伯特 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915)、切斯特 巴纳德(Chester Barnard,1938)、赫伯特 西蒙(Herbert Simon,1957)、詹姆斯 马奇(James March,1958)和理查德 斯科特(Richard Scott,1992)等一些组织理论学家,也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组织问题。
人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了这一点究其原因,一是指出组织的重要性要比分析组织怎么重要以及为什么重要容易得多 ,二是选择方法在经济学中的流行也对此产生了阻碍作用。因此,从契约视角来考察经济学中的组织理论,其内容不同,而且也显得更加重要。本文从契约理论的视角考察经济组织,并且特别重视企业理论。
一、选择理论和契约理论
在整个20世纪,作为选择理论的经济学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正像利奥奈尔 罗宾斯在
作者简介:奥立弗 E 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是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教授。译者简介:赵静,中国人民大学。丁开杰,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因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  编者。
企业的行为理论 很明显是研究组织经济理论最早的代表作之一,(Cyert and March,1963),不过,与大多数经济学
家关注的问题相比,它只是讨论一些更细微的问题,例如,把商场的价格精确到零。关于细微问题的讨论,参见Williams on在1999年的相关文章。最近,行为经济学研究不断兴起,可以理解为对与Cyert,March和Simon相关的 卡耐
基学派 内容的一个滞后反应,行为经济学讨论更多的是消费行为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
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 一书中指出的: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将人类行为当作可交替使用的稀缺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研究 (Lionel Robbins,1932)。在两个类似的框架中选择理论获得了发展:一是消费者行为理论,它研究消费者追求的效用最大化;另一个是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理论,它研究企业追求的收益最大化。提出这种体系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相对价格和可用资源之间的变化是如何影响数量的。在整个20世纪,这一体系成为了经济学的 主导范式 。
但是选择科学不是研究复杂经济现象的惟一视角,也并不总是最有启发意义的研究视角。另外一个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詹姆斯 布坎南提出的契约理论。布坎南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只关注选择理论及其相关的最优化工具是错误的。不论这种判断是对还是错,人们的确忽视了契约科学的并行发展(Buchanan,1975,p.225)。
布坎南认为,最需要契约理论的是公共财政领域,具体说,也就是公共秩序领域。 政治是个体间进行复杂交换的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们集体地寻求他们无法通过简单市场交换而获得的有效保障。
在公共秩序领域,契约方式会引起人们对博弈规则的关切,宪政经济学的问题也就由此产生(Buchanan和Tullock,1962;Brennan和Buchanan,1985)。
不论博弈规则是什么,契约都有效地支持了博弈的进行。后者是我所指的私人秩序,这需要交易直接参与者的努力达到动机一致,并需要形成治理结构,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交换需要。这种自助式努力的目的是在自愿交换中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共识,它能够减轻契约风险。从1870年到1970年,一直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忽略的战略性问题(机制设计、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或不完善契约行为的所有文献都与之有关),现在都开始走向了前台(Mako wski和Ostroy,2001)。
金融英语证书图1 选择理论和契约理论
