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市民”的刻画*——一个透视和洞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典型个案 杨 增 岽 于 利 花
提 要：“小市民”的形象常被文学作品津津乐道，却鲜少有人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中的“小市民”论述。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辅以重墨对“小市民”
这一形象加以描述，在他们的描述中小市民不仅仅是某个特殊的阶层或体，还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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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讽刺意味的某种形象的代称。在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对“小市民”的
产生与发展进行刻画，并且将“小市民”性格上的胆怯、狭隘、懒散，立场上的摇摆、 反动、保守，观念上的封建、保守、落后，都淋漓尽致刻画出来了，展现出一幅生动
的“小市民”图景。小市民的产生及其处境变化，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过程中由于生
产关系的变化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小市民”的产生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 然，根源于整个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将其逻辑与历史、阶级分析等方法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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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市民的分析中，为理解其社会历史观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我们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尤其是分析社会体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 社会历史观 小市民
作者杨增岽，男，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于利
花，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小市民”这一形象常被文学作品津津乐道，并被冠以“自私自利”“保守狭隘”“斤斤计较”等形容词，似乎“小市民”是文学作品的专利。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在其作品中对小市民的形象进行过淋漓尽致的刻画，并通过小市民的发展与形态再现其社会历史观的主体内容。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文本中对小市民的论述，有如下发现：其一，德国小市民是其研究的主体。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德国小市民的形态纵观其他国家小市民的发展，并在与其他国家小市民的比较中深刻展现小市民在德国的典型样态。需要明确的是德国小市民仅具有典型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专项“新时代中国特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1）、北京高校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
观察与思考 2021年第2期
能将其特征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小市民之上，正如恩格斯在批判恩斯特时所指出的，“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①。这必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恩斯特“没有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没有真正掌握唯物史观。而我们归纳的主要目的并非将小市民机械归结为某种特征，而是通过小市民在德国的特殊状态探寻其一般性特征。其二，“小市民”并非某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封建社会有“小市民”，资本主义社会亦然，而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有着“小市民”滋生的土壤，但是不同社会“小市民”的形态略有差异。笔者只通过最一般性的归纳再现“小市民”形象，以期有效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对诞生于封建时代、并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崭新样态的“小市民”形态的刻画，并从中体会其社会历史观的本质。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市民”的刻画及所使用的方法也可以给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对“小市民”的阐述
任何阶级与阶层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及产生场域，“小市民”的孕育与发展同样如此。回归文本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小市民”，一个显著的发现是：无论何时，历史视野都是贯穿“小市民”研究始终的，同样也可以发现他们对“小市民”的界定，也处于不断发展与成熟之中。阶级与阶层本为不同的概念，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用“小市民阶层”与“小市民阶级”这样的辞藻来形容小市民这一特殊体，并有时将“小市民”与“小资产阶级”混用，这一方面体现出“小市民”这一体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他们二人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中不断重新认识着“小市民”。
（一）时代变迁中的“小市民”
