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中国语言的发展与流变

周有光:中国语⾔的发展与流变土库曼语
编者按:著名语⾔学家、“汉语拼⾳之⽗”周有光1⽉14⽇凌晨三点半去世,就在此前的13⽇,周有光先⽣刚刚过了112岁⽣⽇。我们特编发周有光先⽣的这篇⽂章,以纪念其对汉语及中国⽂化发展所作的贡献。
周有光:中国语⾔的发展与流变
中国是⼀个⽂明古国,今天正在积极进⾏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要赶上⼯业化和信息化两个时代。为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语⾔和⽂字要有相应的发展。全国⼈民要能相互直接通话,免除⽅⾔的隔阂。⽂章要写得明⽩如话,念出来⼤家听得懂。汉字要整理和规范化,减少学习困难和使⽤不便。注⾳要⽤字母代替反切,统⼀汉字读⾳。少数民族要根据具体情况改进或创制⽂字。在电脑上要利⽤拼⾳输⼊汉字,使中⽂进⼊信息互联⽹络。这⼀切叫做中国语⽂的现代化。
社会的演变和语⽂的演变是密切关联的。秦并六国,统⼀天下,实⾏“书同⽂”政策,“官狱职务繁,初有⾪书,以趋约易,⽽古⽂由此绝矣”(许慎《说⽂》)。这是古代的社会演变引起了语⽂演变。鸦⽚战争(1840)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也打开了闭关⾃守的清帝国的⼤门,中华民族由震惊⽽觉醒,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同时,掀起了中国语⽂的新思潮。这是近代的社会演变引起了语⽂演变。
⾟亥⾰命(1911)以后,⼀个语⽂现代化运动从酝酿进⼊实践。这个运动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名
称:切⾳字运动、国语运动、⽩话⽂运动、注⾳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字运动、⼿头字运动、少数民族新语⽂运动等。语⽂现代化在前进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潮、有低潮,有新旧争论,有左右摇摆,不断在“尝试与错误”中提⾼认识和开展局⾯。综观⼀系列运动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四个⽅⾯:语⾔的共同化、⽂体的⼝语化、⽂字的简便化和注⾳的字母化。
语⾔的共同化
孔⼦教弟⼦读书,不⽤家乡的⼭东⼟话,⽽⽤当时的共同语“雅⾔”。后来历代都有共同语,称为“通语”、“官话”。古代的共同语不要求有严格的标准⾳,使⽤者只有少数⼈,主要是官吏和⾏商。现代的共同语源出于古代,但是不同于古代。它要求有严格的语⾳标准,并且把普及共同语作为实⾏全民义务教育的条件。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程。
民国初年,规定以多数省份共同的汉字读⾳为国⾳标准(⽼国⾳)。当时的流⾏看法是,共同语只要能够“通词达意”就好了,不必要求标准划⼀。不久,通过实践提⾼了认识,知道标准必须统⼀,学习可以逐步渐进,标准⾳不能采⽤⼈为的语⾳,应当采⽤实际存在的语⾳,于是改为以中等程度北京⼈的语⾳为标准(新国⾳)。1955年全国⽂字改⾰会议规定普通话“以北京语⾳为标准⾳”,重新肯定这个标准,并进⾏更加细致的汉语规范化。
共同语的名称也经过演变。清末民初称“国语”(国家共同语)。20世纪50年代称“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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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宪法规定“国家推⼴全国通⽤的普通话”(全国共同语)。新加坡和海外华⼈称“华语”(全世界华⼈的共同语)。名称不同,实质相同。
共同语的推⼴⼯作,在⼴袤的中国⼤地上蹒跚前进,时起时落,可是总的来看是⼀浪⾼似⼀浪。20世纪20年代是⼀个⾼潮,50年代⼜是⼀个⾼潮。⾼潮在各省⼜彼此不同。台湾光复以后普及了国语,做到所有学校以国语为校园语⾔,所有的公共活动以国语为交际媒介。内地“推普”以学校为重点,利⽤⼴播和电视,正在加快实施步伐。可是各地⽔平参差不⼀,有不少“推普”的薄弱地区,今后还要长期进⾏艰巨的⼯作。