图1列出了选择理论和契约理论的主要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选择理论(正统观念)和契约理论之间的区别。后者又分成公共秩序(宪政经济)和私人秩序,私人秩序再形成两条相联的分支,一条始终关注动机一致(机制设计、代理理论、正式的产权文献),第二条分支描述对不断发展的契约关系进行治理的特点(契约的实施)。本文主要关心治理,特别是企业理论的相关治理。
二、契约视角下的组织理论
组织理论是一个大的主题。宏观组织理论与微观组织理论通常是分开的,前者与社会学比较接近,而后者与社会心理学较为接近。一般而言,我们需要把理性的、自然的和开放的体系方法区分开来(Scott,1992)。我主要关注理性体系中的宏观组织理论(参见赫伯特 西蒙的论文)。
除了用这种方式界定组织理论之外,我还考察了经济学上的组织理论,我的考察并不是通过选择视角进行的,而是契约视角。尽管有时候那些提出主流范式的人忽视组织理论(Posner,1993;Reder,1999),但是契约/私人秩序的视角表明,在经济学中,被主流范式所掩盖的组织理论有时候是最基本的内容。
(一)从组织理论到契约经济学的五个内容
组织理论的第一个内容是在更现实的条件下对人类行为者进行描述。西蒙曾经很明确地指出: 在确定我们的研究日程和告之我们的研究方法方面,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人类的本质所抱有的观点更重要的了,人类行为是我们正在研究的对象。 (Simon,1985)因此,社会科学家怀着极大的兴趣(迎接挑战)分析了人类行为者的认识特性、自利特点,以及其他的特点。
西蒙把理性作为认识的假设(1957),基于这一假设,他认为行为是理性的,而且仅仅是有限理性的。在他看来,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是用 令人满意 来代替 最大化 ,或者可以说是 足够好 (1957b,P.204) 。
对于治理的研究也要借助理性,但是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不同的:所有复杂的契约都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善的。因此,参与者将会产生适应意想不到的混乱状况的需要,这种混乱可能是由于最初的契约中的歧异、错误或遗漏造成的。如果我们不把自利描述成 动机的脆弱性 的话,那么,这种适应性就必然产生, 动机的脆弱性 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条件,它包含了一些战略考虑(Simon,1985)。如果行为者不仅(由于理性)要适应无法预见的问题,还要(由于机会主义)面对战略行为,那么,有代价的契约就可能(拒绝合作、无法协调、要求重新谈判)崩溃。在那样的情况下,私人秩序通过设计支持性的治理结构来缓解未来的契约僵局和崩溃,这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如果我们假定人们对利益分配达成共识,讨价还价也无需成本,也就不需要这种设计了。然而,
这两种条件都存在很大问题(Kreps和Wilson,1982;Williamson,1985)。并且,当考虑到理性、机会主义和特殊认识时(Williamson,1975),由于出现了不可证实问题,通过法庭来解决争端是需要成本的,也是靠不住的。这样,私人秩序,也就是通过努力设计治理结构,以支持契约执行期间的契约关系由此产生。
组织理论的第二个内容是要对所有重要的行为规范保持警惕。例如,老板控制工人的
尽管令人满意在直觉上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但是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令人满意的方法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Aumann,1985,P.35)。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反话:新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最大化)分析模式很容易应用,对分析满意的人常常可以较好地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
努力会产生有意的和无意的结果。如果没有意识到工人不是消极的契约代理人,那么,试图实现有意图的结果的努力,将被更加复杂的、为两种结果做准备的机制所取代。更一般地,社会科学家认识到, 组织是有自己的生命的 (Selznick,1950a),这揭示了许多行为规范(官僚化就是其中之一),从事治理研究的人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认识,并在以后的组织设计的计算中,将之作为一个考虑因素。
组织理论的第三个内容是治理的替代模式(市场、混合制度、企业、管理机构)具有分立的结构方式(Si
mon,1978)。这些替代性的治理模式不仅在类别上不同,就连每种一般治理模式的内部一致性特征也是不同的,就是说,每一种治理模式都有独特的优点和弱点。正如下面就要讨论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性工作是,更好地描述治理结构,从而阐明其相关特点,之后,用一种经济学方式将不同类别的交易与分立的治理模式统一起来。