何谓“小市民”，广义的“小市民”究竟指向何人，究竟涵盖哪些体，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给予准确界定，而要探究“小市民”这一特殊体的出现，有必要以时代的变迁发展反窥社会阶层的变化。恩格斯在《德国现状，论德国的历史》中指出：“自从十世纪以来浮出在历史上的所有等级，阶级，即贵族、农奴、赋役农民、自由农民、市民、帮工、手工厂工人、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都齐头并存着。而那些借其产业代表着一个生产部门的等级或阶级，即贵族、自由农民、小市民及资产阶级，各各按其人数、财富、并按其参与国内全部生产的程度而与闻于政治。”② １０世纪作为西欧封建时代的起步阶段，其所有制形式是以农奴劳动和以帮工为主要特点的“自身劳动”，而后者则直接催生了行会和“小市民”的产生。行会作为西欧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品生产者维护其利益的组织，通过“师傅—帮工”的运作机制，促使掌握私有财产和拥有帮工的师傅们不断实现财富的增长，并成为最早的“小市民”主体。因此，“小市民”是伴随私有制和西欧城市的发展而出现和发展的体。城市产生后，分工与私有制的发展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行会逐渐演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行会逐渐退出西欧历史舞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6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市民”的刻画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德国便是历史锁链中的特殊一环。当英法资产阶级已经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时候，在“农村统治城市”的德国，“在贵族及多少依附贵族的农民旁边新形成的阶级，这不是当今在文明国家已占居统治地位，在德国正力图爬上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是小市民阶级”①。德国社会的特殊性即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政治局面的特殊性促使行会得以稳固发展，即使到了１７世纪，行会在德国依旧保存了下来，并且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正如德国最终无法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一样，德国小市民也终将经历英法等国小市民所经历的阶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行会解体时或许有个别的行会师傅转化为工业资本家，但这样的情形按事物本性来说是很少的。整个来说，哪里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行会制度、师傅和帮工就消失了”②。 但是行会的消解并不意味着小市民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异化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得以保存。《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研究视角转变的关键文献，用间接的方式指明了“小市民”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他将资本家比作土地所有者的“目空一切的、获得自由的、发了财的昔日奴隶”③，而将土地所有者喻为资本家“坐享其成的残酷无情的（自私自利的）昔日主人”④，指明了“小市民”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可以说，“小市民”这一体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或将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继续存续的体。
（二）比较视野下的“小市民”禁播水浒
谈及“小市民”，自然无法回避其与“市民”的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鲜少有关于“市民”的直接论述。市民的出现常与“市民社会”相伴，或者具有国家属性，如“德国市民”“法国市民”等。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市民社会”探索“小市民”在其中扮演的角，并试图探索其中“市民”与“小市民”的关系。
马克思所讲的“市民社会”，尤其是其所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点，不仅颠覆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还将市民社会的讨论置于新的高度，可以说，这一观念的提出引导着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真正出场。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当前学界存在一些质疑，如存在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一词的出场是马克思思想尚未成熟时期的表现，在其思想成熟后“市民社会”一词逐渐消失。事实上，“市民社会”并非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出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⑤ 而且，可以说，市民社会并非具体的社会，而是一种组织方式，一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而构建起的利己主义的运作模式。之所以会将其与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于市民社会的出场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迅猛发展联系密切。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１８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⑥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市民社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3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8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观察与思考 2021年第2期
典型表现，市民社会或者说以利己主义单子构建的社会运作模式，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这种利己主义的单子，我们可以将其追溯到城市与阶级的产生时期，因此，可以说“市民”与“小市民”其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当。
综合比照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市民”与“小市民”，二者的关系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小市民”从属于“市民”，代表着“市民”中占有较少生产资料的体。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作为商业世界的１８世纪，虽然伴随新航路的开辟加速了资本的运动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但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各个部分都是由单独的国家经营，生产本身的不灵活以及从最初阶段发展起来的货币制度，严重阻碍了流通，“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时一切商人和一切经商方式都具有斤斤计较的卑鄙的小商人习气”①。并指出，“当时的商人同工场手工业主，特别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来当然是大市民——资产者，但是如
