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鹏 张文涛
编者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来，以其对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科学解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逐渐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国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取得重大成果，开拓出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面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新现象与新课题，我国史学工作者以其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本版从五个方面，介绍近年有关研究情况。 1 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
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一向是我国史学研究者的共识。近年来，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史学界出现一些否定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错误观点，如认为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否认社会发展存在着规律性和历史学具有科学性、鼓吹以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历史问题的研究，等等。
男生女生金版下载面对这种挑战，学者们认为，这既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更不能无视现实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苏联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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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东欧剧变，在国际上引发了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而作为在国内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也出现了一种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反对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理论指导的错误倾向。加之，西方史学理论大量涌入国内，却又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替代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当然，当代社会发展、科技革命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课题，唯物史观也需要面对现实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使其随社会的进步而提升，随科学的发展而创新。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学者们力求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做出回应。有学者指出，我们应坚持与时俱进，从以往对唯物史观教条主义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但却不应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根据新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研究新成果深入阐释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
也有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批驳史学领域中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这两种思想倾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述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他们的表现虽然不一，但都应当大力克服。这
黑暗的西欧中世纪
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导致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产生误解。当前，亟须针对这一问题开展工作，在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同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的新体系，推进历史研究健康发展。
结合目前我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学者们普遍认为，唯物史观的价值及其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它能够有效地结合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阐释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国内史学界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探索都具有宏大的视野，取得了新的成就和重大突破。这对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促进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发展唯物史观，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所以，发展唯物史观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
br710鉴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它是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理论，不少学者强调，当前史学界应当在如何使唯物史观做到与时俱进上加大研究力度，即多出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成果，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说教。一方面，要对唯物史观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新形势下的思考与探讨，如历史规律问题，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停滞与倒退问题，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历史创造者与历史动力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国家与阶级的关系问题，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作用问题，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形态的划分及演进问题，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问题，等等。另一方面，要从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有的放矢地选择若干专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样，才会使唯物史观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建立在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考察之上。这一理论为
我们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在整体上洞察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今天，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认真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挖掘和研究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现实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主要有三点：一是使世界历史的研究达到一种新境界，即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注意世界历史的制度分析和整体把握；二是为观察社会历史演进开拓了新视野，即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
什么是企业精神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三是为推动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以此来审视和进行我们的工作。
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一些学者主张以马克思的文本为基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挖掘和整理。他们认为，马克思从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入手，以超地域性和超民族性为特点，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依据，探索了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宏观规律及微观机制。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的普遍交往以及两者之间的能动关系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并非是完全自然的历史进程，人们可以在尊重客观历史演化规律的前提下能动地选择自身发展道路。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推
进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进程非常重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应当融入全球化，但同时更应该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正确理解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梳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是回应全球化浪潮的应有之义。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是其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也是认识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关键。这一论述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的第一个阶段。二是指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因此，资本全球化既有给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因素的一面，又有为其发展造就有利条件和机遇的一面。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在实践中正确把握机遇和风险的辩证法，不失时机地推进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也有学者结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有关全球化的论断，从理论剖析和实证考察等层面论证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型发展的意义。他们认为，后发国家应当以积极态度应对全球化，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推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这对全球向更为公正、更为和谐的秩序演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大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时，世界大同的美好前景，
亦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存在将可能会变为现实。
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关系，学者们也进行了比较研究。普遍的观点是，西方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区别。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两极分化”原因认识的区别；二是对世界未来发展途径认识的区别。因此，要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辩证地看待西方的全球化理论，正确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进程和趋势。这就要求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反对全盘吸收西方全球化理论的观点；坚持世界历史结构理论的正确观点，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确立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观点，批判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但是，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确与当今的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存在可能的联系；然而，简单地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有待商榷。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内容上已经大大超出了马克思时代的想象，诸如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国际金融风险等体现出来的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决非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能设想的。更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不以排斥民族特殊性为最终目的，而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更多地是指由于大工业的发展，促使诸民族独特性的分工的消灭，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单一的分工、交往和生产模式，世界诸民族间的发展道路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所以，不能庸俗地将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等同于全球化，更
不能断章取义地做出全球化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庸俗理解。
3 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
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之一。自上世纪历经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问题的热烈讨论、八九十年代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及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后，近些年来，社会形态问题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正确认识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需要。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曾对社会形态理论的五个发展阶段说提出不同看法。近年来，陆续有人提出多线论、三阶段说，甚至两阶段说，但相当一部分学者继续坚持五阶段说与单线论。
针对有人提出原著中“单线”与“多线”说的矛盾，一种有影
响的观点认为，应区分“实现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的具体道路”与“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本身”。建立在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剖析可分为两种形式，即“依次演进”的和“跨越式”的。如果忽视社会形态演进跨越式的发展道路，或者将其与“依次演进”的道路对立起来，那只能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或曲解。
一些学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而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最后完成的，其间经历的是艰苦的理论探索过程。这个理论贯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建立“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的生产方式，是和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相呼应的。所以，马克思对依次更替的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述是相当清晰的。
有学者则强调，那种认为马克思提出五种社会形态递进学说是没有文本依据的。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普遍规律，起码要满足两个基本的要求：它必须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规律；它必须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够满足这两条要求的，只有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表述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演进，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普遍规律。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社会有无阶级划分，根据人的发展状况所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划分法，与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在说明人类历史演进规律上的作用，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
有学者根据国内1995年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原文的新译法，提出了二阶段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不同于旧译法“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的经济形态”暗示在同一时间的历史断面上，并列存在着非经济形态的社会具体内容，如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而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则是历史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是指整个人类社会中纵向地在一个阶段中存在的一种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共同构成人类历
史发展的两个阶段。后者是一种摆脱狭隘的、具有强制性的物质生产的局限，以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状态，从而告别人类社会史前史的历史阶段，即“自由王国”。在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物质生产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历史地位，具有决定性历史地位的是人自身的发展。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逻辑上不是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列，而是作为“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并列。
其二，对中国社会形态的认识。按照传统观点，一般将战国秦汉以降的社会称作“封建地主制”社会，或简称为封建社会。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史学界使用的概念体系中有三种内涵不同的“封建”概念。一种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自先秦就有了的“封建”概念，该词与封邦建国制度相联系。第二种是专指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其内涵是由采邑分封引起的等级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及以对土地的财产占有关系为基础的领主与农奴的依附性关系。第三个概念是用以指称2000多年来中国旧社会性质的封建概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的混乱，应当重新界定。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把东方国家形态称之“东方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并将其与西欧封建主义严格区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集中显示了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不相容的特点。中国又有着比印度更加完备、更加强势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阻滞向西欧国家权力分散的领主封建制社会形态发展。因此，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论相悖。中国秦汉至明清之间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构成是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简称地主制，此制又是这一时代的社会制度（宗法制）、政治制度（专制帝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故而这2000年中国社会似可称之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简称地主社会）。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通常所理解的作为中国社会形态的“封建”，既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也不是中国古代在“封邦建国”意义上的封建，而应当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封建”及“封建主义”的定义。这种封建不应当从政权的形式与阶级的对立中来理解。中国封建制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地租形态和超经济的强制等。
4 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
国内学者研究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热情近年来有日渐增长之势。2006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第13届全国史学理论会议”上，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有近1/4是以研究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题的，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动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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