组织理论的第四个内容是多数属于微观分析法的行为分析。西蒙提议将 决策前提 作为分析单位,这与选择理论的微观分析法有着明显的关系(Ne well和Simon,1972)。由约翰 R 康芒斯提出的分析单位可以更好地用于对契约理论的研究。按照康芒斯的说法: 行为的最终单位本身一定包含三个原则,冲突,相关性与秩序,这个单位就是交易。 (1932,P.4)不论分析单位是什么,实际操作都取决于明确说出和阐明分析单位变化的关键维度。交易的三个主要维度也是治理的重要内容,它们是资产专用性(有许多形式  实物、人、地点、贡献、品牌名称  这些是互相依赖的衡量手段)、交易所承受的混乱程度(潜在的紊乱增加了这种混乱程度)以及交易发生的频度(这与市场中的声誉影响的效率以及引发专门化的内部治理成本都有关系)。假定交易具有不同的特征,治理结构有不同的成本和能力,前面提到的交易应该与适当的治理结构相匹配的提法就是站得住脚的。
组织理论的第五个内容是合作性适应的重要性。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哈耶克(1945)和组织理论家巴纳德(1938),都认为适应是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哈耶克(1945)关注的是自主的经济行为者的适应,经济行为者自发调整以适应市场中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以相对价格的变化作为信号。市场的奇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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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 个体参与者需要知道多少才能采取正确的行为。 比较而言,巴纳德描述的是经济行为者之间的协调性适应特征,经济行为者通过深入的了解和使用管理方式来一起工作。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奇妙之处就是,协调性适应不是自发的,而是以一种 有意识、有目的、审慎 的方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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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高效的经济体系会表现出两种适应性特征,所以,经济组织问题的恰当提法不是市场或科层制,而是市场和科层制。经济组织的预测理论将认识到,交易行为在适应性需要方面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为何一些交易用市场来进行,而其他交易则求助于科层制。
(二)契约视角下的深入思考
从契约视角来考察经济组织,揭示了另外的一些规律,治理的内容也随着这些规律而增加。这里描述三个规律:基本转变,复制/选择性干预的不可能性以及契约法律观念。
基本转变适用于这样一些交易集合:在契约实施和契约更新的间隙,众多符合要求的供货者实际上最初被分成了少数的现实供货者。一般的交易和交换之间存在差别,一般的交易是 陌生的买者和卖者相遇,很快就在一个均衡的价格下交换了他们的标准化商品 ,而在交换过程中,参与者的认同是很重要的,因为关系的连续性会产生重大的成本后果。产生互相依赖条件的交易能够进行基本转变。
这里的主要因素是,所讨论的交易是否得到专门交易资产方面的投入的支持。这种专门的投入可能会
采取专门的的实物资产(例如铸造不同金属形状的钢模)、专业的人力资产(从专业的企业培训或边做边学而形成的)、特定的场所(近似专门化)、贡献资产(进行大量的分散投资是为了继续做交易,以及提前终止可能导致产品以亏本的价格出售的投资)或者是品牌资本的形式。互相依赖的交易者很容易相互指责,因为买者不可能轻易就转向其他可选择的供应来源,而供货方则可以重新配置专门资产,以便他们下一次最好地使用专门资产,或者提供给它们最好的使用者,损失的仅仅是生产性的价值(Klein,Grawford and Alch-i anm,1978)。结果,就要求有维持价值的治理结构  注入秩序,缓和冲突,实现共赢 。因此,简单市场交换让位于可靠的契约行为,契约内容包括对提前交易的惩罚、泄露信息和举证机制、具体争端的解决程序,诸如此类。统一所有权(纵向联合)被认为建立了相互依赖的风险。将复制与选择性干预联合起来的不可能性,回答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一个由来已久的难题:什么导致了企业规模的限制?大规模的成本增加是很明显的答案,但是,这种成本增加的原因在哪里?技术无法解释,因为在多工厂的企业中,每一个工厂都可以使用最低成本的技术。组织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吗?通过比较契约的视角来重新描述这个问题,就可以来考察这种可能性:为什么一个大企业不能做一些小的供应者集体所能做的所有事情,甚至更多?
