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研究在19世纪的大繁荣满足了新时期不列颠民族历史建构的需求。在此之前，与外部力量的对抗曾经是增强国家内部民族统一性的重要途径。当时，法国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强大对手，这种与本民族对立的“他者”角促进了英国民族意识的加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民族性可以通过它不是什么（而非它是什么）来加以厘定，即它的敌人是谁，它排斥什么，对抗什么。琳达・柯莉（Linda Colley）通过研究1707～1837年间英国人的爱国主义认为，“不列颠民族的形成完全是由于战争而实现的。与法国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使英国人团结起来共御外敌。他们自诩为新教徒国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天主教力量抗衡，他们反对法国的迷信、扩张、腐败和专制。”[3]（P5）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面对外部战争的威胁使他们接受了一个统一身份标签不列颠人（Briton）。拿破仑战争以后，法国作为“他者”的角逐渐隐退，英国的民族性的维系与加强越来越倚重内部历史文化上的共源性。在19世纪，中世纪文学研究的勃兴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英国的历史研究者和著作家们力图从历史中挖掘不列颠人共同的历史功绩和民族英雄。 马尼拉公约民族国家为什么要通过历史的维度来重塑自身的形象？因为民族历史的重新叙述与阐发可以中档轿车
增强统一性，消弭内部分歧，从而解决新的民族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不仅创造了民族，民族也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没有共同的过去，民族的概念就不可能存在。为了创造一种令人信服的民族代表，需要重新发现一种有意义和独特性的历史。”[4]（P36）所以，历史与民族性的关系不言而喻。
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著作家们为何选择了中世纪作为他们重构民族历史的原型？又为何喜欢以亚瑟王和罗宾汉作为民族形象的代表？首先，英国人历来就注重传统，虽然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但他们更看重现代化的源头和动力，把中世纪看作是资本主义秩序、道德观念和虔诚信仰的重要发轫时期。其次，英国人的这种怀旧情节也蕴含着对现代化的一种反思，希望从历史探寻中到解答现实问题的答案。工业革命时期，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成为他们追求的梦想。[5]（P8）再者，中世纪情节也是英国人自我宣称（self-assertion）的要求，用来强调英吉利民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经济的增长和帝国的扩大使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大大提升，他们力图重塑一种光荣的历史来说明英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性。最后，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功绩需要有伟大的人物来创造，亚瑟王和罗宾汉的传说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英雄的时代。19世纪的英国人为何对中世纪之前的历史兴趣不大呢？因为这之前的历史要么笼罩着蛮荒的
《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气息，要么残留着被罗马人征服的屈辱，这与工业时代的丰功伟绩显得格格不入，所以，也就难以成为重塑历史的最好样本。
重塑民族形象是每一个时代的现实需求，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民族形象的要求是不同的，民族形象的建构方式和表现方式也存在差异。同时，民族形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同的体对民族形象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作为19世纪英国民族形象的具体代表，“阿瑟王”和“罗宾汉”的英雄神话不仅在19世纪上半期和下半期有所变化，而且，二者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政治观念也是有区别的。
英国贵族精神产生后，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在16至18世纪的英国，贵族精神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政治上，既要求权利和自由，又坚持保守主义，把变化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这看似矛盾实则睿智的做法，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呈现出的狂热完全不同。从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中我们也能看出英国16到18世纪之间这种既追求自由权利同时又遵循保守主义，紧紧将变革的缰绳控制在必要限度内的优越性。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贵族权力的高峰。1685年，詹姆斯二世不顾举国反对，重用天主教徒、亲近法国，严重危害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1688年，资产阶级联合新贵族废黜詹姆斯二世，并由七位大贵族出面邀请威廉三世及玛丽二世共同执政。随后，议会向威廉提出《权利宣言》，严格限制国王权力。后由议会通过成为《权利法案》。“这一举动如果成功，王权的扩张就会被阻止，而‘自由’又不需要另一个克伦威尔。统治阶层自己可以完成‘自由’，这个自由不需要民众，也不需要发动新的革命。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是‘光荣革命’事件的真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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