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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张斌贤 王晨 柏林洪堡大学教育学院 张乐
发布时间:2010-12-08
摘要：柏林大学的建立是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积极因素，财政困难、行政掣肘等消极因素，以及君主意志、官员和学者意愿等不确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建立经历了反复起伏的过程，其最终建立的关键是洪堡所拥有的融合了历史感和自身前途的动机与卓越政治智慧及行政技巧的结合物。早于德国教育部成立七年的柏林大学的建立过程，是德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变进程中国家的教育功能和教育行政范畴逐步确立的典型事例和先声，其中体现的大学思想及其建立后的发展与改革彰显了现代大学及其制度的基本涵义和普遍意义。 关键词：柏林大学，洪堡，现代大学制度，教育国家化
1810年10月6日，柏林大学迎来了前来注册的第一批6名学生，从此开始了这所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
大学200年的兴衰起伏。这所在19世纪初普鲁士“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大背景下建立的大学，不仅在动荡的百年发展中实现了创办者的期望，还提升了普鲁士的高等教育事业，“继承了德国大学接受、产生新思想继而改变社会的传统”，推动了普鲁士的振兴与德意志的统一，广泛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众多大学建立与改革的样本。
本文力求在较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对国内学界关注不多的柏林大学纷繁曲折的建立过程进行考察，以期加深对这所大学的诞生过程及其历史意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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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相比，德意志的大学出现得比较晚。到14世纪后期才出现第一批德意志大学，其中布拉格大学建于1348年，维也纳大学建于1365年。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世俗政府力量的壮大，德意志大学不断发展，陆续出现了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弗赖堡大学（1460年）、巴塞尔大学（1460年）、耶拿大学（1556年）、哈勒大学（1694年）和哥廷根大学（1737年）等。到1789年，德国共有34所大学，约占全欧大学总数（143所）的24%。
18世纪后期开始，由于紧张的政治局势、频繁的军事争端与激烈的社会变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学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以普鲁士的大学为例，全国从西至东都出现学生人数下降、大学经费紧张
的现象。“为数众多的德国大学（其中一些已破败不堪）都在18世纪
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风暴”中停办了。从1789～1815年，全欧洲143所大学仅剩83所，德国34所大学中消失了18所。
在大学发展处于危机四伏的时期，普鲁士王国内部（特别是学术界）却一直酝酿在首都柏林兴办一所新的大学。第一篇书面公开阐述在首都建立大学的文档出自1794年《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刊登的文章。作为当时主要的启蒙刊物，《柏林月刊》的这篇文章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在柏林建立大学的想法已日益成为启蒙思想学者思索和私下讨论的热点问题并渐渐进入开明政客的视野；第二，这一构想长期为当时的王室与政府所反对与漠视。
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是很自然的。因为其他欧洲各国在首都建立大学已成为传统。此外，柏林具有建立一所优秀大学的良好基础，一方面，可以利用1700年柏林科学院成立前后不断建立的众多学术机构，统一整合各种科研机构；另一方面，柏林在18世纪末已因其浓厚的文化氛围而倍受称赞：“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与艺术活动都能在柏林到”，而“到1800年，柏林城内已经生活着1200多名知识分子”，众多科学家、医生、律师、艺术家的存在，使得柏林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大学的建立能更好满足这些知识分子学习与工作的需求。
普鲁士王室与政府对于在首都建立大学的构想则持漠视与反对态度。其根源来自于上层对政治形势
的判断以及当时已显现的国家财政困难。长期以来，普鲁士当局虽然对启蒙思想持开放态度，启蒙思想在各种报刊、大小读书会、各沙龙传播，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始终对新思想与相应改革持警惕态度，担心过度的思想自由会导致国家根基的崩溃。因此，尽管在他执政期间普鲁士也通过颁布《普鲁士国家通用法》等举措施行过一系列教育改革，但同时也实行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极力限制言论自由。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在于，当时普鲁士已经出现了财政困难。由于多年穷兵黩武，到1797年11月16日驾崩时，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给继任者留下的是一个近乎破产的国家。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继任后，普鲁士的教育改革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从1797年开始，当时的普鲁士内政部部长、主管教育工作的冯·马索夫（Julius von Massow，1750～1816）“面对巨大的财政困难”，迎难而上，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但是，他的工作重点是建立专门学校（Spazialschule）和改革中小学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深受法国模式的影响，马索夫认为，建立专门学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佳方向，只有专门学