如果在小企业做得很好的所有情况下,大企业都能够 复制 这些小企业集体,那么,大企业就永远不会做得比小企业差。并且,如果大企业总能够通过把(科层制)秩序施加于未来的冲突上,进行选择性的干预,那么,大企业有时才会做得比较好,但是也仅限于预期净收益能够实现的地方。总的来说,
复制和选择性干预的结合可以允许大企业毫无限制地扩大。相应地,对企业规模的限制问题就取决于对实施复制与选择性干预机制的考察。
考察为什么复制和选择性干预会失败以及怎样失败,是一道乏味的微观分析题,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Williamson,1985)。这里,我只研究从自主供应(小企业集体)到统一所有权(在一个大企业)的变动就足够了,这种变动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动机强度(在一个联合大企业中动机就比较弱)和行政控制(控制更加广泛)的变化。因为确定市场和科层制的属性特征具有不同的优点和弱点,有些交易会从市场到科层制的变动中受益,而其他的却不能。
此外,另外一个区分替代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尺度是契约法律机制。尽管经济学的正统观念经常含蓄地假定,有一种单一的、通用的契约法律,由见识广博的法庭无需成本地实施,但是治理的私人秩序方法却假定,每个一般的治理模式,都要由与众不同的契约法律机制来(部分地)定义。
市场的契约法律(理想状态)是传统的契约,据此,通过法庭给予金钱补偿来解决争端,不需要花费成本。戈兰特不赞同这种法律集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许多发生在企业之间的争端,尽管能够在当前的规则下提交法庭解决,而实际上是通过避免争端、自助的方式等等获得解决的(Galanter,1981)。这是因为 在许多情况下,参与者可以设计出他们之间争端的
由于买者拥有并且可以收回资产,他们可以把资产指派给那些最低标价的供货投标者,因此,如果资
产是流动的话,有形资产特性并不产生相互依赖。并且,特定场所资产有时候可以被买者所拥有,出租给供货者。然而,如果供货者不是很细心地使用这些资产的话,这种 解决办法 就会给使用者带来成本的问题。博乐封城
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比专家以对该争端的有限认识为基础,运用一般规则做出的解决办法更令人满意 。这样的观点大致符合卡尔 卢埃林提出的 契约作为框架 的概念,该概念表明 法律契约的最重要之处是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一框架永远不会准确地表明真实的工作关系,但是它提供了这种关系变化所围绕的大致的指示物,万一产生了怀疑,它可以作为一种临时的引导,而当这种关系实际上停止时,它也是最终诉求的标准。 (Karl Llewellyn,1931)这个最后的条件是重要的,因为最终求助于法庭有利于限定威胁的状况。然而,契约作为框架这个更灵活的概念,在更大的契约混乱的范围内支持了一种(合作)交换关系。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一些争端是根本不能提交法庭的。特别是除了表明是由于 欺诈、违法或者利益斗争 引起的争端以外,法庭拒绝听取企业内部的争端  例如,关于转移定价、企业一般费用、清算账目、可归因于企业内部迟延的费用、质量不合格等等问题。实际上,内部组织的契约法律就是要求企业自我约束(Forbearence),据此,企业本身成为自己最终诉求的法庭。因此,企业能够行使命令,而市场不能。这也影响了治理模式的选择。
每一种治理模式不仅被内部一致的动机强度、行政控制和契约法律机制的属性特征所决定,而且它们不同的优点和弱点也随之增长。
三、企业治理结构理论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德姆塞茨认为, 将(正统)经济理论的企业与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同名物相混淆,是一个错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楚价格体系是怎样与资源的使用相协调的,而不是现实企业的内部运行。 (Demsetz,1983)假设分派给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经济行为组织,在那样的情况下,仅把企业看成黑箱,根据技术规律将投入转变成产出是不够的。相反,必须把企业与其他的治理模式联系起来进行描述,所有的治理模式都具有内部结构,这些结构 必有其产生的原因 (Arrow,1999)。
契约/私人秩序/治理(后面均称为治理)方法强调,组织的产生主要是为节约交易成本服务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企业作为治理结构是一种比较契约上的结构。企业不是被看成独立的实体,而是通常被拿来与替代性的治理模式相比较。通过与机制设计(使用契约菜单得到私人信息)、代理理论(特征是厌恶风险,承担多重任务)以及企业产权理论(所有的事情都依赖资产所有权)相比较,治理方法求助于法律和组织理论,将动机强度、行政控制和契约法律体制作为三个关键的特征。
阐明与某一具体种类的交易相关的治理机制是很方便的,因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避免了困扰最终产品市场中的许多交易存在更严重的不对称现象,这些不对称现象与信息、预算、法律能力、风险厌
恶等等相关。所以,我研究了 自制或外购 的决策,企业应该通过购买生产这种投入物的企业来取得投入物,还是应该从另外一个企业直接购买这种投入物呢?
(一)自制或外购决策(Make or Buy)的选择理论方法
在企业发挥生产功能的制度下,检验自制或外购决策的主要方式是根据互相垄断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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