古代能做到“书同⽂”是进步,今天如果满⾜于“书同⽂”就是落后了。现代中国既需要“书同⽂”,⼜需要“语同⾳”。
⽂体的⼝语化
⽂明古国都有书⾯语(⽂⾔)和⼝语(⽩话)的⽭盾。⼝语不断前进,⽽书⾯语停滞不前,越来越离开活的⼝语,阻碍了语⾔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唐宋时代,佛教⽤接近⽇语的“变⽂”和“语录”传播教义,因为⼝语能够深⼊众。清末维新运动者提出“我⼿写我⼝”、“崇⽩话⽽废⽂⾔”、“⽩话为维新之本”。1919年掀起以⽩话⽂运动为先锋的“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的“⽂艺复兴”。⽩话由此取代⽂⾔成为⽂学的正宗和教科书的正式⽂体。⼩说和论说⽂章都写成“不登⼤雅之堂”的⽩话⽂。⽩话⽂运动不仅是⽂体的
解放,⽽且是思想的解放。
但是,⼆次⼤战之前,⽩话⽂运动还遗留有许多空⽩区。例如公⽂程式仍旧⽤“等因奉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实⾏“公⽂改⾰”。这时候,报纸的半⽂半⽩“新闻体”也改为明⽩晓畅的⼝语。此外,报纸、杂志和各种正式出版物,从直⾏改为新河东狮吼下载
⽂改⾰”。这时候,报纸的半⽂半⽩“新闻体”也改为明⽩晓畅的⼝语。此外,报纸、杂志和各种正式出版物,从直⾏改为横⾏,以便配合科技术语和数学公式。20世纪90年代在“弘扬华夏⽂化”的热潮中,出版了许多种⼤规模的“古书今译丛书”,这是⽩话⽂运动的延伸。
⽂体改⾰引起“好古家”的强烈反对。“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掀起⼀个“⽂⾔读经”运动。他们攻击⽩话为“引车卖浆者⾔”,“以鄙俗妄为之笔,窃⾼⽂美艺之名”,甚⾄滥⽤权⼒,强制教科书恢复⽂⾔。
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致”的⽂体改⾰增加了新的时代任务。“多媒体”把传递书信的电信技术(电传)、传递语⾔的传声技术(电话)、传递形象的视听技术(电视)合⽽为⼀,给语⾔和⽂字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要求规范化,讲出来⼤家听得清(⽂体语);⽂字要求⼝语化,读出来⼤家听得懂(语体⽂)。语⾔和⽂字要能够即时⾃动相互转换。词汇要求共同化。各个地区之间的词汇差别,译名和术语的分歧混乱,不再是“有趣的”现象,⽽是“有害的”现象了。为了使“⾔⽂⼀致”的⽩话⽂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适⽤⽂体,还要做⼤量的语⽂规范化⼯作。
⽂字的简便化
汉字笔画繁、字数多、读⾳乱、检索难,合称“四难”。针对汉字的“四难”,⽂字改⾰运动提出“四定”的对策:定形、定量、定⾳、定序。
定形异体字要统⼀,印刷体和⼿写体要接近,要以清晰、易认、易写的简化字为规范,这是清末就提出的要求。初学⽂字的⼩学⽣、扫盲学员,以及⽂化较低的⼴⼤众,普遍希望简化笔画。
1935年,上海掀起“⼿头字”运动,选定300多个⼿头常写的简体字,在15种杂志上公开使⽤。同年,南京教育部公布“第⼀批简体字表”,包含324个“社会上⽐较通⾏的简体字”,准备以后还要继续公布。可是,遇到反对,第⼆年就收回成命了。
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案》,简化字初次得到正式推⾏。这个⽅案规定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后来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共2235字)。这些简化字极⼤部分是“古已有之”,这时候只是把“俗体”提升为“正体”,如同“⽩话”取代
了“⽂⾔”。简化字已经在中国内地普遍应⽤于教科书、报纸和杂志。新加坡采⽤简化字之后,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华⼈学校也先后采⽤。
书法不受简化的限制其实古代书法家常写简体字,王羲之的《兰亭序》中有三分之⼀是简化字,欧阳
询的《九成宫》中有六分之⼀是简化字,可见古⼈不认为简化和书法艺术有⽭盾。有⼈担⼼简化会破坏传统⽂化。从篆书到⾪书的“⾪变”⼤⼤简化了汉字;久已通⾏的草书和⾏书⼤⼤简化了汉字。这些简化没有破坏传统⽂化,从它们继承⽽来的简化字,怎么会破坏传统⽂化呢?
