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网络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最早是安德鲁·邓西尔提出来的，后来该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在《整体性政府》、《圆桌中的治理——整体性政府的策略》、《迈向整体性治理》三本书中对该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倡导整体性治理理念和提出整体性政府实践路径。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建立在两个背景之上：一是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的衰微；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即数字时代的来临。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整合和协调，它有效修正了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造成的治理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以公众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取向、整体性的协同治理网络、全新的信息技术治理手段能够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效益。整体性治理理论具有四大核心特征：第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该理论倡导整合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有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公平民主和公共利益是首要价值取向。第二，整体性的网络状治理结构。该理论强调在公共事务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条块
状治理结构已经不能有效满足治理需求，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
主体形成的网络状治理结构成为有效的治理结构，各个主体之间共享资源和团结
合作从而发挥出整体性的治理优势。第三，先进的技术治理方式。整体性治理理
论主张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治理手段，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促进多元达县李春
治理主体间互联互通。第四，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通过协调行动者之
间的利益关系和合作关系来缓解矛盾冲突，推进大家对共同目标的认同，从而增
强网络的凝聚力；通过整合不同治理主体、层级和功能，从而提升整体性治理水
平和效益；通过增进不同行动者和组织机构之间的信任，从而促使他们联合起来
共同处理治理难题。
概言之，整体性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在协调、整合和信任的治理机制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治理活动，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可见，整体性治理理论中所强调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浅水洼里的小鱼教学设计
、整体性的网络状治理结构、先进的技术治理方式以及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正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所追求的。
二、智能治理理论
zipa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技术逐渐融入社会治理领域，智能治理应运而生。目前学术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尚未统一。智能治理简单地理解就是将智能技术运用到社会治理当中的活动。智能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和新形态，是一种复合型的治理模式，是“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的有效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旨在以算法原则为核心、以技术预测和模拟决策为手段，从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最终实现社会善治。
智能治理是“一种比智慧治理更加高级的治理形式，是指人工智能体以政府部门等拥有的大数据为依托，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具备的强大计算能力和先进算法，通过对不同应用场景的分析，自主生成相应解决方案的治理形式。”其中，数据是智能治理的依据，算法是智能治理的核心，算力是智能治理的支撑。首先，数据是重要基础。我们每天在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游览记录、购物记录、位置信息在内的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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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量数据，为人工智能系统精准分析和智能处理提供了大量材料。其次，算法是核心技术。任何形式的治理都需要依靠一定的治理手段来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以往类似于互联网治理、大数据治理、网络化治理等模式都需要在人的参与和指导下进行，而智能治理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平台的先进算法可以实现机器的自主治理。基于强大的深度学习算法，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自动提取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最终为治理人员提供最优的科学治理方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智能治理实质上是一种算法治理。最后，算力是有效支撑。拥有强大计算能力的计算机系统是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提取和有效分类的重要工具，数据被处理后才能更好实现算法的功能。仅仅有数据和算法的智能治理是不完整的，数据、算法、算力共同构成智能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治理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结果。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大大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率，促进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创新。通过依托具备强大计算能力和先进分析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快速为我们提供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减少治理成本，降低治理风险，提升治理绩效。“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的智能治理模式不仅是当下和未来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模式，而且也是当下和未来我国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因此，以数据为基础、以算法为核心、以算力为支撑的智能治 理理论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陶嘉舟三、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在1986年《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直接产物，“风险可以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的方式”。