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推动开发区体制机制变革

山东推动开发区体制机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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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周刊》2020年第09期
        市场化改革取向,是山东开发区制度创新的一大特点。通过改革,将行政和社会事务剥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20年3月17日,山东省“重点工作攻坚年”动员大会提出要“发起开放倒逼改革攻坚行动”,开发区要当好“特战队”,按下开发区改革“快进键”,全面推开各项改革任务,打造“双招双引”高位平台。
        山东围绕开发区改革再次发力。
        山东省有179个省级以上各类开发区,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眭贡献,但随着时间推移,开发区自身积累的矛盾问题越来越明显。且与江苏、广东等地相比,山东省开发区的一些指标差距较大,产业示范作用不够明显和突出。
        打破“铁饭碗”
        山东45个试点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始于2019年7月。改革举措聚焦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建立更加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实用的开发运营机制、更加激励竞争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更加系统集成的政策支持体系。
        改革前,山东开发区实行聘任制的仅占24.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体制机制改革,人员队伍也要更新,不能只“换汤不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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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事制度方面,主要围绕“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待遇能高能低”,推行聘任制、末位淘汰制,探索建立激励竞争的干部人事制度。在薪酬制度方面,将薪酬与绩效挂钩,可高于当地同条件公务员收入不超过2倍,对特聘人才实行特岗特薪。
        一时之间,“全体起立”“全员竞聘”“打破论资排辈”“打破铁饭碗”成为开发区改革的高频词。
        济南高新区很早就推行全员聘用制,实施无差别人力资源管理,引入KPI考核,实现薪酬管理由“铁工资”向“活薪酬”转变。招商人员在北京中关村的“扫楼”“地推”式招商成果显著,在2018年国家级高新区综合评价排名中,位列全国第十一位,全省第一。
        青岛拿出功能区先行先试,管委会不明确机构规格、行政级别,从普通工作人员到管委会主任,公开选聘。选聘后5个试点功能区人员平均年龄35.5岁,并按照不低于3%至5%的比例实行末位淘汰。做到“搞活一座城”,先“搞活关键的人”。
澎湃新闻背景        烟台开发区采用“全体一起起立,重新寻座位”的全员竞聘上岗方式,打破了1000多人的铁饭碗,打破了干部身份界限,近百名科级以上干部不再担任原有领导职务,进行转岗。而一些科员甚至是企业人员凭靠专业才能走上重要岗位,成了部门骨干和负责人。
        烟台开发区招商合作管理局招商骨干李伟田原来在韩企工作两年,驻韩国一年,拥有和韩国企业谈判经验,此次通过社会化招聘方式上岗成为负责人,成功引入韩国C&M株式会社新能源汽车电子生产基地项目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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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委会+公司”模式
        开发区本来突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所设管委会不具备完全行政主体资格,但为了方便行使管理职能,往往配备行政编制,并且与所在乡镇(街道)未明确划分职能,承担大量社会事务,导致出现“小政府…‘准政府”的倾向,严重损耗了开发区的效率优势。
        “开发区的主责主业是聚焦经济发展、双招双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等,但现在有些开发区因人员臃肿、承担大量社会管理事务等因素,发展的效能、活力动力和效益在衰减。”临沂市市长孟庆斌指出问题所在。
        行政和社会事务剥离,是开发区改革的重头戏。通过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薛飞近况        改革之前,山东省2/3以上的開发区设立了市场化开发运营主体,但实际上,无论规模、水平、层次还是市场化程度都不高,这是山东省开发区普遍存在的问题。2019年度中国产业园区运营商50强中,山东省仅有济高控股一家上榜,位列第44名。
成长的步伐
        上海的做法值得参考。1988年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成立之初,就以地方立法确立公司化运营机制,成立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主导开发区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协调和服务。
        体制上的突破,极大塑造了漕河泾开发区的面貌。目前成为众多“隐形冠军”大本营和创新创业热土,是目前国家级开发区中发展速度最快、单位面积投入和产出最高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之一。
        此次,“管委会+公司”模式也是山东开发区改革的主要方式。市场化改革取向,是山东开发区制度创新的一大特点。改革近半年以来,取得了一些成果。
        烟台开发区整合发改、经信、科技等职能,组建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局,整合自然资源、规划、交通等职能成立建设交通局,开发区由24个部门压减到了10个。开发区瘦身同时,园区开发运营、科创金融服务、城建项目也都推向了市场,甚至人才引进后项目资助、子女教育等全程服务业都由社会化机构负责。
        泰安高新区则通过“瘦身强体”,分别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事项209项、开发运营职能事项48项,管辖面积由748平方公里大幅压减至277平方公里。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化开发运营机制改革,依托9个产业园区,组建平台公司,承担双招双引、项目服务、城市管理等职能。
        滨州对各个开发区跨区域整合,每个园区确定2-3个主导产业,配套2-3个产业公司,探索“一区多园、差异发展”模式。邹城开发区将经济发展职能与社会发展职能完全剥离,工作人员控制数从150人压减到110人,选聘到位86人,园区规模从201.64平方公里减到95.41平方公里,内设机构数量从12个减到7个……
        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阵痛”,权力转移难免伴随着各类利益冲突,为改革带来阻
力。人员采用编制封存,保留身份的办法,或者转为国企编制,具体考核和绩效都根据市场化的公司制进行管理,也使普遍重视“编制”的一些山东人“人心惶惶”。《商周刊》记者曾采访某家开发区,以“比较敏感”为由拒绝。
        “破山贼易,破心贼难。”改革制度容易,改变人心观念很难。是否能让改革创新内化于心,培养出一批敢闯敢试的人才,或许才是成功的关键。
        让开发区回归本位,聚焦主业,继续以灵活的管理机制、发挥独特的政策优势,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示范田和引领者。最终把山东开发区打造成为科技创新的引领区、深化改革的试验区、对外开放的先行区、新旧动能转换的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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