定量字数太多、字⽆定量,是汉字难学难⽤的主要原因。在难于减少字量的今天,可⽤“分层使⽤”的⽅法,减少学习和使⽤的不便。现在,汉字已分为“常⽤汉字”(3500字)和“通⽤汉字”(7000字),前者⽤于⼩学教育,后者⽤于⼀般出版物,此外为“罕⽤汉字”,⽤于古籍和专门性的出版物。还可再分出“初学⽤字”(1000字),作为学习汉字的起步,这就是“千字⽂”的传统。经验告诉我们,与其学多⽽不能⽤,不如学少⽽能⽤。汉字的使⽤频度是不平衡的,少数字常⽤,多数字罕⽤,这是汉字的“效⽤递减率”。把握这个规律,改进⽤字的⽅法,可以逐步减少⽤字数量。高中语文教学大纲
定⾳民国初年开始汉字“读⾳统⼀”⼯作,字典⼀律⽤字母注明标准⾳,代替反切。20世纪50年代开始“普通话审⾳”⼯作,统⼀“异读词”的读⾳。定⾳⼯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是,只有普及普通话才能彻底实现“读⾳统⼀”。
定序在要求快速检索的信息化时代,汉字的“定序”问题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部⾸法”和“笔画法”都难于适应⾃动快速检索的时代要求。1918年公布“注⾳字母”之后,开始有了利⽤字母顺序的“⾳序法”。在《现代汉语词典》使⽤拼⾳字母
的“⾳序法”排列正⽂之后,⼤型出版物如《中国⼤百科全书》等也采⽤“⾳序法”排列正⽂。这是“定序”⽅法的新发展。
注⾳的字母化
汉字积累到6万的⼤数,可是缺少⼀套字母。
女子足球1918年公布以古汉字为基础的“注⾳字母”,开始“注⾳的字母化”。从此,字母代替了“反切”。
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采⽤国际通⽤字母。1958年公布“汉语拼⾳⽅案”(简称“拼⾳”),继承和更新“国语罗马字”。台湾对内⽤“注⾳字母”(称“注⾳符号”),对外⽤“国语罗马字”,2001年正在考虑改⽤“拼⾳”。内地对内对外统⼀⽤“拼⾳”。1982年“汉语拼⾳⽅案”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汉语的字母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国内使⽤”到“国际使⽤”,
1982年“汉语拼⾳⽅案”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汉语的字母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国内使⽤”到“国际使⽤”,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座使中国语⽂和中国⽂化通向国际舞台的桥梁建成了。
“字母”不是“⽂字”,这是内地和台湾的共同政策。有⼈害怕拼⾳把中国分裂成为⼏⼗个国家,这是杞⼈忧天。拼⾳拼写普通话,推⼴普通话只能加固团结,不会形成分裂。
“拼⾳”成为国际标准之后,它的⽤途逐渐扩⼤。在信息化时代,它是接通国际信息⽹络的必要⼿段,这⼀作⽤的重要性将逐渐显⽰出来。在“中⽂处理机”上,输⼊拼⾳,以“语词、词组、成语、语段”作为单位,能够⾃动变换成为汉字,不⽤字形编码,这是汉字输⼊技术的新发展。
中国的语⽂现代化包括少数民族的语⽂建设。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30多种⽂字,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应⽤不便的⽂字按照具体情况进⾏了整理、修订或改⾰。少数民族有拉丁字母⽂字17种,包括原有拉丁字母⽂字4种,新创拉丁字母⽂字13种。其中“新壮⽂”已经印上⼈民币。
在“汉字⽂化圈”中,⽇本⾸先努⼒于语⽂现代化的建设。明治维新(1868)之后,普及国语,进⾏假名规范化,实⾏全⾯的汉字注⾳,发起罗马字运动。战后进⾏公⽂改⾰,规定常⽤汉字1945个,法律和公⽂⽤字以此为限,公布法定的⽇语罗马字(训令式)。⽇本重视减少⽤字的数量,字数减少了,简化笔画就容易了。⽇⽂已经从汉字中间夹⽤少数假名,变成假名中间夹⽤少数汉字。朝鲜(北⽅)改⽤表⾳的谚⽂字母,废除汉字。韩国(南⽅)沿⽤汉字和谚⽂字母的混合体,⼀般出版物⽤1800个汉字,⼩学不教汉字。越南独⽴后采⽤拉丁化拼⾳⽂字,废除汉字。语⽂现代化是“汉字⽂化圈”各国都在长期进⾏的⽂化运动。⼆次⼤战以后,新兴国家有⼀百多个。它们有的需要建⽴国家共同语,有的需要制定⽂字,有的需要更新旧有⽂字,有的需要⼤量充实词汇。即使是发达的国家,在组成新的共同体的时候,也发⽣语⽂问题。⼀门研究语⽂宏观问题的新兴学科产⽣了,叫做“语⾔计划”。“⽂字改⾰”包括语⾔,“语⾔计划”包括⽂字。这是⼀个世界性的⽂化运动。中国应当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根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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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情况,实⾏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语⽂政策。(周有光)

本文发布于:2024-09-21 17:59:24,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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