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转⾃：政研院
“⾸位度”已然成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热门词汇。 今年两会期间，⼴西壮族⾃治区政府⼯作报告中提到“要提⾼南宁⾸位度，打造引领全区发展的核⼼增长极”，并认为“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与其他省份省会相⽐，南宁市经济⾸位度不⾼，辐射带动能⼒较弱。”江苏省政府⼯作报告提出“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城市⾸位度”，⽽⼭东省在2018年的政府⼯作报告中就已经提到“提⾼省会城市⾸位度”，2019年初，莱芜正式并⼊济南，当地媒体称，此举将更好发挥省会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 事实上，⾸位度是⼀个学术界说法，由1939年马克·杰克逊提出，指的是⼀个国家⼈⼝规模第⼀位城市与第⼆位城市的⽐值，⽤来描述⼀个国家⾸位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影响⼒的程度。
⾸位度突出的城市是指中⼼城市在整个区域中处于的优先位置，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个相对概念，并不存在⼀个合理的数值。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城镇中⼼副主任沈迟近期撰⽂指出，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位度⾼低与城镇体系结构的合理性或经济是否发达有关系，因此⾸位度不能作为衡量城市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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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前各省市对⾸位度的描述来看，“⾸位度”的含义已经发⽣了延展。⼀些城市所谓的“⾸位度”，追求的是⾃⾝的做⼤做强，提⾼⼈⼝和城市经济规模在本省的占⽐，相当于“中⼼性”。
同时，⾸位度经常与“龙头带动作⽤”“辐射作⽤”“核⼼增长极”⼀同出现在地⽅政府的⼯作报告之中，各省提⾼中⼼城市⾸位度的最终⽬的是为了其在本区域内的辐射作⽤。
从规模经济的⾓度来说，中⼼城市的发展需要⼀个集聚的过程，吸收区域内资源做⼤做强，发展到⼀定程度后，中⼼城市会产⽣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发展产⽣辐射作⽤。中⼼城市被期待在实现⾃⾝做⼤做强之后带动区域发展。
这与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谋⽽合，中国正在迎来⼤都市圈时代，⽤中⼼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去年底，在2018年中国城市年度发展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周南表⽰，美国在1910年城市化率超过50%的时候，就开始⽤都市区取代⾏政区作为⼀个统计单位。据了解，⽬前，中国城镇化率接近60%，已经具备发展⼤都市圈的条件。
⽬前，南京、郑州、合肥、杭州近年来均开始着⼿探索都市圈建设，根据清华⼤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的数据显⽰，⽬前全国37个主要都市圈的⼈⼝规模约占总⼈⼝的58%，经济规模约占经济总量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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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圈时代的⼤背景之下，提⾼城市⾸位度、增强辐射带动作⽤将成为越来越多中⼼城市的发展⽬标。
01
南京的焦虑
在全国各城市提⾼⾸位度的呼声之中，南京的声量最⼤。
1⽉9⽇，南京市市长蓝绍敏在作政府⼯作报告时，讲到2019年⼯作的第⼀个⽅⾯就提到了“⾸位度”，表⽰“以国家和全省之⼒⽀持南京建设发展为动⼒，理直⽓壮讲⾸位度、全⼒以赴⼲⾸位度、名副其实增⾸位度。”
⽬前，提⾼南京⾸位度不仅是南京的头号⼯作，还被写⼊江苏省政府⼯作报告，南京2019年的⼀号⽂件《关于深化创新名城建设提升创新⾸位度的若⼲政策措施》就涉及⾸位度。
蓝绍敏连续使⽤的三个形容词“理直⽓壮”“全⼒以赴”“名副其实”道出了南京长久以来的憋屈。历史上，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和民国政府⾸都，在⽂化、教育资源、交通基础设施等⽅⾯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被认为是东部地区重要中⼼城市和长三⾓特⼤城市，然⽽，改⾰开放后，在江苏省内，省会南京的存在感却弱于苏州。
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苏州⾃1981起便超过南京，全国GDP排名榜中，两市⼀度相差⼗⼀个名次。在1985年⾄2013年间，南京甚⾄落后于⽆锡，经济总量屈尊全省第三位。
从⼈⼝规模上看，南京常住⼈⼝少于苏州和徐州，居江苏省第三位，2017年，苏州常住⼈⼝达到1068.4万，南京只有833.5万，前者⽐后者多出近200万⼈，相当于⼀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南京的⼯业⽣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平，全年进出⼝货物总额均落后于苏州。
作为江苏省省会，南京的地位很尴尬。⼀⽅⾯苏锡常三市受上海辐射带动经济强势，另⼀⽅⾯，南京偏居于江苏省西部，对苏北经济辐射有限，反⽽对安徽的马鞍⼭、芜湖等邻近城市辐射作⽤明显，南京因此被戏称为“徽京”，因为南京流动⼈⼝的第⼀来源地为马鞍⼭，占到15.87％。
相⽐杭州，南京的⾸位度的确低。2018年，南京在江苏省中的经济总量占⽐仅为13.8%，位列全国倒数第⼆。同年，杭州的⾸位度为24.3%，GDP总量是省内计划单列市宁波的1.26倍，在浙江省内，杭州的中⼼性很⾼。
南京⾸位度低的原因是多⽅⾯的。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辉龙撰⽂指出，南京市全域⾯积偏⼩，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偏弱，江苏的经济重镇以苏锡常为主稀释了省会城市的能级，造成南京集聚⼒差，“受产业基础相对偏弱、就业机会相对偏少影响，南京城市有吸引⼒⽆容纳⼒”。
