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秀丹尼博伊尔
《人民日报》（ 2013年07月04日 04 版）
有一类干部，工作上呱呱叫、很能干，但往往个性强、太自负，自以为是“不合”、“难搭伙”。此谓“能干”不“能处”，结果常常闹得不可开交而干不下去。还有一类干部，很能干，也能相处，但遇到一点委屈、不公、误解，往往就受不了、熬不住，四处人“要说法”，讨价还价“闹情绪”，生气赌气“撂担子”。不“能忍”，往往使这类干部跌倒在成功前的一米线上。
这样的事情未免令人惋惜。我们固然要有容才、容人的雅量，但对于干部来说，也有一个自身修为的问题。不能处，将来怎么能胜任领导岗位，带领他人？不能忍，将来怎么能临大事、当大任？从很多人的成长经历看，有本事很能干、善团结好相处、懂修为忍得住，乃是前行路上的三道门和三道坎，跨过去了就别有洞天，绊住了就会栽倒摔跤。
不能处，更多的原因还是出在自身。不少干部在实践中摸爬滚打、百炼成钢，有能耐、长才干，却也容易陶醉于鲜花和掌声之中，飘飘然、陶陶然、昏昏然，在“温水煮青蛙”中被“捧
杀”。尤其是有的人一干出点成绩，“我是谁”便逐渐模糊，“我能干”、“我有功”的意识逐渐凸显，或居功自傲、孤芳自赏，或刚愎自用、我行我素，习惯了“个人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
这说到底，还是不能正确看待功劳的问题。个人能力再强，也难一人完成所有的工作。成就一番事业，总是众人齐心协力、相互补缺的结果。如果只突显个人能耐，必然搞得乌烟瘴气、矛盾四起，从而失去干事创业的合力。相互拆台必垮台，相互补台才有戏。有“功劳不必在我”的认知，懂得宽人律己，才会和谐共事、共同前进，团结出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干又能处，才是更大的本事和能耐。
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直便宜占尽、好处得尽、好事捞尽。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和时候，碰到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的种种憋屈、窝火的人与事，遇到种种难以名状的挫折、失败，怎么办？有的人拿得起、放得下、跳出来、守得住，富有定力。有的人却“看不透、想不通、放不下、忘不了”，或牢骚满腹、意志衰退，变得自怨自艾、自暴自弃，或挡不住诱惑、守不住清贫，甚至触碰红线，走上了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2011湖北高考数学
一个输不起的人，往往是一个赢不了的人；一个不能忍的人，往往是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人。试想，当年韩信如果没有“鸿鹄之志”在支撑，能强忍“胯下之辱”吗？“风物长宜放眼量”，看得远、想得深、摆得正，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就能沉得住气、吃得了亏、受得了罪。“事不三思总有败，人能百忍自无忧”，能忍，再沉闷的日子也有内心里的一米阳光，再艰难的岁月也只不过是一片浮云。
能干是一种素质，能处是一种境界，能忍是一种修炼。能干、能处、能忍，人生之路多坦途，事业之帆多风顺。
让众在心中扎根（声音）
《人民日报》（ 2013年07月04日 05 版）
要有多种多样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畅通众监督的制度化渠道，以便消除我们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弊病
最新数据显示，到去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基层组织总数达420.1万个。这不禁令人感慨，是什么力量和方法，让我们党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成长为今天这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党？从根本上说，是众路线，是这条党的生存、发展、执政、工作的生命线。 在新的历史时点上，无论是改作风还是正党风，都是要扫除影响党干关系的歪风邪气，使党永远都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使党的事业永远得到人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无论是抓学习、查四风，还是洗洗澡、治治病，都要把握好“党同人民众的血肉联系”这个精神实质。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才能保证教育实践活动不虚、不空、不偏。
人民众是党的生命之源，党必须与人民众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外国人派来的救世主，她是在中国人民中产生出来的，共产党员“生根于人民之中”。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时期，正是这“血肉联系”，才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让我们党走过苦难，走向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与人民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党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人民众是党的力量之本，党必须依靠人民众的伟大创造力。数以百万计的小推车，推
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见证着蕴藏于人民的巨大力量；18位农民的红手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昭示着潜藏于众的首创精神。历史雄辩证明，依靠人民，就能无往而不胜；脱离众，就会寸步难行。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的创造，民族复兴是13亿中国人的梦想，党要推动这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没有人民的伟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人民众是党的执政之基，党必须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33年，到江西瑞金沙洲坝调研，了解到该地缺水严重，他很担心村民健康，卷起衣袖与村民一道挖了一口井。村民称之为“红井”，至今仍念恩德。这说明什么？人民选择共产党领导，是因为共产党尽心尽力为人民谋利益。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越是面对利益调整带来的矛盾，我们党越应该代表最广大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众是党的工作之师，党必须虚心向众学习，接受人民众的监督。同志很早就指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根本标准。解决“四风”问题，同样要坚持“众标准”。要有多种多样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畅通众监督的制度化渠道，以便消除我们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弊病。
2014福建高考理综
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党的传家宝。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要取得的一个思想成果，就是让党的众观点、众路线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心中扎根、发芽，在新的历史时期开花、结果。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日前在审计署党的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上说
王刚
《人民日报》（ 2013年07月04日 07 版）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先进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紧密相关。事实上，五四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时人周德之对此曾有形象描述：“自从‘主义’两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
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在众多“主义”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那么，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呢？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主义”所没有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众谋求自身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进行了介绍，其中唯物史观最受重视。唯物史观使中国先进分子到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体力量。“做工的”工农大众是社会的“台柱子”，要通过“阶级竞争”使“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到了改变国家命运的科学理论。
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
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给左右碰壁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相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先进分子具有极为特殊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再加上新生的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与屡屡欺压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使中国先进分子更加向往社会主义。同志当时就兴奋地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由于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双重诉求，也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主义”的试金石。具有反封建功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但为了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它与封建主义沆瀣一气，既不可能反封建，更不可能反帝。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义”不同，它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而且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号召人们去推翻它、代替它，建立优于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这对于长期被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此，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到十二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raf 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巨大弊病。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许多先进分子虽然痛恨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但还是对其充满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中国先进分子看到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后，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和愤慨。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描述，深刻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当时西方许多人都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此时也不再有吸引力了。
辛亥革命的流产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虽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是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出了问题。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他的《伏卵集》中，对当时召开国会有过这样的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了所谓“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等高调。这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期待，以为中国真的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挽回已经丧失的独立自主地位。如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巴黎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就连陈独秀都
把威尔逊看作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然而，巴黎和会不仅完全无理否决了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而且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一切权益尽数转交给日本。“公理战胜强权”的美丽词藻，转眼就变成了强权战胜公理的残酷现实。通过巴黎和会，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彻底失望，也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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