校才能满足国家的现实需求，因此，他在1800年明确指出，“大学应该被专门（高等）学校与科学院所取代”。
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即位还是成为普鲁士大学发展的新契机。一方面，在1806年普鲁士战败前，他就已经比几位前任国王更加重视教育改革，在促进大学与科学院发展的问题上给予了更
多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重新开启了普鲁士的宗教与学术自由”，学者开始敢于公开谈论新思想并就改革问题在公共场合与私人信件中阐发自己的意见。1798年后，各界人士对大学事务的关注日益增加，在数量繁多的书信往来中，都可以看见政客和学者们开始“以历史的、批判的”角度思考和审视大学问题，其中当然包括在柏林兴建一个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
1804年，已近人生尽头的席勒怀着思想与创作的冲动来到柏林，在感受了柏林的气氛后，他于7月14日在魏玛家中写下对柏林状况的思考：“人们致力于学术，渴望建立大学，在柏林应该会发生些什么。”1806年，费希特（1762～1814年）的《关于爱尔兰根大学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时任柏林首席财政顾问的阿尔滕施泰因（Karl Sigmund Franz Freiherr vom Stein zum Altenstein，1770～1840年）的高度重视与赞同。费希特在文中“把对自由的科学反思的要求提高到大学课程的一切专业之上”，他认为，新的大学生应该学会思维而非拥有大量知识。费希特的思想唤醒了一种根植于德意志哲学的教育理念，它延续了康德《系科之争》中对哲学与实用知识关系的思考，拓展了政府高层的决策视野。这之后，摆脱法国模式，“建立一个不是旨在进行职业教育，而是旨在扩大和介绍科学知识的大学”开始成为广泛的共识。
随着政权更迭与新政改革的进行，一批非贵族出身的开明政客逐渐登上普鲁士政治舞台，在越发开放的气氛中与学者们共同思考国家的未来，思索教育事业、高等教育机构的改革方向。这其中就有非贵族出身的拜默（K.F. Beyme，1765～1838年）。在1807年接替冯·马索夫负责普鲁士大学改革之前，
三国鼎立形势图拜默就已开始关注在柏林建立高等研究机构这一设想，并与学者们就建校方案等问题进行交流。1802年3月13日，哲学家英格尔（J.J. Engel，1741～1802年）致信拜默，系统阐述了在柏林建设一个与传统大学完全不同的、与科学院相联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计划。英格尔的思想对拜默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拜默筹划高等教育机构的直接动因。1807年上任后，拜默在给沃尔夫等人的信中反复强调了英格尔对柏林大学建设计划的重要意义。施莱尔马赫（1768～1
科学管理研究
834年）也认为，英格尔是第一位详细提出柏林大学建设计划的思想者。
然而，在拿破仑军队入侵前，普鲁士王室与政府对在柏林建立大学没有多大的兴趣。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普鲁士其时已经存在不少大学。在普鲁士王国的旧帝国版图内有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维亚德利纳大学（1506年）、柯尼斯堡大学（1544年），此外王国还拥有埃尔福特大学（1379年）、耶拿大学（1558年）、杜伊斯堡大学（1655年）、哈勒大学（1693年）、布雷斯劳大学（1702年）、哥廷根大学（1737年）与爱尔兰根大学（1743年）。其次，1797年威廉三世登基时，除哈勒大学外，其他大学的没落状况使国王在有限经费的情况下只得选择“改革现有大学，同时暂时停止建立新大学”。自威廉三世改革新政以来，改革的确直接影响了大学的重新兴盛，在普鲁士的大学中，教育经费逐渐增多，学生人数也开始稳步增加。
随后出现的政局骤变搅乱了普鲁士的改革步伐。拿破仑军队在欧洲肆虐之初，普鲁士在1795年至180
6年间，一直对法国和反法同盟之间的战争持中立态度。但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瓦解，拿破仑建立了依附于法国的莱茵联邦，普鲁士日益感受到拿破仑的威慑。随着之后拿破仑在与英国和谈中表示出将汉诺威归还英国的想法，普鲁士宫廷感觉受到了欺骗，国内开始出现对法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呼声。1806年7月25日，不顾施泰因男爵（Baron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的反对，普鲁士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加入第四次反法同盟。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与法军爆发了耶拿会战，也称耶拿—奥尔施塔特之战（Schlachten von Jena und Auerstedt），普军惨败，几乎丧失了主要作战力量，随即被迫退出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27日，拿破仑带领法军占领柏林，普鲁士王室和政府要员逃往东普鲁士，一干学者如费希特则流亡至旧都柯尼斯堡。
如果说耶拿会战的失败标志着普鲁士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那么普鲁士与法国于1807年7月7日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Tilsit Friede）则彻底宣告了普鲁士在各方面沦为欧洲二流国家：普鲁士丧失了大半领土，最富有和最肥沃的省份被割让，原先统治的民众数量丧失大半，税收大幅减少；此外，普鲁士还被迫削减兵力，被课以高达一亿法郎的赔款。普鲁士教育事业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随着领土丧失，新普鲁士王国丧失了原先易北河以西的所有大学，只留下柯尼斯堡大学与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维亚德利纳大学；原先作为普鲁士最好大学的哈勒大学也被移交给了在易北河西新建立的、由拿破仑幼弟耶罗姆统
