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表示，平台监管是平台经济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而管不了。一些消费者日常使用的大平台，出了问题肯定不能一关了之，有问题要整改但不应停运。二是快而跟不上。平台上的商户、商品和服务数量巨大，而且更新极快，外在监管力量完全跟不上。三是深而看不透。大平台都是上千项多层次投资项目及其它利益关联，不细查深查不易看透看准。四是新而看不懂。不同平台商业模式不同，相似平台也有很大差异，外部监管者看明白理解到位很不容易。面对这样的格局，数字平台怎么治理呢？除了政府继续加强和改善监管外，平台自治是基础是首要，一定要强调自治，没有这个基础，平台之外的监管者没有办法应对平台治理这个难题。平台的自我治理重点是平台生存所需要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纠纷处理、交易信用维护、价值观导向正确等。当然，政府要给平台提要求，说清楚平台要自我管理好哪些问题，平台要能够向政府向社会明示其内部合规管理的有效性并接受监管。其次，政府需要按照平台特点进行分类监管。其实不同类型平台违规的点和监管重点有相同之处但更多是不同的。再次，我们需要的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监管。可以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先让平台试试看能不能做到平衡各方利益。最后是信息真实性和价值观导向的监管。平台不仅是商业组织， 同时也是社会信息传递和交互的基础设施，这方面的严格监管必不可少。
摘编自《北京日报》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杨瑞龙：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既要态度开放，又要方法丰富】导丝男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表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一是要从中华文明宝库中汲取精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二是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合理内涵。三要丰富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既要重视规范分析，也要重视实证分析；既要重视定性分析，也要重视定量分析；既要重视演绎分析，也要重视归纳分析；既要重视历史分析，也要重视逻辑分析。 摘编自《人民日报》共生术
【张浩：运用系统观念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活力】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基地研究员张浩表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可以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遵循系统论基本原理，运用系统观念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活力。一是加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要有预见性和世界眼光，善于进行前瞻设计和超前布局，主动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趋势，增强科技洞察力、认知力、创新力，积极抢占未来世界科技创新发展的制高点，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要善于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二是建立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一方面，要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克服各领域、各部门、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现象，着力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以科技创新为中心，全方位推进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到现代化建设整个进程和各个方面，让机构、人才、资金、项目都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让中国日渐成为全球创新资源集聚地，为持续创新引来源头活水。
摘编自《经济日报》亲爱的回声
【邱泽奇：提升数字技能，分享数字红利】
国家民委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课题组专家邱泽奇表示，当下，中国正处在第三次革命性技术变革的起飞阶段，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获取技术红利的机会。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的战略性任务，也是弥合数字鸿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一方面，无论是通过开网店还是通过参与电商相关工作分享数字红利，拥有较高数字技能都会显著增加农户把握发展机会的可能性，而一般技能和数字技能都低的农户开网店和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可能性均低于其他类型的农户。简言之，数字技能是分享数字红利的捷径。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也为一部分人分享数字红利制造了数字鸿沟，带来社会发展的不平等，这就包括接入鸿沟、技能鸿沟、运用鸿沟等。改善对接入设施的运用、进一步弥合接入鸿沟依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数字经济进入起飞的初始阶段也意味着数字环境成为了社会的普遍环境，数字生活已经成
为个体或组织的必需生活。缺乏数字素养不再只是自己愿意或不愿意运用数字技术的个体选择，而是个体或组织能否分享数字红利的社会选择。因此，保障每位国民或组织有机会进入数字生活成为弥合数字鸿沟的底线要求。当然，数字技能的一个最大特征是生命周期短暂，一项技能再也无法使个体或组织一生受用，个体或组织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让自己始终处在数字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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