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小市民”②。可见，“小市民”只是相对的，只要占有较少的生产资料的有产者，如早期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底层贵族等均属于小市民之列。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原本的部分“小市民”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适应社会，摆脱行会的束缚和桎梏转变为“小资产者”，但是因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因此他们仍旧是“小市民”。即使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大资产者，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垄断组织的出现，也将失去其在生产资料上的优势，从而沦为“小市民”。因此，小市民这一体是动态变化的，笼统地将“小市民”归纳为社会中某一阶层体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而前面论述中所提到的“小市民”则都是“市民社会”中“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市民”是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特殊指代。他们可能并非属于前面论述中所说的“小市民”体，其中也包含一些大资产者，但因其表现的滑稽、市侩，使其具有了“小市民”的样态。恩格斯在批判德国贵族时指出：“同富裕的、无忧无虑、生气盎然、全部行动毅然决然的法国及英国的贵族国对比，十世纪以来德国的高级和低级贵族是显得何等小市民体态呵！”③ 这里的“小市民”则颇具讽刺意味。再如：《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尤斯图斯·默泽的《爱国主义的幻想》等类似想法，是庸人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小市民的”“自制的”“平庸的狭隘眼界”。④ 此处的“小市民”同样非特指，而是将“小市民”的特点与形象赋予庸人，用以实现形象批判的目的。因此，无论是“小市民”还是“市民”都是“市民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单子”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当然，市民社会的体并非全部都是市民，“工人阶级”因其并不占有生产资料，是排除在“市民”之外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小市民”的特征与表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⑤ 可见，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作为第一性的东西，决定社会意识的内容。这一点，通过马
客房管理系统论文①②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193、151-1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371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市民”的刻画
克思、恩格斯对小市民性格、立场等的表述可得以清晰呈现。
（一）性格上表现为胆怯、狭隘、懒散
性格是人物的典型特征，是将不同人物进行区别的重要标准，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论及的。同时代一些作品对“小市民”进行了深刻的刻画，尤其是在那时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为凸显“小市民”的形象，马克思、恩格斯亦在多次通信中对“小市民”的性格进行丰富和刻画。１８６３年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对“小市民”的形象有所涉及，指出“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
市民才会认为，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殊不知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①。“用尺子”和每条“报纸趣闻”来衡量历史，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不到生产力的巨大跨越，德国小市民的狭隘跃然纸上。１８９０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一封信中以翔实的理论驳斥恩斯特的错误观点，再次指出“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②，给予德国小市民性格以明确界定，胆怯成为小市民性格的又一特征，从而指出德国小市民这一形象的形成，与其独特的历史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可以有着英法小市民那样的表现，自然英法小市民由于没有经历德国小市民这样的阶段，因而在他们的性格中还是有着创造性和勇敢的一面。
盐酸利多卡因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对“小市民”的性格作出清晰界别，离不开其社会历史观的灵活运用，离不开其对德国历史的深刻解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小市民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这是其与法国小市民阶层最不相同的地方。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不仅是其落后欧洲民族的原因，也是其“小市民”特殊性格产生的根源。１５２４—１５２６年德意志农民战争爆发，备受贵族以及僧侣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终于联合起来反抗，然而他们在力量上终究薄弱，以致于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给予贵族沉重打击。即使他们提出了《十二条款》以维护自身利益，然而这一温和的条款根本没有触动德国封建制度的根基。他们甚至提出废除皇帝外的所有封建领主，保留了最本质的封建制度的根基，决定了“农民义军会不断受封建领主之欺骗而最终被镇压的命运”③。因此，在封建领主的欺诈之下，运动很快就以
失败告终。而在这场运动中，真正与农民起义军有着共同需要的正是城市的市民阶层。也难怪恩格斯指出，“站在１５２５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④。农民起义作为一场民族战争意义非凡，然而这场战争还是以失败告终，不但没有实现德国统一的目的，反而致使农奴制重新恢复，资本主义发展受挫，德国人民继续生活在分裂之中。此后德国又于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在瑞典、法国以及欧洲各国蹂躏之下的德国遭受了空前的破坏，不仅皇权没有加强，宗教改革无法得以推进，反而促使诸侯势力不断加强，德国继续封建的生产关系。综合来看，１５２５年的革命中“小市民”作为主要的参与者并未获得实际的突破，此后又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动乱以及各国的入侵与蹂躏，作为这一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小市民”在夹缝中求生存，不仅遭到贵族的镇压，而且受到来自教会势力的压力，腹背受敌的小市民阶层难以获得自己发展的天地，最终败下阵来，其胆怯、狭隘的性格大抵也可以到原因了。而此时的英法等国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8、596页。
③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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