治的威斯特法伦王国。
盖洛普路径
耶拿会战激战之时，黑格尔在耶拿匆忙完成了《精神现象学》的写作。他将“耶拿会战”称为“历史的终结”，意即新历史的开始。新思想的到来将驱使普鲁士重构为新型国家。拿破仑的到来摧垮了普鲁士王国及其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为普鲁士的改革之路扫除了枝蔓。黑夜依然，但黎明已经到来。一场巨大的改革即将来临，更为开明的官僚与自由的思想将引领普鲁士走向复兴之路，而在柏林建立一个大学的设想成为系列改革中必备的组成部分。
二
防尘服标准 《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直接促使原有各种建立柏林大学的计划浮出水面。1807年8月，已辞去一切职务的前哈勒大学校务长（Kanzler und Direktor der Universit?t）提奥多尔·施马尔茨（T. Schmalz）带领部分教授来到东普鲁士的小城麦默尔（Memel），觐见正在此地处理政务的威廉三世。8月22日，施马尔茨向国王面呈了两篇报告，一篇是希望国王将哈勒大学迁至柏林的请求书，另一篇则是施马尔茨起草的“论在柏林建设大学”的备忘录，希望能以哈勒大学教师为基础在柏林建立大学。威廉三世答道：“好，有勇气！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1807年9月4日，威廉三世在给拜默的命令中明确了在柏林建立大学的意愿：“我亲爱的内阁枢密大臣拜默，介于易北河一岸的割让，国家丧失了哈勒大学这一最重要、最完备的普通教育机构。填补这个空缺应该成为国家重建之中首要考虑之事，而法兰克福与柯尼斯堡的大学并不适合……我决定在柏林建立这样一所新的教育机构（neue Lehranstalt），并使之与科学院建立合适的联系……应给哈勒的拨款将用于其中。”柏林
建立一所新的教育机构的任务正式交付给了拜默。同一天，威廉三世也将这一批准以及对拜默的委任信息通过内阁传达给了施马尔茨。
在给拜默命令的结尾，威廉三世要求拜默做三件事：（1）确保新大学教师（哈勒与其他地区）的聘任，（2）咨询众学者对新教育机构之意见，（3）尽快撰写呈交建立计划咨文。1807年9月5日，也就是拜默接到命令的第二天，他便就“在柏林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机构的问题”向三位学者沃尔夫（Wolf）、费希特与施马尔茨发出信函，希望得到他们的建议。与此同时，拜默开始起草教员的任职邀请函。
1807年9月19日，沃尔夫首先递交了建立新教育机构（neue Lehrinstitut）计划书，在致拜默的信中，除了就建立新大学提出建议之外，沃尔夫还推荐威廉·冯·洪堡参与新大学的建立。沃尔夫认为，洪堡“具有将学者们统一的能力”，应委以重任
。10月3日，费希特也将自己的计划提交给拜默。
1807年的秋天，正当筹建开展之时，普鲁士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807年10月8日，之前因拒绝参与普法战后谈判而被威廉三世驱逐的施泰因男爵再次受命，担任王国首相，主持改革大局。这一变化对建立大学计划的最大冲击是拜默辞去了内阁大臣职务，但仍负责大学改革事务。在其后几个月里，柏林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筹划虽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逐渐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困难。
从1807年秋到1808年，拜默陆续收到来自沃尔夫、施马尔茨和胡夫兰德（Hufeland）等人的13封建议书，信中广泛讨论了师资、经费、建筑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建议都认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只能设立在柏林。但作为内阁首相的施泰因却对在首都建立新教育机构的设想持保留态度，他的顾虑不仅仅“来自王室圈子”，也同样来自当时各人等在“柏林繁多的论战小册子中夹杂的”关于校址问题的争论。在施泰因看来，一方面，“离柏林不远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已经有了一所大学”；另一方面，柏林本身也不是建立大学的好地点，大量年轻学生的涌入易于造成城市的混乱与道德败坏，同时大城市也不适宜学生进行严肃认真的学习。他提议，即使最终同意请求，也应该在位于柏林旁边的小城波茨坦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1810年年初，施莱尔马赫在写给官员诺特（Nolte）的信件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文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学者们一致确定在柏林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原因。在他看来，作为大城市，柏林“地域过广、物价偏高、诱惑过多、鱼目混杂、年轻人过度涌入也容易引发暴力事端”，此为柏林建设高等教育机构之弊端。然而，柏林同时又有“拥有众多科研机构、物资丰富、人才济济”的优势，最为重要的是，新机构的建立当“以与科学院之联系”为根本条件。
如果说校址问题之争主要在学者和政府官员之间进行，那么，在如何建设这个教育机构的问题上，争论就更为复杂。1807年，费希特起草了《在柏林创立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演绎计划》。对于这份充满柏拉图式理想的报告，拜默表示难以理解。到1808年，施莱尔马赫在其《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
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中，阐释了与费希特完全不同的建校观点。在费希特的设想中，大学作为国家的教育机构应该在外部与内部都遵循国家治理，大学生们可共同居住，身着统一制服，同教师一起严守学校管理制度，学习过程所需的物资可由国家供给，学习步骤与环节同样应受到一定约束；大学生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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