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
【摘 要】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失灵及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背景。这一时期社会治理呈现多元混合的发展态势。影响该时期社会良性治理的因素是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治理理论没有恰当地回应“中国问题”、不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及社会成员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因此，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建设善治型与服务型政府，破除体制性障碍；吸收国内外优秀治理理念，完善中国特社会治理理论，回应时代关切；积极培育市民社会，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长江经济带【期刊名称】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2
【总页数】6
【关键词】社会变迁；社会治理；多元混合态势；制约因素；现实启示
社会治理是指以公正、平等、人道为道德体系原则，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包括社会管理机制、社会自治机制和社会基础工作三个要素，其最终要构建善治社会，即“法治与德治并重的良序社会”[1]。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政治环境、经济形势、思想文化领域等异常复杂，发生了“微型的社会变迁”[2]。在这一特定时期，主要围绕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中国特社会主义如何突围国内外困境、中国共产党如何经受执政考验等问题，思想领域不断交锋，社会治理刻不容缓。但由于高度集中的体制机制、不成熟的市民社会等因素，致使该时期中国社会治理的风险和难度增大。加强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治理状况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有助于为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背景
在改革开放与治理整顿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社会治理的方式与态势也随之改变，这构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历史背景。
（一）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人体芝术
新时期伊始，鉴于十年“”的沉痛教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改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等成为人们的共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权力结构开始分化，社会组织与精英体不断成长，民众自主性与边缘化并存。“在缺乏制度化的有效沟通下，国家、精英体与民众之间形成隔膜”[3]，从而使社会治理的方式发生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依法治国由理论走向实践，政治协商逐渐制度化，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的社区自治和行业自治等基层自治态势不断发展，政府越来越受到外在力量的监督，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逐渐由封闭状态转向开放状态，社会形态逐渐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等等。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剧变客观上要求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进而建设一个适合时代要求的善治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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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出现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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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以政权组织为中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的权能受到限制，政府职能的发挥必须以市场的客观运行规律为基础。同时，政府和社会、公民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即由对社会、公民实行全面控制，发展到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明晰化，从而要求政府能够将一部分权力归还社会，由社会组织进
行自我治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府运作机制（单位制、身份制）越发不能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态势。新时期政府的权力开始逐渐向公民、市场和社会转移。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官僚作风抬头、腐败现象不断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等严峻态势，从而影响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三）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
社会控制是指一个国家的民众接受特定的社会所具有的道德观念、法律规范、价值观体系、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等，从而使社会能够对民众的异常行为进行认可、限制或禁止。社会控制的方式是随着社会结构、体制与形态的变迁而转换，对社会治理发挥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控制形式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法律的作用（占主导地位）和经济的作用凸显，意识形态、道德教化和行政整合的控制作用在逐渐减弱。身份制对人们的限制逐渐被打破，但广大农村仍存在依靠家族势力和宗法关系来实现基层稳定的现象。同时，社会控制也面临着弱化现象。譬如，司法腐败挑战法律的权威，社会失范行为剧增，社会主体合法权益和地位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了许多潜在的矛盾和问题，增加了社会控制的难度和不可预测性。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治理呈现多元混合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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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通货膨胀严重；政治领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社会凝聚力减弱；思想文化领域出现道德水准下降现象，价值观迷失；社会管理层面出现社会治安急剧恶化，社会失范现象增多等。同时，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改革，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以单位制为主、以基层管理为辅的社会整合与治理模式逐渐削弱，新的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形成；社会组织发展缓慢，社会力量弱小等。这就造成金字塔式的单极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运行中的身份制、单位制和治理机制等处于解构中，以伦理为主导的社会逐渐向以法理为主导的社会转变，资源配置方式开始由权力占主导向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发展，单一性的、同质的社会向多元性的、异质的社会转型。
由于社会结构、社会体制以及社会形态的激烈变迁，旧的社会组织、社会体及其角的重新分化与整合，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秩序呈现多元混合态势，包括法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当然，法治秩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渐占主导地位，道德机制逐渐成为社会重要的治理方式，而“人治”和宗法的治理方式逐渐结束
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不断增加等形势推动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由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与市民社会合作型治理，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治理方式逐渐混合化，治理目的由工具化转向价值化，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呈多样化趋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的自我管理模式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深受行政力量、人治思想与宗法关系的影响，治理的内容和精神还有待提升。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农民被迫卷进社会变迁的潮流中，部分边缘的传统农村部落逐渐衰落与消失，基层政府与乡村精英等都必须回应这些问题。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呈现多样化态势，治理主体呈现多元趋势等。另外，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导致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改变，公民的政治自由、民主权利意识增强，社会阶层多元化，市场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趋势。尤其是数量上占主体成分的农民成为新的市场主体，使利益形式和分配方式逐渐多样化等，必然引起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多元混合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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