02岭南空间
做⼤做强的共识
2018年27个省会城市⾸位度排名（GDP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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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西宁⾸位度由其2017年GDP计算得出
⾸位度有两种计算⽅法，⼀种是GDP占⽐，⼀种是第⼀位城市与第⼆位城市的主城区⼈⼝⽐值，通过两种⽅法计算得出的省域内省会城市的⾸位度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个表，中西部省会的⾸位度⾼于东部沿海省份⾸位度，单个增长极省份的省会城市⾸位度⾼于拥有双增长极省会的城市。
不仅中西部经济较发达的四川成都、湖北武汉、陕西西安、河南郑州、安徽合肥⾸位度均⾼于东部沿海省份，经济较不发达的宁夏银川、云南昆明、西藏拉萨⾸位度也居于前列位置。说明⾸位度⾼低并不能衡量⼀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平或者评判城镇化结构是否合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专家王开泳认为，西部地区省会周边的环境和⽓候很恶劣，不适合产业布局，⼈⼝往省会⾛，省会城市的⾸位度⾃然很⾼。
⽽东部沿海城市不同，因为地理条件优势，除去省会城市之外，多个增长极并列发展，如⼴州和深圳、厦门和福州、南京和苏州、杭州和宁波、济南和青岛、沈阳和⼤连，必然造成省会城市⾸位度低。
但是，⾸位度垫底的南京和济南却真切地为⾸位度低⽽焦虑。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焦虑的背后是中⼼城市做⼤做强⾃⾝的强烈需求，这是区域竞争的结果。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做⼤做强中⼼城市已经⾮常普遍。合肥、杭州、郑州、西安、成都都是在强省会战略下崛起的省会城市，这些城市的很多做法如出⼀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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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普遍的做法是扩展城市发展空间，如杭州并⼊萧⼭、余杭，合肥拆分巢湖并把巢湖市的⼀部分并⼊合肥，西安代管西咸新区，成都代管简阳，⼀时间调整⾏政区划成为潮流。
王开泳认为，⾏政区划不能作为城市做⼤做强的⼿段，⽽是作为必要时候区域整合的⽀撑，国务院是否批准⾏政区划调整也是因地制宜考虑。
另⼀个普遍做法是培育创新产业、出台⼈才落户新政等吸引创新资源实现集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陈耀则认为，省会城市是衡量⼀个省区强弱的⾸要要素，因为⾏政级别差异，省会的公共服务⽔平、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资源对于吸收外来资本和⾼素质⼈⼒资源具备天然优势。
相⽐这些城市，南京和济南的步伐显然慢了。1⽉19⽇国务院批准莱芜并⼊济南的⾏政区划调整，济南才终于和南京迈⼊强省会发展时代。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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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城市到城市圈
也有⼈质疑中⼼城市做⼤做强战略，认为⼤城市的集聚效应会掠夺区域内的资源和机会，北京的虹吸效应就曾被形象地⽐喻成“⼤树底下不长草”。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中⼼城市在集聚到⼀定规模之后会产⽣辐射效应，虽然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具有阶段性，但是过程是双向的，集聚的过程中有辐射，辐射的过程中也有集聚。以成都为例，成都与周边的资阳、眉⼭、德阳的同城化发展就是集聚与辐射作⽤并存。
这⼀拨中⼼城市做⼤做强过程中显然注意到了集聚与辐射的平衡问题，⾸位度经常与“龙头带动作⽤”“辐射作⽤”“核⼼增长极”⼀同出现在地⽅政府的⼯作报告之中。
事实上，去年，11⽉29⽇，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未来中国将建⽴以中⼼城市引领城市发展、城市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
中国的区域发展已经迎来了都市圈时代，都市圈是城市的核⼼，介于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空间形态，这是中⼼城市引领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
根据清华⼤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的数据显⽰，⽬前全国37个主要都市圈的⼈⼝规模约占总⼈⼝的
58%，经济规模约占经济总量的77%。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开泳认为，长期以来，济南都市圈在区域整合和协作上做得很不够，因为交通不便，济南与泰安、德州、淄博的联系和互动性不够，各⾃为政。整合莱芜之后，⼭东省可以形成两个增长极带动全省发展，如果济南的⾸位度低，鲁中和鲁南地区就缺少中⼼城市的辐射极的带动。
南京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也已经完成，⽇前，南京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南京东部地区发展，并将加快南京东部地区发展，作为加快宁镇（南京—镇江）⼀体化，加快做⼤做强城市平台的重要⼀环。由此可见，南京意图扭转以往向西对安徽的辐射，增强向东对江苏省内城市的辐射影响⼒。
当中⼼城市发⽣向城市圈发展演变之后，如何来评价中⼼城市？⾸位度显然是不准确的。陈耀认为，⼈⼝或者经济规模都是不够的，应该形成⼀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可以参照国家中⼼城市的指标体系来，只是程度上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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