人类在利用科技创造财富和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面临各种严重巨大的风险。安东尼·吉登斯同样地从现代化的视角界定了风险的概念，在他看来，风险是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风险社会，较外部风险而言人造风险更具威胁性，因此，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大。与贝克、吉登斯主张从制度层面来应对和化解风险不同，斯科特·拉什从文化反思的视角研究了风险社会，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一种文化现象，主张依靠理想信念对社会成员进行治理。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我们正处于风险社会之中，面临着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和生态风险，如何寻风险社会的出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第一，全球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现代社会中的风险也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快速传播和扩散，已变成全球性的风险社会。例如：全球
变暖、冰山融化、经济危机、恐怖主义和此次的新冠肺炎都是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风险。第二，人为性。风险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传统社会主要以外部风险为主，现代社会则主要以人为风险为主。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比较落后，所以在传统社会下人们主要面临着诸如自然灾害、战争冲突、气候变化、疾病传染等外部风险；而由于“四化”的快速发展、人类知识水平的提升、人口数量的爆炸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在现代社会下人们主要面临着诸如生态危机、贫富差距加大、劳资纠纷、信息泄露、城乡二元结构显著等人为风险。正所谓“风险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第三，长期性。由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正处于现代化的积极探索或缓慢发展阶段，现代化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作为现代化的直接产物——风险社会也将长期存在。第四，难预测性。由于风险内容的复杂性和风险形式的多样性，风险往往是突发的，我们事先很难预测到。在现代社会，虽然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的科学认知水平和科技应用能力已经显著提升，但是对于风险的预测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譬如：这次在武汉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我们事先完全不知道它的出现，当它的影响规模变大和危害程度加深时，才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和恐慌。
目前，我国社会各领域中的风险层出不穷，呈现出内容多样化和危害严重性的特点，社会
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盲目开发自然资源和过度破坏自然环境造成的生态风险；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公平正义保障制度缺失引发的社会失序；公权私用和监督制度不完善导致的腐败问题严重；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外来文化入侵引发文化风险严峻等。同时，人工智能融入社会治理也面临着诸如人身安全、数据安全、隐私安全、技术异化等一系列风险以及失业、法律、伦理、决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是当下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议题。风险社会理论对于风险的分析和出路的探索，能够为我们创新社会治理和化解现代化风险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和价值启示。
四、善治理论
在治理实践中，既存在着治理成功的可能，也存在着治理失败的可能。为了避免治理失败，学者们提出了“善治”、“有效的治理”、“健全的治理”等概念。善治，即良好的治理。这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首先，从治理目的来看，善治强调“善意治理”。即治理是出于良好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增进人民福祉；其次，从治理方式来看，善治强调“善于治理”。即治理主体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有效的手段、先进的技术进行治理，并且要构建多中心治理格局；最后，从治理结果来看，善治强调“善态治理”。即治理状态是良好的，开展
治理活动能够有效解决问题。在我国，提出善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俞可平教授，他对善治理论做了较权威的论述。俞可平教授指出，“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具有以下六个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政权和权威的自愿认可、服从和支持。合法性是促进善治的关键要素。因此，在社会治理中，治理主体或机构要与公民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减少并避免矛盾和冲突，以获得民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增进治理效果。第二，透明性。治理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是促进善治的重要因素。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是我国不断完善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公民依法享有知情权，政府部门必须及时公布公共信息，获取并掌握相关信息是公众参与公共治理和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基础。第三，责任性。责任性要求治理主体或机构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职能，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治理主体或机构越负责任，治理的效果就越好。第四，有效性。有效性是指管理的效率高，是否有效是衡量治理效果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机构设置合理、程序制定科学、活动开展灵活、管理成本低下是管理有效的重要表现。第五，回应性。回应性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本质特征，治理人员或机构在治理过程中要及时回应公众的相关问题和合理诉求，并主动向公众反馈治理效果，
打造回应型政府，有利于实现政府善治。第六，法治。即要让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依法治理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只有在治理过程中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才能促进良好治理效果的实现。
善治理论是现代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良好的治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共同的价值追求。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良好合作和良性互动、公共利益最大化、获得公众自愿的认可和支持、公开治理数据和治理信息、切实履行治理职责、严格依法治理、及时回应公众的诉求、提高治理效率和效益等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追求。因此，善治理论能够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积极有益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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