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位•经典文艺评论
O王萌
2015诺贝尔物理学奖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华文女性家族小说创作是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展至今经历了萌芽初创时期、起步发展时期、变异分流时期和整合繁荣时期四个历史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华文女性家族小说创作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形态和风貌，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则贯穿了整个华文女性家族小说的创作历史。 【关键词】华文女作家；家族小说；历史流变；主体意识
华文女性家族小说是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传统男权话语的挑战和颠覆，对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传承和拓展，对于华文小说创作的丰富和繁荣，都有不可小觑的贡献。纵观华文女性家族小说的创作发展，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萌芽初创时期（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起步发展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期）、变异分流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和整合繁荣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
一、萌芽初创时期
唱游课华文女性叙事文学源于弹词小说。女性从17世纪中叶开始涉足弹词小说创作，至20世纪初期，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支人数可观的作家队伍，如陶贞怀、陈端生、梁德绳、侯芝、邱心如、程蕙英、秋瑾、姜映清等人。
拉姆齐定价在女性弹词小说中，反响最大的是家族叙事作品，如《玉钏缘》（佚名母女）、《天雨花》（陶贞怀）、《再生缘》（陈端生）、《榴花梦》（李桂玉）、《笔生花》（邱心如）等。它们都是在家族恩怨、政治斗争和家庭琐事中，书写女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其女性成长叙事模式对现代女性文学影响深远。
相对弹词小说的繁盛，小说则备受女性的冷落，直至晚清，仅有满族女词人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一部小说问世。该书刊印于光绪三年（1877年），是《红楼梦》续书中的一种。小说以贾府重振为主线，细腻地描绘了豪门巨族女性日常生活的图景。
二、起步发展时期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女性创作的家族小说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不但出现时间晚于同时期男作家的，而且数量也远远少于男性作家。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仅有丁玲的《母亲》、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苏青的《结婚十年》、苏雪林的《棘心》、庐隐的《女人的心》、杨刚的《挑战》、辜颜碧霞的《流》、凌淑华的《有福气的人》、梅娘
的《蟹》等少量作品。这种具有明显性别差异的创作情形，与“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格局和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传统家族伦理体系有很大的关系。
“家国同构”是中国宗法社会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在家族内部父权如同君权一
【作者简介】王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女性文学。6
般，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并通过血缘关系而代代相传。对于男性来说，作为家族的继承者，无论家族地位还是社会关系，都是相对稳定的；而女性则被社会和家族双重边缘化。因此，女性对家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一般都不如男性那么强烈。所以，当封建家族制度已然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巨大的绊脚石时，男性先觉者也比女性先觉者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⑴。既然“中国一切的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⑵，那么男性先觉者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就必然选择去抨击和颠覆旧的家族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家族边缘者的身份注定了女性先觉者对家族的总体观照不如男性先觉者，热情度也不如男性先觉者。
虽然女性并不热衷于家族小说的创作，但为数不多的作品大体上都颇具艺术水准，尤其是《母亲》《呼兰河传》和《金锁记》三部堪称经典之作。
《母亲》以曼贞的成长史为主线，用简洁质朴的语言揭示了她从深闺少妇到新女性的艰难历程。小说明显受到《红楼梦》日常生活叙事的影响，细腻地展现了闺阁中女性的生活琐事和日常消遣。此外，小说还用大量笔墨，描绘出一幅具有浓郁湘北风情的民俗画卷。氢气
与《母亲》的白描手法不同，《金锁记》犹如浓墨重彩的油画，在苍凉的底上，张爱玲用凄艳的笔调叙述了七巧的人生悲剧：从一个野性泼辣的健康少女，最终畸变为因欲望而沉沦的狠毒妇人O小说在借鉴西方意识流和电影蒙太奇技法的同时，也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红楼梦》的影响。
而《呼兰河传》则是以女主人公的怀乡情绪作为结构线索，以散文化的语言把女主人公童年记忆中零零碎碎的人、事和物贯串为一个整体，流露出荒凉世界中女主人公内心深处无尽的寂寞。这一情绪模式在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颇为常见，不过运用于华文长篇小说却自萧红始。
上述三部叙事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分别代表了三种女性家族小说的书写模式，对其后的华文女性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母亲》和《呼兰河传》对大陆新时期女性小说影响颇深，《金锁记》则成为台湾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女性小说的重要摹本。
三、变异分流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文艺环境，女性创作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发生了分流与变
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创作格局，女性家族小说自然也不例外o就中国大陆文坛而言，女性家族小说创作较少，张爱玲的《小艾》是其典型之作，主要描写小艾及其家人在新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境遇。
其间，华文女性家族小说创作的重镇从大陆转移到台湾，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的《梦回青河》《傅家的儿女们》、谢霜天的《梅村心曲》、季季的《拾玉镯》、萧丽红的《桂花巷》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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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金铃子》和《梦回青河》都是以抗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悲剧命运。而《傅家的儿女们》主要讲述了傅振宇及其六个儿女们的人生历程，凸显了“无根一代”的迷惘以及“觉醒一代”的成长。《梅村心曲》则是以客家女子林素梅艰辛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展现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台湾乡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客家的风俗人情。
四、整合繁荣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各区域文学对话与沟通的日益加深，华文女性家族小说的创作从分流逐渐走向整合，至90年代以来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形成大陆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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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两大创作中心。在海外地区的华文女性创作中，新移民文学也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崛起，成为华文文坛令人瞩目的创作现象。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的华文女性文学也有了较大发展。
在华文女性家族小说的创作中，对母亲谱系的追溯和清理，开始成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表明女性已经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在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与权力后，女性更积极地反思和追问自己丧失这些权力的历史过程和根源所在。女性拒绝继续充当历史中失语者的角，将自己从被遮蔽的历史中恢复其本来面目，这就必然要形成一套全新的女性历史书写和言说方式，去发掘和审视女性的历史，同时又以自己的发掘和审视去颠覆男性的历史书写，从而成为另一种对历史的观照和解读。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颇多，诸如大陆铁凝的《玫瑰门》、张洁的《无字》、蒋韵的《栋树的囚徒》、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徐小斌的《羽蛇》、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台湾廖辉英的《油麻菜籽》、陈牌的《泥河》、钟文音的《在河左岸》、陈玉慧的《海神家族》，旅英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马来西亚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等等。
同时，华文女性家族小说也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文化和政治的书写空间，在被男性忽视甚至无视的历史空白点，寻落笔之处，运用别具一格的叙事策略，呈现出女性反思和重构历史的独特角度。美籍华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台湾三部曲”之《风前尘埃》《三世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大陆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天香》，铁凝的《笨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叶广苓《采桑子》，加拿大张翎的《金山》，台湾李昂的《鸳
鸯春膳》等，均颇具代表性。
长安镭蒙当然，无论华文女性家族小说侧重何种主题和叙事，一般在故事层面都涉及诸多方面的伦理诉求，从而构成海峡两岸女性家族小说伦理意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华文女性家族小说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也是女性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历史见证。今后，华文女作家必须以更为开阔的创作视野，勇于尝试和开拓新的题材与叙事方式，才能使家族小说创作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歩考丈献】
[1]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J].上
海：新青年,1917(02).
[2]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
原因[J].北京：新青年,1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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